1945年7月，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前夕，黄炎培先生曾访问延安，与**领袖**之间有过一番著名的“窑洞对”。当时，黄炎培谈到了“历史周期律”这个话题：

    “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团体都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

    在这里，黄炎培确实提出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在中国皇权社会里，既有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到“康雍乾盛世”的太平盛世，又有作为其对照的“白骨暴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乱世。对此，许多人也朦朦胧胧地意识到了，所以才大谈“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王者出”。

    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以二三百年为一轮周而复始：先是王朝初期的“休养生息”，励精图治，出现盛世的空前繁荣；接着是骄奢淫逸、贪污**，大批小农破产、流亡，伴随着某种外患；最后，原子弹大爆炸，农民大起义爆发了，在横扫贪官污吏的同时，将几十年、几百年积累的文明成果毁于一旦；等到农民战争过去后，新的王朝建立了，皇权国家又在废墟上重建。

    几千年来，中国历史陷入了这样一种“以暴易暴”的恶性循环之中。每一次王朝更迭，都是把前朝的历史重新复制一遍，“换汤不换药”：张家王朝衰落了，又有一个李家王朝取而代之，但李家王朝并不能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很快就走上了张家王朝的老路，先是兴起，接着是繁荣，然后是衰落，再到灭亡，反反复复。在这种乱象纷呈的历史背后，历史周期律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起作用，在无形中支配着中国历史。

    古往今来，中国人走的是“循环往复”的同一条路，犹如一股水流长久地迂回在同一条河道里。其实，生活在秦始皇统治下的“黔首”与生活在二行余年后大清朝统治下的黎民百姓，除了在服饰、装束、用度上有一些差异之外，其生活的实质又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呢？

    其实，黄炎培先生之所以要提出“历史周期律”，更多的是对“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索和渴望！

    皇权国家带来社会灾难

    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王朝一直是一个“皇权国家”，**皇帝掌握着无限的权力，支配着社会的一切方面，支配着社会的全部资源、信息和财富，支配着农、工、商业和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支配着所有人的荣辱得失（甚至生死）。在皇权时代，天下臣民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帝王的支配，都得（直接或者间接地）围着皇帝运转。总之，中国古代是一个典型的“皇权社会”。

    那么，这种皇权社会有没有优越性呢？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要想统一天下，构建一个拥有广阔的版图和众多民族、人口的统一国家，就必须依托于皇权，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但是，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这种高度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这种权力过于集中的皇权体制本身，就决定了它不可避免地造成深刻的社会危机，以致走向社会矛盾大爆发，引发社会大动乱！

    无限的权力，无限的灾难

    在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里，**帝王可以左右一切，皇帝的权力扩张到了吓人的高度。

    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

    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古代的皇权国家里，没有任何一种机构或力量可以制约最高皇权，**帝王被置于不受任何约束的位置，拥有绝对的权威，可以独裁、专断，一个人说了算。正因为**帝王掌握着国家最高权力，又不受制约，他们一个念头、一个怪诞的想法，就可以决定整个国家、全体人民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决定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方向和命运。

    在皇权时代，“全国一个脑袋”，全体中国人的命运就取决于皇帝一个人的喜怒好恶，国家的命运和历史的进程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因为**帝王拥有无限的权力，而国家的人力、财力、物力又高度集中到皇帝的手中，所以这种至高无上的皇权威力惊人：既可以用来做好事，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福祉，也可以用来做坏事，给全社会造成灾难。

    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几位“明君”，他们运用手中的皇权，在发展社会生产、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最终受益者主要是统治阶级）。不过，在皇位世袭的“家天下”下，这种有作为的“好皇帝”实在是风毛麟角，像晋惠帝司马遹那样的“痴呆皇帝”倒是大有人在。

    更为普遍的是，许多皇帝运用手中的巨大权力，玩弄天下人于股掌，驱人民如仆婢，给整个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例如，秦始皇统一全国后，调动大量人力、物力，为自己修筑宫殿、陵墓。据史书记就，仅骊山陵便修了36年，陵内建有宫殿、楼阁、朝房，穹顶以珍珠嵌成日月星辰，下面用水银造成江河大海。这项工程耗费了无数人力、物力，光民夫就征调了75万人。秦始皇在位时，不爱惜民力，无限度地征发人民服劳役，致使“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就是因为秦始皇手中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不受约束，可以为所欲为。

    隋朝的杨坚、杨广父子也很典型。在中国历史上，隋文帝杨坚是一位以倡导节俭而闻名的皇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儿子隋炀帝杨广却是历史上出了名的奢侈皇帝。隋文帝一生节俭，临死前积累了大量财富，正好为杨广提供了挥霍的资本。隋炀帝一上台，就命宇文恺营建东都洛阳，每月役使男丁200万人。由于时间紧、工程急，许多丁夫被活活累死。为了修宫殿，要从江西运来特大木村，运一根木柱就要使用2000人，耗费几十万个工。一根木柱如此，整个工程耗费的人力、物力也就可想而知了。此外，隋炀帝还修长城、开凿大运河、修驰道、三征高丽，等等，无止境的徭役、兵役和赋税，使老百姓“死于役而家伤于财”。

    马克思有一句名言：“对小农民来说，只要死一头母牛，就不能按原来的规模重新开始他的再生产”。在中国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小农经济又非常脆弱，最经不起折腾，被秦始皇、隋炀帝们征发来的人，主要是农村的男丁，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在皇权国家的逼迫下，他们却被迫去服繁重的徭役、兵役，这势必会对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的影响。最后，广大人民实在是忍无可忍，被迫起来反抗，推翻腐朽的**王朝。

    当然，**帝王也是人，不是神，他们不可能不犯错误，问题的关键是：为什么一个人（指皇帝）犯了错误，千百万人民就得跟着倒霉，竟然导致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灾难？为什么全国上下没有一点办法来阻止这种错误（或罪恶）的发展？这是皇权国家的 一个致命缺陷！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种种原因，一些皇帝大权旁落，导致母后、外戚、宦官操纵朝政。但是，这只是一种变态的皇权**，并不能改变皇权**制度的本质，而且这种变态的皇权**往往更加腐朽、丑恶。因为这些母后、外戚、宦官个人才能有限，又没有什么文韬武略，充其量不过是在宫廷政治中有“两下子”。他们之所以能够专权，是因为他们接近**帝王，可以通过种种手段控制皇帝，从而窃取皇权，把持朝政。

    在本质上，他们是**帝王的附属物，是攀附于皇帝这棵大树上的青藤，根本无法自立，只能依附于**帝王。表面上，他们“挟天子以令诸侯”，似乎威风不可一世，但他们的权力基础却很脆弱，地位很不稳固，所以他们一旦当政，往往抱着一种“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拼命地争权夺利，比那些**帝王还要疯狂和贪婪。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母后、外戚、宦官主要是生活在宫廷里，活动范围狭小，对整个社会知之甚少，很容易束缚他们的眼界，更谈不上高瞻远瞩，驾驭全局；如果让这样的人掌握最高权力，左右政局，往往比**帝王亲自掌权还要荒唐、可怕，可能给全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

    残酷的“皇权竞技场”

    在皇权社会里，一般来说，能够参与宫廷政治，在激烈的皇权斗争中“插一脚”的人，大都是统治集团的高层人物，主要是皇族内部的成员。在这里，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之间、叔侄之间，什么“孝慈悌友”之类的谎言早就被刀光剑影所代替，即使在汉、晋、隋、唐、元、明、清这些“大一统”的王朝里，也是屡见不鲜。这不，西汉的“七国之乱”、西晋的“八王之乱”、明朝的“靖难之役”、清朝的“三藩之乱”，都是震撼全国的重大事变；就连著名的“太平天子”——清圣祖康熙，面对羽翼已丰、对皇位虎视眈眈的众皇子，也是心力交瘁，痛苦不堪，有好几次竟然想自杀！

    在皇权时代的“权力竞技场”上，真正讲究的是刀枪和手腕。为了争夺最高皇权，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统治者们可以不择手段，以至于我们今天都觉得不可思议。俗话说：“虎毒不食子！”王莽总共有4个儿子，1个早死，其他3个都被他处死。南朝的第一个小朝廷——刘宋，宋文帝刘义隆死在自己的亲生儿子刘邵之手。刘邵刚上台，弟弟刘骏就以“讨逆”为名，起兵攻杀刘邵，是为孝武帝。孝武帝刘骏的心肠更狠毒，先杀了叔父南郡王刘义宣，又杀了弟弟竞陵王刘诞、海陵王刘休茂等人，只有湘东王刘彧因为平庸幸免。不过，“恶有恶报”，刘骏总共生了28个儿子，被宋明帝刘彧杀了16个，被后废帝刘昱杀了12个，一个也没能善终。在炙手可热的皇权面前，皇家父子叔侄兄弟相残，谁也不肯退让一步！

    问题的关键是，每一次争夺最高皇权所造成的动乱往往给人民和社会带来深重的灾难。例如，汉景帝时，“七国之乱”的战火蔓延大半个中国。当时，吴王刘濞62岁，他的小儿子14岁，于是他就下了一道命令：吴国14～62岁的男子都要当兵，一下子征发了20多万人，后来有一半死在战场上，一半被汉朝军队擒杀。在西晋“八王之乱”中，司马氏诸王争相展开“杀人比赛”：第一名，是赵王司马伦，“自兵兴六十余日，战所杀害近十万人”；第二名，是长沙王司马义，多次击败成都王司马颖，“斩获六七万人”；第三名，是东海王司马越，“大掠长安，杀二万余人”。据统计，在“八王之乱”的16年间，直接死于战祸的人就在20万人以上。至于受战争影响，民众因流离失所、饥饿而死的，更是数不胜数。更可怕的是，这场司马氏家族内部的争斗，直接导致西晋王朝垮台，此后300年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战乱状态，各族人民陷入了苦难的深渊。

    在皇权国家里，这种争夺皇权的斗争，除了发生在皇族内部，也表现在君臣之间。其实，在皇权时代，大臣威名赫赫，功高震主，从来就是一种危险的信号；最后，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也有许多是大动干戈，给社会带来无穷的灾祸。例如，明太祖朱元璋猜忌功臣，掀起“胡蓝党狱”，被他杀害的有十几万人，几乎将所有的“开国功臣”一网打尽！

    无法根除的吏治**

    在皇权国家里，吏治**可以说是一个难以医治的“痼疾”，大小官吏大肆收受贿赂，贪污**成风。对这种贪污**之风，人们莫不切齿痛恨。在《水浒传》里，施耐庵描写了一个梁山泊108位好汉起义造反、替天行道的故事。可是，他们虽然以轰轰烈烈开始，却以凄凄惨惨结束。究其原因，归根到底是他们的“斗争目标”有问题：以宋江为首的梁山好汉们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而在皇权社会里，“天”就是皇帝，所谓“替天行道”，就是替皇帝推行正道；在反抗贪官污吏的同时，他们不敢反对皇帝，更不敢反对罪恶的皇权**体制，还时刻盼望着皇帝派人来招安。所以，在皇权**体制下，梁山好汉们的结局只能是悲剧，这既是社会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在中国古代，贪官污吏之所以“多如牛毛”，是社会**的结果，而**的总根源又是皇权国家体制（皇帝是它的最高形式）。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算今天杀了1000个贪官，搞不好明天又会冒出10000个新贪官来。而且，在皇权社会里，**帝王总是“至圣至明”的，天下臣民只有俯伏恭顺，怎么能去“替天行道”？无论你怎么解释，那都是“大不敬”，是对**帝王权威的一种藐视和亵渎。

    这不，对于梁山好汉们，北宋政府先是派兵围剿；围剿失败了，又动用“软刀子”——招安；等你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之后，就可以随便找一个借口，给你加上几条罪名，或监禁，或杀头，关键就看皇帝高不高兴了。

    纵观中国历史，不但“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们不能解决贪污**的社会弊病，就是“天”——皇帝亲自站出来“躬行天道”，运用手中的皇权来惩治贪官污吏，也无法扑灭贪污**的邪恶烈火。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出了名的“杀头皇帝”，他采用严刑峻法治国，杀起贪官来就像割稻草似地，毫不手软。据《明史》记载：“太祖开国之初，惩元季贪冒，重绳赃吏。揭诸司犯法者于申明享，以示戒。”朱元璋一坐上龙椅，就在《大明律》里明确规定：只要官员贪污，就立即撤职，永不录用；凡收受贿赂、贪赃枉法者，超过80贯的绞死；贪污白银60两以上的，除了抄家之外，还要剥皮示众，真让人毛骨悚然！

    此外，朱元璋还在《大诰三篇》里“史无前例”地规定：老百姓可以到京师控告贪官污吏，还可以直接把贪官污吏扭送到京师，听候朝廷处理。看来，朱元璋毕竟是出身农民起义军，在惩治贪官污吏上的确“有一手”！

    在实践中，朱元璋也是经常大开杀戒，一件案子就可以牵连、诛杀好几万人。例如，洪武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和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就牵连到八万多人，主要是大小官吏和豪强地主。

    可是，尽管朱元璋用严刑峻法来惩治贪官污吏，甚至不惜兴起大狱来震慑官吏们，但仍未遏制住贪污**之风，贪官污吏们就像飞蛾扑火似地“前赴后继”，杀了一批，又冒出来一批，最后连朱元璋也感慨万千：

    “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

    朱元璋死后，明朝的皇帝是一代不如一代，惩治贪官污吏的法令也逐渐成为“一纸空文”，往往是重罪轻判，甚至“天恩特赦”。例如，宣德四年（1429年），御史沈润接受贿赂，纵容地方贪官枉法逼死人命，按照《大明律》应该绞死，宣宗却“特命谪戍”，流放他到边疆了事。

    在前面，我们提到，朱元璋曾在法律里明文规定：老百姓可以把地方上的贪官污吏直接扭送京师。尽管中国的老百姓胆子小，没有多少人真敢这么做，但官吏们毕竟有所畏惧，不敢公然贪赃枉法。等朱元璋死后，别说扭送贪官污吏，就是老百姓告官——无论官员有没有罪行，都属于犯上作乱的“刁民”，照样要判死罪，或者流放、充军。

    总之，在**帝王的庇护下，官官相护，组成了一个依据权力大小来贪污受贿的**集团，这个集团的“总后台”就是皇帝。

    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在位时，加征“三饷”，残酷压榨人民，激起农民大起义。在饿殍遍野、军队严重缺饷之际，崇祯帝仍然大肆搜刮民财，把搜刮来的金钱纳入私囊，表面上却接连颁布“罪己诏”，信誓旦旦地表示：国库已空，自己一贫如洗。最后，等李自成杀进北京，打开皇宫内库时，惊讶地发现：金银珠宝、丝绢布帛堆积如山，多得无法计算。看来，朱由检真是一个“守财奴”，宁可吊死在煤山，也不愿意动用自己的“小金库”！

    试想一下，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的“要钱不要命”的人坐在龙椅上，下面的官儿们还能不贪污受贿？当然，在皇权国家里，**帝王有时也会大发“善心”，装模作样地杀几个民愤太大的贪官，那也只是“九牛拔一毛”而已，于大局何补？于社会何益？

    大清王朝是中国最后一个**王朝，也是中国最腐朽的王朝，吏治极其**。可是，自从八旗兵入关后，历代皇帝都摆出一副“为民做主”的架势，严厉打击贪污**，提倡廉洁奉公。例如，康熙就曾明确规定：“凡别项人犯尚可宽恕，贪官之罪断不可宽。”雍正更是一个著名的“抄家皇帝”，杀起大臣来连眼皮子都不眨一下，自然不会对那些贪官污吏手软。

    到了乾隆时，清朝已经立国一百多年，江山已经坐稳了，官僚们骄奢淫逸，需要大量的金钱，尽管皇帝开恩，给他们专门设置了“养廉银”，但那么一丁点银子怎么能满足他们的贪欲，所以**之风越演越烈。

    乾隆皇帝发觉后，采用铁腕手段，坚决打击贪污**。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官员勾搭连环，集体私分“赈灾款”，没有一个官员是干净的，更没有人举报。案发后，乾隆气得直发抖：“官官相护之风，至于举朝皆然！”于是，他下令严惩不贷：陕甘总督勒尔谨自尽，甘肃布政使王廷赞绞死，原甘肃布政使王亶望、兰州知府蒋全迪斩首示众，总共处死47名官员，被革职下狱的官员多达82人，惟一幸免的只有按察使福宁，因为他首先坦白交待，并积极检举揭发，才得到宽大处理：“从宽留任，八年无过，方准开复。”

    诸如此类的贪污大案，乾隆在处理时毫不手软。不管他是封疆大吏，还是皇亲国戚，一旦犯了事，乾隆也毫不留情，动辄撤职、充军、砍头，以期吏治清明，江山永不变色！

    可是，事与愿违，乾隆严惩贪污非但没能刹住这股**之风，反而使贪污贿赂之火越烧越旺。最可恨的是，某些官员一边在追赃，一边又在贪赃，甚至把已经追回的赃款私吞，赃上加赃。例如，甘肃集体贪污案事发后，在奉旨追查贪官王亶望的家产时，登记册上明明写着：查抄黄金4748两，等上报内务府时只剩下金叶子9两3钱；最后，等赃款解交内务府时，这些金叶子也不翼而飞，真是“旷古罕见”！

    所以，乾隆是越惩治贪污而贪污之风越盛，越倡廉而吏治越**。最后，连乾隆也长叹一声：

    “朕御极五十余年，未尝不时时以整饬官方为务，而贪纵骩法，……接踵败露，此皆朕水懦民玩、用人不当，未尝不引以自愧。”

    令人不解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贪污犯——和珅就一直受到乾隆的宠幸，位极人臣，权倾朝野。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乾隆还几次派和珅去查办贪污案，以大贪官治小贪官，岂不是“让人笑掉大牙”！

    其实，在皇权社会里，贪污**的总根子是皇帝。这不，乾隆本人就是“天字第一号”的贪污犯，只不过他是皇帝，没人敢揭发他罢了。

    在中国皇权社会里，**帝王就是活得滋润，比其他国家的君主都过得舒服，而且谁也不敢提出异议，因为他们至高无上，谁提出异议就是“大不敬”，目无圣上。特别是，乾隆又是一个很会享受的皇帝，他一方面大张旗鼓整治贪官污吏，奖励清官，另一方面又大肆挥霍，挥金如土。“上行则下效”，既然乾隆带头奢侈、**，宠臣和珅又在一旁“推波助澜”，官吏们自然变着法儿贪赃受贿，“廉政”又从何说起？

    例如，乾隆六下江南，沿途花费了无数金银，竟把一座充盈的国库弄得“空空如也”，既给贪官污吏们壮了胆，也给他们公开贪污受贿，甚至变相抢劫，提供了大好机会。对此，国学大师章太炎曾指出：

    “玄烨、弘历数次南巡，强勒报效，数若恒沙，己居尧、舜、周公之美名，而使佞幸小人间接以行其聚敛。”

    皇帝既然要南巡，沿途的官吏们就打出“恭迎圣驾”的旗号，乘机大肆贪污、勒索，就像狐狸骑在老虎的背上，伸手向小动物们讨东西一样，谁敢反抗？而且，老虎也不会责备狐狸贪婪，因为狐狸打的正是替老虎觅食的幌子！这样一来，吏治怎么能不**？其实，在皇权**体制下，“廉政”云云，只不过是一块画着羊头的招牌，卖的都是贪污、贿赂的狗肉！

    明太祖、乾隆皇帝，都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对贪官毫不手软的皇帝，他们尚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贪污贿赂问题，其他平庸、腐化的皇帝也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贪污贿赂是皇权**制度的必然产物。在皇权社会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绝对不能根治贪污**的社会弊病的。只有从根本上打倒皇权**制度，建立民主制度，才可能从根本上澄清吏治，遏制大小官吏的贪污**。

    周期性的社会大动荡

    在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社会动乱数不胜数。其中，震撼全国，造成一代王朝衰亡和社会天翻地覆的大动荡，短者几十年，长者二三百年，就要发生一次。

    大体上，这种社会大动荡可以分为三种类型：（1）农民起义；（2）封建混战；（3）汉族和少数民族的战争。在历史实践中，这三种情况往往互相影响，彼此交织。例如，在东汉末年、唐朝末年的农民起义之后，是几十年的军阀混战；特别是，西晋末年的“八王之乱”引来几百年的分裂割据和南北对垒。其中，对中国历史影响最大，尤其是对于皇权国家权力系统具有摧毁性力量的，是农民大起义。

    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谋士徐乐曾上书汉武帝，指出：“天下之患，在于土崩，不在瓦解。”所谓“土崩”，是指民变或农民暴动；“瓦解”，是指诸侯、军阀们起来造反。从皇权国家的角度出发，徐乐认为：“土崩”的威胁最大！在这个问题上，徐乐的确很有眼光，但是，在皇权时代，没有一个**王朝能够真正实现长治久安，最终避免“土崩”之势的出现。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突发性和群发性。秦朝末年，陈胜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八方响应：“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杀之以应陈涉”。一个月内，起兵响应的就有陵人秦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