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秦朝以来，中国封建社会就一直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体制。在这种“大一统”的体制下，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包括诸侯对天子的制约，以及天子对诸侯的制约）逐步丧失，皇权逐渐演变为一只无所不在、可以为所欲为的“超级怪兽”。

    形式，是实质的保证。在秦朝统一天下后，丞相王绾曾建议分封诸侯王，把几位皇子派去镇抚偏远的燕、齐、楚等国，群臣都认为王绾的话有道理，只有廷尉李斯主张实行郡县制。结果，秦始皇拒绝了大多数人的建议，采纳了李斯的意见。于是，从秦始皇开始，中国封建社会就结束了分封制，政治权力归于一统，中央政府的权力直接延伸到社会基层，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不得不为维持这一庞大的国家机器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随着中央集权的皇权国家的建立，不但政治、经济的权力都收归中央，就连话语权也归于一统。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这种皇权**制度终于发展到了极端：皇帝随便说一句话，就是“金口御言”，顶臣下的一万句，他一个人垄断了话语权，芸芸众生只能“万马齐喑”，在他面前唯唯诺诺。所以，在皇权社会里，只有皇帝一个人是“自由”的，他可以蹦蹦跳跳，大展淫威。

    从此，全国臣民都听命于皇帝，只听他一个“脑袋”指挥，中国文人的作用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由原来的“士大夫”向诸侯王献计献策（这是一种近似于平等的关系），改为士大夫阿谀皇帝（这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士大夫要想向皇帝提个建议，还得先看一看皇帝的脸色，看他高不高兴；如果不高兴的话，就可能掉脑袋。在中国历史上，也就多了一块“忠孝节义”的牌坊，而缺少了一座“理性”的丰碑，士大夫们逐渐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不会独立思考问题，因为在皇权国家体制下，有皇帝一个人在思考，其他人也就没有必要再独立思考了。于是，在皇权社会里，中国人也逐渐变得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丧失了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

    士大夫的“工具化”：“儒狗”叔孙通

    叔孙通（？～约公元前194年），鲁地薛（今山东枣庄）人，秦末汉初的儒生。此人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家”，喜欢见风使舵，左右逢源，先后换了十几个主子（这一点，就连五代时的冯道恐怕都“自愧不如”），最后才跟定汉高祖刘邦。

    在这里，我们之所以称叔孙通为“儒狗”，是因为他有狗一样的嗅觉，活像一条“哈巴狗”，对主人阿谀顺从，谄媚讨好，而且他的身上还有一种“特异功能”——能够随时体察主人需要什么，也知道自己该怎样做，所以他能经常讨得主子的欢心。

    起初，他是在秦二世胡亥的手下做“待诏博士”（即候补博士）。当时，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关东各地纷纷响应。可是，秦二世偏偏不相信，因为他只喜欢听“天下太平”之类的吉利话。

    这一天，胡亥召开“御前会议”，讨论是否发兵讨伐陈胜吴广领导的起义军。叔孙通知道胡亥的“脾气”，便抢先奏道：“先皇在世时，早就拆毁城墙，销毁了天下的兵器。现在，上有明主，下有严明的法令，国家太平无事，谁会起来造反？陈胜这些人只不过是几个偷鸡摸狗的‘盗贼’而已，地方官已经在积极追捕，请陛下不必担心！”

    胡亥听后，满心欢喜，直夸叔孙通讲得好，又问其他博士的意见。有的博士机灵，也说陈胜是“盗贼”；有的比较老实，则说是“造反”。结果，说“造反”的都被秦二世治罪，因为说“造反”就等于说天下大乱，这简直是在往皇帝的脸上“抹黑”；至于带头说“盗贼”的叔孙通，则成了“有功之臣”，胡亥赏给他帛20匹、锦衣1袭，还将他正式提升为“博士”。在这里，叔孙通简直是一个典型的“谄谀之辈”！

    后来，他去投奔刘邦时，穿的是儒生衣服。可是，刘邦素来不喜欢儒生，所以对他就没有什么好感。叔孙通活像一条“变色龙”，具有超人的反应能力，所以，他马上改穿小袄，刘邦见了，当然是“眉开眼笑”！

    最让刘邦开心的是，叔孙通为他制定礼仪，让他尝到了“天子”的快乐！原来，汉高祖打下天下之后，那些功臣都仗着自己是“有功之臣”，当面跟刘邦“称兄论弟”，没大没小。刘邦见了，很不痛快，觉得自己不像是一个“皇帝”，为此他头痛不已。

    这时，叔孙通就来了一个“雪中送炭”，为他制定了一套礼仪。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在长乐宫举行大朝会，第一次实行叔孙通制定的礼仪，大获成功。当时，群臣哗啦啦跪下一大片，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然后，刘邦说了一句：“众爱卿平身！”这真是一种痛快淋漓的“政治游戏”！刘邦在马背上打了大半辈子，什么阵势没见过，就是从来没有品尝过这种让他陶醉的感觉，所以，他脱口说了一句千古名言：“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在皇权**时代，权力（特别是至高无上的皇权）本来就很诱人。现在，叔孙通又在至高无上的皇权上面撒了一层“美味佐料”，使许多有“政治野心”的人更加垂涎三尺。为此，他们哪怕是冒着满门抄斩、诛灭九族的风险，也无怨无悔。

    这套礼仪，是以美化、神化帝王，同时剥夺群臣的人格与尊严为前提的。自从叔孙通为刘邦制定礼仪开始，对**帝王的崇拜就成为中国政治中的一个无法根治的“顽疾”。这种帝王崇拜，就像是“鸦片烟”一样，成为**君主和臣下的共同需要：皇帝需要利用它来巩固政权，坐稳宝座；群臣需要用它为皇帝抬轿子，以巩固自己的地位。经过二千多年的渗透、发展，这种帝王崇拜已经深入到许多人的骨髓里，而这种崇拜与世界文明的潮流却是“格格不入”！

    这不，连大史学家司马迁都对叔孙通非常崇拜：

    “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

    看来，司马迁非但没有看透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背后隐藏的“玄机”，及其对后世的恶劣影响，反而在《史记》里对他大肆吹捧，说他是“汉家儒宗”，是一位顺应时势的历史人物！其实，这位“汉家儒宗”也只不过是趴在刘邦脚下的一条“儒狗”而已。在中国历史上，叔孙通的最大功绩就是：除了自己带头做“狗”以外，还制定礼仪，让千千万万的人都做皇帝的“狗”！

    士大夫的“工具化”：“两面派”韩愈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号昌黎，河北昌黎人。在中国历史上，这位韩愈先生可了不得，他是唐代儒学和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其“文以载道”的主张影响巨大，所以又被尊称为“韩文公”，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让许多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位被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大家人品却不怎么样，喜欢在权力场上追名逐利。为此，他不惜翻云覆雨，阿谀权贵，把自己的“政治理想”践踏在脚下。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因为父亲和两位兄长死得早，他是由寡嫂抚养成人的。早年，韩愈的生活颇为艰苦，经常是“饥不得食，寒不得衣”，“无僦屋赁仆之资”。所以，在《答崔立之书》中，韩愈自称：

    “仆始年十六时，未知人事，读圣人之书，以为人之仕者，皆为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时，苦家贫，衣食不足，谋于所亲，然后知仕之不唯为人耳。乃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人多贵之。仆诚乐之，就求其术。”

    这段话非常重要，因为这里虽然说的是他早年的一段思想经历，却也反映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