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荣身之路。从此，统治者不仅为知识分子划定了学术的范围，更进一步指明了学术的目的：“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天下知识分子都被阉割了！所以，当唐太宗看到新科进士们鱼贯而入时，得意洋洋地发出了“天下英雄尽入吾毂中”的感慨！

    在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可以自由报名参加考试，根据考试成绩选拔人才。此举，不仅使得统治者选拔人才的范围扩大，也比以前的察举制、九品中正制公平。于是，就出现了“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犹不减千人”的盛况，甚至有士子累死在科场上也毫无怨言。当时有诗云：

    “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

    不过，在唐宋时，考试的科目比较多，内容也比较广泛，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发挥的余地还比较大。例如，唐朝的常科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医举等科。在常科中，明算科考《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海岛》、《孙子》等，道举科考《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医举科考《本草》、《脉经》、《素问》、《伤寒论》等。至于制科，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不求闻达科”、“高蹈丘园科”。在宋代，尽管曾对科举考试进行多次改革，科目、内容和方法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然是诗赋和经义并重，文体也是以比较自由的散文为主。所以，当时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主要被引导到文学方面，中国人的诗词、文章达到了一个高峰。

    4． 八股取士

    在中国历史上，阉割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最为锋利的“利器”莫过于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这一制度，可以说是吸收了秦代“焚书坑儒”、汉代“独尊儒术”、唐代“开科取士”的精髓，在阉割中国人的思想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据《明史》记载，明朝的科举制度是这样的：

    “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

    一方面，将科举考试的出题范围限制在“四书”、“五经”里，另一方面要求天下士子代圣人立言，采用古代圣贤的口吻和思想，不能越雷池一步，在文体上也必须采用八股文，按照一定的格式和字数答卷，丝毫没有自由发挥的余地。

    明清时期的科举制度，既苛酷、繁琐，又等级森严，集中体现了皇权**体制的全部精神。**帝王们之所以推行死板的“八股取士”，就是要将天下读书人囚禁在“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枷锁中，在文字狱的屠刀下瑟瑟发抖，奴化、禁锢他们的思想，使这些社会精英萎缩、沉沦，拜倒在**皇权的脚下，彻底丧失独立、自主精神。

    其实，对于“八股取士”的危害，许多有识之士早有指责。例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大声疾呼：“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在《校邠庐抗议》里，冯桂芬也指出：“明（太）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太）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心。”

    总之，**皇权竭力打造一种单一的思想体系，然后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整套人才选拔制度，把天下知识分子都纳入这一制度内，很少有人能够逃脱他们的魔爪！

    对于那些**被阉割的人，他们的出路是进宫当太监，为皇帝服务。至于思想被阉割的人，他们的出路在于做官，当臣子，辅佐皇帝治理天下，阉割其他的人。正如太监难以产生**的冲动，那些被阉割了思想的人又怎么会产生思想的冲动，迸发出思想的火花呢？

    在《管锥篇·昭公十八年·愚民说》里，钱钟书先生曾历数历代封建社会统治者推行的愚民政策。几千年来，正是这种思想上的阉割，使天下读书人丧失了活力，思想极大地萎缩，最终导致了全民的愚昧。经过长期的思想阉割，中国人的思想变得异常封闭，对皇权和权力场顶礼膜拜，如同行尸走肉，出现了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自由是创新的基础。**同志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在明朝前期，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当时，“三保太监”郑和带着永乐皇帝的圣旨，七次远航，先后到过中南半岛、南洋群岛、孟加拉、印度、伊朗、沙特阿拉伯，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莫桑比克。

    郑和下西洋非但比西方探索新航路早得多，其规模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哥伦布第一次远航时，整个船队只有3艘帆船、100余名水手，船上装的主要是生活用品；而郑和的船队非常庞大，仅第一次远航就“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装载了无数金银珠宝、绫罗绸缎。两相比较，真是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

    可是，这一历史壮举却遭到了思想已经被阉割的朝臣们的强烈反对，他们一致声讨郑和：

    “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万计，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

    所以，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国封建王朝最后一次跨出国门，向全世界展示它的财富、力量、勇气和智慧。从此以后，它便关起国门来，安心靠吃老本过日子了。在明清时期的五百余年里，中国皇权社会迅速走向腐朽、没落，失去了生机，无务阻挡西方殖民者用大炮来撞开国门，只能任其羞辱和欺凌！

    而西欧则不同，地理大发现以后，新兴的资产阶级如鱼得水，欣喜若狂，大力发展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在这个基础上，大批殖民者涌向海外，实行侵略、殖民，在亚洲、非洲、美洲、大洋洲大肆掠夺，无数黄金、白银源源不断被地运往欧洲，使原本落后、分散、贫穷的欧洲迅速崛起，古老的中华帝国则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火药、造纸术、印刷术和指南针传到欧洲，反倒使欧洲各国强大起来。特别是，他们利用中国的火药技术造出威力巨大的大炮、机枪，乘着战舰，飘洋过海，来到东方，对古老的中国进行一次又一次武装侵略。这时，西方的新兴资产阶级就像一个身强力壮又手执枪炮的年轻人，而经过思想的阉割，中国封建王朝已经变成一个身体虚弱、步履蹒跚的老头儿，手里只有原始的大刀、长矛，简直不堪一击，除了遭受侮辱、瓜分之外，还有能力反抗吗？

    可见，在皇权国家体制下，历代王朝推行“愚民政策”，对知识分子的思想进行一次又一次阉割，最终导致了整个民族的愚昧和中华文明发展的相对停滞落后。不过，对于那些“言必称三代”、迷信“祖宗之法”、梦想“传之万代”的帝王们，这种愚昧、停滞和落后又算得了什么？

    这既是中国皇权社会的悲哀，也是中国人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