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元前222年，秦王国出动大军，急攻辽东(辽宁省辽阳市)，生擒燕王国(首都襄平【辽宁省辽阳市】)国王(八任)姬喜(燕王国自前333年至前222年，共立国111年，至此灭亡)。
司马光曰：“燕王国太子姬丹，不能忍一时激忿，去冒犯如虎似狼的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思虑不周，谋略肤浅，使燕国第一任国君召公的祭祀，突然中断，这是一项大罪。竟然有人认为姬丹是一位贤才，未免过分。对一个国家领导人而言，主要的工作在于选拔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把政治行为纳入礼教范围，以仁爱之心待人民，以信义之心待邻邦，这样才能使官员都是人才，干部都可安分守己，人民都怀感激之情，邻邦也愿意亲善。到了这种时候，国家自然安如磐石，发出火光，碰它的一定粉碎，撞它的一定被烧得焦头烂额。虽然有强暴的敌人，也没有害怕的理由。姬丹不走这条路，反而以一万辆战车的国家，用小偷大盗手段，去为他一个人泄愤。结果失败身死，国家摧毁，难道没有悲痛？双膝跪地，匍伏而前，不是恭敬。对自己的承诺，全部履行，不是信义。送人金银财宝，不是恩惠。自砍头颅，自剖腹肚，不是勇敢。盖只顾眼前，不管它的后遗症，不过是芈胜之辈(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十二任王平王芈弃疾，因霸占儿子芈建的妻子，要杀芈建，芈建逃亡到郑国【首都新郑?河南省新郑县】，卷入郑国一场内斗，被郑国格杀。当时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芈胜，后来回到楚王国，要求复仇，得不到允许，发动政变，失败丧生。)荆轲只为了酬报姬丹豢养的一点私情，竟不顾他的七族家属，企图用一尺八寸的小小匕首，使燕王国强大、秦王国衰弱，岂不是愚蠢无比。所以扬雄评论他时，认为：‘要离不过是一个蜘蛛角色(要离，吴王国【首都吴城?江苏省苏州市】勇士，前514年，吴国王吴光派要离刺杀前王吴僚的儿子吴庆忌)，聂政不过一个壮士角色，荆轲不过一个刺客角色，都不能算是行义。’又说：‘荆轲，以君子的眼光看来，一个强盗而已！’确实如此。”
司马迁曰：“人们谈论荆轲，总提到燕王国太子姬丹‘天雨粟’、‘马生角’故事(传说，姬丹在秦王国充当人质时，要求回国，他的老友嬴政不准，宣称：“除非是乌鸦头白，马头生角。”姬丹仰天长叹，乌鸦竟然头白，马也长出角来)，太过夸张。又提到荆轲曾砍伤了嬴政，也不是事实。最初，公孙季功、董生，跟夏无且是好朋友，告诉我经过情形如此。自曹沫到荆轲，总共五个人(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他们行义，或完成、或失败，但他们的立场，光明磊落，不掩饰自己的志向，声誉永垂后世，却是真实事实。”
对荆轲的评价，司马光跟司马迁，恰恰相反。司马迁胸襟开朗，气吞八荒。司马光不过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乡村绅士，兢兢业业，谨谨慎慎，听见一个铁锅掉到地上的声音，都会吓一大跳，唯恐那是一颗使他这个士大夫阶层失去既得利益的核子弹。
时势到了纪元前3世纪的70年代，秦王国吞并六国的力量，已达到巅峰，六国灭亡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没有荆轲的一击，嬴政难道就饶了燕王国？如果一口咬定燕王国是因荆轲的一击才亡的，不是白痴，便是栽赃。至于说荆轲为了私情，竟然不顾他的家族，司马光更是在那里信口开河。一击而中，家族荣耀，一击不中，国都亡了，家族受苦受难的，又何只荆轲？而且，问题不在家族不家族，而在荆轲的行为。儒家系统一直在教导人：以家族的利益为标准，去计算什么事划得来，或什么事划不来。以致若干“君子”在大庭广众间都表演得非常忠心报国，可是一旦回家，就变了模样。
荆轲是为燕王国献身，他不为一己利益，他如果为一己利益，早就跟扬雄一样，关着门写《法言》去了。扬雄是1世纪10、20年代高级知识分子，在他眼目中，新王朝是一个叛逆集团。可是面对叛逆集团，他不但没有荆轲的勇气，挺身而起，反而为了保护他的家族，接受叛逆集团的官位。而就在叛逆集团的官位上，诋毁荆轲是一个强盗。自己没有道德勇气，反而讥讽有道德勇气的人，这种正人君子，布满官场，促使中国文化一天比一天堕落。
司马光用一个最恶毒的词汇形容荆轲，说姬丹“豢养”他，完全否定荆轲的人格，荆轲岂是金钱美女可以收买的？如果豢养的意义就是雇佣，司马光可是宋王朝赵姓皇家豢养的文化打手，扬雄可是新王朝王姓皇家豢养的帮凶了。荆轲代表中国社会“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情操，固然图报知遇之恩，同时也向燕王国效忠，在荒郊诀别时，荆轲高声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国家危机时，英雄豪杰们无可奈何的一次自杀性的拯救，人生艰难唯一死，而荆轲从容赴死。悲壮苍凉，千载之下，仍使人动容。竟有人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之前，心旷神怡地说他：“岂不是愚蠢无比！”看起来，聪明人太多，正是中国苦难之源。
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亡国前夕，即墨(山东省平度市)城主晋见国王田建说：“齐王国土地有数千华里，战士将近100万。现在，三晋(魏、赵、韩)的官员们，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阿邑(山东省东阿县)、甄邑(山东省鄄城县)之间的有好几百人。大王如果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叫他们收复故国疆土，即令临晋关(陕西省大荔县东)，也可以攻进去。鄢郢人士，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首都临淄城南的，也有好几百人，大王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使他们收复楚王国的故土，即令武关(陕西省商南县东南)，也可以攻进去。如果这样，齐王国的威望可以建立，秦王国可以消灭，岂仅只保持国家安全而已。”田建拒绝接受。
幸亏田建不采纳这位即墨城主的意见，否则徒使人民受到更大的苦难。知识分子谈论政治，往往跟赵括谈论军事一样，千难万难的千症万结，信口发飙，都易如反掌。秦王国倾全国之力，可用之于战场的，不过60万。即墨城主却要齐国王一下子交给三晋官员100万，一下子又交给故楚人士100万，好不热闹，不知道哪里来的200万？武装部队不由自己将领率领，却交给那些流亡之徒，天下从没有这种可能。而40余年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一旦投入战场，面对百战百胜的秦军，恐怕又要劳动对方活埋降卒。即令稍稍胜利，要想一口气打到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又是一份美丽的纸上作业。齐王国唯一的生路是支持它的邻邦抵抗强秦。事到如今，只剩下齐王国一个孤雏，即令玉皇大帝下凡，也无法挽救。40余年目光短浅，必须付出40余年目光短浅的代价。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大将王贲向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进发，突袭临淄。齐王**民，没有一人抵抗。秦军承诺给齐王田建500华里土地，田建遂投降(前359年至前221年，齐王国立国139年，到此灭亡)。
秦王国对亡国之君，当然不履行承诺，改把田建放逐到共邑(河南省辉县市)，软禁在松柏树林之中，衣食不继，终于饿死。齐王国人民曾为他作了一首悼歌，表示对他信任外籍人士的不满：“满耳松树的涛声／满目柏树林／饥饿的时候不能吃／口渴的时候不能饮／谁使田建落得如此结局／是不是那些／围绕着他的客卿大臣?”
司马光曰：“南北合纵和东西连横的大战略，虽然反复百端，但明显地可以看出，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最初，周王朝的君王，建立千万封国，使他们交通来往，相亲相爱，用宴会增进感情，用会盟加强团结。无他，只不过要他们同心合力，保卫国家。如果六国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秦王国即令再为强大，怎么能被它灭亡？三晋(魏、赵、韩)，是齐王国、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的屏障，齐王国、楚王国，又是三晋的根基，形势上互相依靠，表面跟实质不可划分。三晋攻齐楚，是自挖根基，齐楚攻三晋，是自己动手拆毁屏障，天下竟有用拆毁屏障的手段，去向强盗献媚，说：‘强盗爱我，不会攻我！’真是荒谬到了家。”
司马光这段评论中，赞扬苏秦的大战略：“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似乎是露了底。因司马光和孟轲二位大亨，一向只谈仁义，不谈利益的，而今司马光也不得不把国家利益列为第一。但他又主张“六国如果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夫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才能使他们永久结合。所谓信义，也必须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最大的信义往往是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往往也是最大的信义。团体的立场和个人的立场并不一样，儒家学派一直在其中搅和不清，所以总是不断地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已吞并六国，统一当时已知的世界，国王(六任)嬴政洋洋得意，自以为品德超过三皇(天皇、地皇、人皇)，功勋超过五帝，于是不再称国王，改称“皇帝”(这是“皇”和“帝”二字第一次结合，以后遂成为固定名词，连续使用两千年)。皇帝颁布的文告称“制”，皇帝下达的命令称“诏”(圣旨)，皇帝自称“朕”(从前每个平民都自称“朕”，嬴政之后，只有皇帝才自称“朕”，人民只好自称“我”了)；追尊老爹嬴异人(五任庄襄王)当太上皇(以后只有仍活着的老爹才称“太上皇”)，下令说：“元首死了之后，所加的绰号(谥法)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属议论君王，无聊透顶。从今天开始，废除谥法。我是始皇帝，后世以数目字顺序计算：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传到无穷。”
嬴政搞出了一大套个人崇拜的玩艺，诸如“制”、“诏”、“朕”、“皇帝”之类，说明他的智商平平，不过废除谥法却是一项真知灼见。谥法是儒家系统中最无聊的专门给死亡贵族起绰号的一种文字游戏。可惜秦王朝瓦解后，谥法复活，直到20世纪清王朝末期，知识分子还乐此不疲，把人与人间的称呼，搞得其乱如麻、乌烟瘴气。
纪元前210年，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东巡国土，因身体不适，折回京师(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在中途逝世，幼子嬴胡亥篡夺帝位。把嬴政安葬骊山(陕西省临潼县东南)，墓穴极深，熔化铜汁，灌入地下，堵塞泉水，内部填满奇物珍宝。又命工匠在各处装置可以自动发射的强弓，对接近的人，立即射杀。墓穴中兴建江河海洋，用水银灌成小溪，设置机械使它流动运转。墓顶如同天空，星辰排列；墓底完全依照风水格局。凡是没有生儿子的小老婆，全部驱入墓穴殉葬。棺木入土之后，有人提醒说，制造机械的工匠，可是知道怎么破解的，一旦泄漏，仍有被掘被盗危险。于是，再把所有工匠驱入墓穴殉葬。
2100年后，嬴政先生的坟墓，开始从外围被挖掘，水银已涸，强弓已枯，**帝王自认为铁打的地下江山，成为虚话。迄今挖掘出土的，虽不过一小部分，但仅只充当嬴政卫士的“秦俑”，已引起世界瞩目。等到有一天，把嬴政本人的老骨头挖出来，当另有一番启示。而那么多被活埋的美女，以及被谋杀的工匠，可以想像，他们在封闭的墓穴中挣扎哀号，而最后纷纷窒息倒地，尸体纵横，千古含冤。人权被如此摧残，带给我们江海般悲愤。
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在沙丘逝世时，遗命由太子嬴扶苏继位，而宦官赵高勾结宰相李斯，矫诏立嬴政的幼子嬴胡亥当太子，又矫诏谴责嬴扶苏颟顸无能，赐死。
在赵高教唆下，嬴胡亥决心诛杀老爹最宠爱的将领蒙氏兄弟。嬴扶苏的儿子嬴婴劝阻说：“赵国王赵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国王田建杀他数世的忠臣而用后胜，最后终于亡国。蒙家累世都是我们的重臣和智囊，陛下却打算一次铲除。杀忠良而任用奸佞，后遗症是：在内使官员对政府失去信心，在外使将士们丧失斗志。”嬴胡亥听不进去，遂处决蒙毅、蒙恬。
《法言》曰：“或许有人问：‘蒙恬忠心耿耿，而仍冤死，忠心又有什么用？’扬雄说：‘开山填谷，西起临洮(甘肃省岷县)，东接辽水(辽宁省辽阳市)，死伤狼藉。他的忠心不能抵消他的罪行。’”
司马光曰：“嬴政正在荼毒天下，而蒙恬接受驱使，他的残暴，可想而知。然而，蒙恬深切了解当臣属的本分，虽然没有罪而被诛杀，而仍忠贞不移，不生二心，实在足以称道。”
秦王朝长城，西起临洮，中经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到辽东，全长约2400公里，是一个伟大而骇人的工程。但它由“秦王国长城”、“赵王国长城”、“燕王国长城”接连而成，并不是秦王朝从东筑到西，从头筑到尾。蒙恬先生仅只从事接连工程而已，依当时三国长城位置计算，蒙恬兴建的，不过三四百公里。嬴政统一中国后，各王国高级知识分子——诸如贵族们的食客和王室的皇亲国戚，全都失业，而嬴政又特别垂青法家学派，以致失势的儒家系统把他恨入骨髓，诟骂、诽谤，最后更索性昧尽天良，诬陷栽赃，一口咬定嬴政和他的部属蒙恬共同兴建万里长城，就是一个例证。
扬雄这个酸腐兼备的可怜秀才，大笔一挥，轻松地“西起临洮，东接辽水”，把2400公里的账，全部扣到蒙恬头上，这是一种下流手段。然而，问题还在于，即令真的兴筑了2400公里长城，也是在为国家抵御外侮，并不是盖皇帝一个人玩乐的花园！蒙恬之忠，连司马光都击节赞叹，扬雄却肆意诬蔑，他这个人曾投降王莽，向王莽歌功颂德，依照儒家法则，可是一项严重的变节。自己奸诈，反而诋毁忠良。当他伏案撰写《法言》时，不知道脸烧不烧？心跳不跳？何以司马光硬把他搬上台盘，让他丢丑！
司马光因蒙恬是嬴政的大将，而予以抨击，说明六国反动的残余情绪，是如何的强烈。嬴政不比战国时代其他国王更坏，何况他建立统一中国大业。统一大业如果是一种罪行，则司马光一定赞成四分五裂、群雄割据了。宋王朝向西夏帝国用兵，向辽帝国用兵，岂不也是“荼毒天下”？何以不敢发一字抨击赵家皇上。
在儒家系统中，秦王朝和嬴政成为罪恶箭靶，一有机会，不经过大脑，随手就是一箭。
赵高害怕沙丘矫诏的阴谋被揭发，向二世皇帝嬴胡亥建议制造恐怖，使用最严厉的法条和最残忍的手段，凡是有罪嫌的人，都扩大他们的案情，叫他们在口供中尽量说出他们亲友的名字，逮捕那些亲友后，再如法炮制，然后一网打尽，这样就可以把重要大臣和重要皇族全部诛杀。嬴胡亥完全同意，于是，在法律外衣下，屠杀开始。任何大臣或王子，只要涉及到一件微小的事，就立即逮捕审讯，审讯时扩大打击面。不久，12位王子在咸阳街头被处决，10位公主在杜邮(陕西省西安市西境小镇，白起死处)被车裂(五马分尸)，家产全被没收。
因口供中出现名字而被逮捕的人，更不可胜数。王子嬴将闾跟同母兄弟三人被囚禁在皇宫内院，最后才定罪。三人拔剑自刎。另一位王子嬴高想逃亡，但又怕家人被屠，只好上奏章请求赐死，嬴胡亥全部批准。
政治性冤狱是恐怖政治中最极致的一种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尽头，中国传统权力运作中，冤狱比屠杀更能发挥镇压功能。但有计划地大规模推动，却由嬴胡亥首开其端。我们不相信嬴胡亥全无人性，只是无限权力使他的人性丧失。这种人不会尊敬蒙恬之忠，只会嘲笑蒙恬之蠢。嬴将闾显然跟嬴胡亥感情至笃，所以才被囚禁内宫。最后审判已定，嬴将闾申诉他并未犯罪，当然不会发生作用，政治性冤狱最大的特征是：无罪不能无刑。不过，任何错误的决策和任何人为的罪恶，都有个终结，都要付出代价。只是谁也没有嬴胡亥终结之日和付出代价之日，来得那么迅雷不及掩耳。
纪元前208年，历史上最早和最大一宗冤狱，在秦王朝政府演出。宦官赵高仗恃皇帝嬴胡亥对他的宠爱，专权横行，各地变乱蜂起，宰相李斯颇为焦虑。赵高遂决定摧毁李斯，于是向嬴胡亥打小报告说：“当初沙丘密谋，李斯是重要角色。而今陛下已即位皇帝，而宰相不过仍是宰相，他的愿望很明显，要陛下割给他土地，封他当王。另外，他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长，故楚王国领土上的那群盗匪，像陈胜之流，都是宰相家乡邻县的子弟，双方有浓厚的乡情。所以盗匪公然横行。经过三川城下，李由都不攻击。”正巧，李斯与右相冯去疾、大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求暂停阿房宫工程，削减边防军的轮调次数，减轻各种苛捐杂税与苦役。嬴胡亥阅后，大怒若狂，下令逮捕三人。冯去疾与冯劫闻讯自杀，李斯不肯自杀，独自到监狱报到，嬴胡亥任命赵高进行审判。赵高审判李斯，苦刑拷打达千余次，李斯不堪刑求，只好承认罪状(即现代的“突破心防”、“坦承不讳”等“自动招认”)，李斯所以自诬，因他自信他对国家的贡献和他的辩才，终可以恢复清白，获得昭雪。诬服之后，再上奏章，希望嬴胡亥醒悟赦免。奏章呈递上去，当然先到赵高之手，赵高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冷笑说：“囚犯有什么资格表达意见！”然而也使他提高警觉，决定堵塞最后一个漏洞。于是派遣他部下十余位门客，冒充皇家检察官(御史)、宫廷礼宾官(谒者)、宫廷侍从(侍中)之类，宣称奉皇上命令，复查李斯案情。李斯以为他的奏章发挥效力，据实回答。冒牌官员回报后，赵高责备李斯不肯合作，再加苦刑拷打。若干次之后，李斯畏惧痛苦，再有人来询问时，只好继续自诬。后来，有一天，嬴胡亥果然派遣亲信前来复查，李斯无法辨识真假，不敢更改口供。嬴胡亥得到报告，感谢上苍说：“要不是赵高，几乎被李斯出卖。”于是李斯被判处五刑(一、先在面上刺字。二、削鼻。三、砍下双脚脚趾。四、用鞭捶死。五、斩首，剁成肉酱)，在咸阳街上腰斩(可能代替鞭死)。李斯死后，屠灭三族。
李斯被处决，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件冤狱，但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大的一件冤狱。男主角竟是缔造秦帝国的巨头，担任宰相30年，身兼法家学派巨子。这场冤狱为中国政治性冤狱政策立下典范，被以后两千年间的暴君暴官谨慎奉行。最主要的手段是“诬以谋反”，对有些人，如果不诬以谋反，简直无法铲除。这顶铁帽，即令是宰相也无力承当。以致发展到最后，甚至还有强臣指控君王谋反的怪事，它是一种锐利的诛杀武器，对宰相固可以使用，对君王同样可以使用，对手无寸铁的文化人跟平民，其效更是如神。
次要的手段是“苦刑拷打”，它除了摧毁**的抵抗力外，还同时摧毁对手的尊严。于是产生了“攻破心防”、“自动招认”、“坦承不讳”等专业术语，铁帽遂成为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怎么拿都拿不掉。李斯自恃他的忠心和辩才，赵高何尝不知道李斯忠心！至于辩才，李斯的奏章即令到了嬴胡亥面前，也不能救他一命。从奏章上看，秦王朝的建立，仿佛李斯一手完成，那么，置嬴政于何地？**封建政体下，天下只有一个人才，就是“领袖”。功归于上，或许还可自保；功归于己，纵在平时也会招祸，何况缧绁之中？李斯对官场如此陌生，30年宰相，可是白干。即令不会激起反感，嬴胡亥成见已深，岂会采信一个囚犯的一面之词？哪一个囚犯不喊冤枉？谁敢推翻案卷里调查所得的“确凿”证据？嬴胡亥真想了解真相，何必派人复查？和李斯亲自面对就行了，但嬴胡亥岂是肯面对之人？
冤狱政策中最毒辣的一招是运用诈术，使李斯不敢翻供。诈术日新月异，20世纪的是：“只要你表示悔过，我们就送你回家。”再有智慧的人，都很难抵挡；以致李斯第一等英才竟栽在三流狱吏之手。而嬴胡亥明知赵高是李斯的死敌，却把李斯交他审讯，结果当然可以预卜。但这一点却给后世的暴君暴官们一个很大启发。
从发生冤狱的多寡大小，可以衡量一个政权的品质。了解这项因果，对中国人的苦难，当会获得深刻的感受。
司马迁评论张耳、陈馀说：“张耳、陈馀，举世称为贤才，他们的门客，甚至仆役，也都是天下的俊杰，在他们所在的国家里，全取得宰相级的高官。张耳、陈馀贫贱时，互相誓言为对方效死，并不是一句虚话，他们都有那种情操。可是，一旦身居高位，争权夺利，竟至两败俱伤。为什么从前相爱如彼之深，现在却相恨如此之苛？岂不仍是势利之徒？”
人际之间的关系，亲密易，信任难，谅解尤难。张耳和陈馀的友情，并不虚假，但他们并没有发展到绝对信任和绝对相谅的程度。所以，钜鹿被围之日，也就是张、陈二人友情瓦解之时。张耳日守危城，城随时会破，人随时会死，唯一的盼望就是陈馀那支军力，而陈馀却按兵不动，张耳岂不愤懑？可是陈馀了解，只要出击，军必溃，身必亡，对局势毫无补益。从张[上厌下黑]、陈泽的例证，可说明他的乌合之众确不堪秦军一击。张耳独责备陈馀不死，而他的儿子张敖也率军在外，同样一动都不敢动，置老爹的生死不顾，张耳对儿子为什么不发一言？如果说陈馀背叛老友，张敖岂不是背叛老爹？形势犹如山崩，张[上厌下黑]、陈泽之事，不过火上加油。司马迁称二人是势利朋友，那么，张耳、张敖难道是势利父子？
张耳即令相信陈馀绝不会背叛(犹如他相信他儿子张敖绝不会背叛一样)，纵然没有人从中挑拨，纵然不把印信收回，二人的友谊也已无法恢复原状。相爱越深，一旦不信不谅时，谴责也越烈。此时如果张耳拒收印信，表面上还有和解可能。然而，二人当初不过两个光棍，如今各有各的摇尾系统，摇尾系统“效忠”到极致，一定会煽动主子之间互相仇恨，甚至火拼，以便从中取点小利。所谓主子，在摇尾系统掇弄下，身不由己，父子都能被掇弄得反目，何况已经互相生疑的朋友？
楚怀王芈心任命大将刘邦，于纪元前207年攻陷武关，战火已接近秦王朝心脏，宦官赵高怕二世皇帝嬴胡亥翻脸，遂诛杀嬴胡亥，改立嬴扶苏之子嬴婴登极(三世皇帝)。纪元前206年，嬴婴坐着白马拉的丧车，脖子上套着绳索，把皇帝用的各种印信，包括“玺”、“符”、“节”(玉玺，皇帝印信。符信，或用金属，或用玉石，上面刻着文字，中分为二，一留中央，一交在外官员。符节，形状像一根竹竿，竿头有毛缨，使臣拿着它，表示君王亲临)，在轵道(陕西省西安市东北)路旁，下车迎降，秦亡。
贾谊曰：“秦王国以那么一小块土地，夺取天下最高权力，胁迫八州(古中国分九州，秦王国居九州之一的雍州，六国则居八州)朝拜它这个同等地位的国家，凡百有余年。然后统一天下，化世界为一家，崤山和函谷关都成了宫殿，声势盖世。想不到一个人冒险犯难，庞大帝国的祖宗七庙(儒家礼制，从老爹上溯到高祖父的祖父，各建一座祭庙。加上创立政权那位祖先的祭庙，共七座庙。统称“太庙”)，全部摧毁，身虽死而仍被天下讥笑，原因何在？在于不知道推行仁义。同时，攻守形势，恰恰相反。”
杜牧《阿房宫赋》道出六国覆灭的真相：“亡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贾谊强调仁义，仁义当然重要，但并不是唯一主宰。嬴政的仁义何在？还不是消灭六国，建立空前未有的大一统江山。至于攻守形势相反，战国时代，几次南北合纵同盟，秦王国都居于挨打地位，为什么不垮于当时各国训练有素的正规军，却垮于以后的乌合之众？刘邦的军队，不会强过赵括，为什么赵括攻不进秦军营垒，而刘邦一下子就击溃关防线?
这不是一项纯军事问题，即令白起复活，他的结局也不会比章邯更好。军事是政治的延长，秦政府首领如果不是嬴胡亥，而是嬴扶苏；不是赵高，而是李斯，章邯何至叛变？关守将何至阵前受贿停战？政治是人际关系的不断调整，治和乱、叛和忠，往往决定于这项调整是不是恰当和公平。赵高之流的鲨鱼群，最大的盲点是始终看不见当头劈下来的钢刀，他们高估了豢养他们的那个政权的能力，认为无论他们怎么伤害，那个政权仍能保护他们，所以对任何人都不珍惜。包括李斯在内的三公，一夕之间，歼灭无遗。国家唯一的栋梁章邯，也要扑杀。最后甚至认为，连他的保护神嬴胡亥，也可铲除，另换新人。
秦政府之亡，亡于最高领袖昏暴得出奇，当权官员冥顽得出奇，以及窝里斗惨烈而凶猛得出奇。
纪元前206年，刘邦既攻陷秦王朝首都咸阳，金银美女，一无所取，在与人民“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后，仍然返回霸上军营。不久，项羽率军抵达咸阳，屠城。把囚禁在监狱里的嬴婴(秦王朝三任帝)处决，焚烧宫殿，大火三个月不灭。大肆劫掠金银财宝和美女，撤退东返。韩先生(名不详)向项羽建议：“关中(陕西省中部)地区，拥有险要的山川形势，在四座要塞保护之下(四塞就是四关：北方萧关，南方武关，东方函谷关，西方散关)，土地肥沃。在此建都，可以称霸天下。”项羽一则看见秦王朝宫殿已被烧成一片焦土，二则又急于回到东方，回答说：“富贵不归故乡，好像穿着锦绣漂亮的衣裳，却在黑夜里走路，怎能显示荣耀？”韩先生退出后，扼腕说：“人家都说楚国人肤浅暴躁，虽然戴着人的帽子，却仍是一只猕猴，果然不错。”这话被项羽听到，逮捕韩先生，投入大锅煮死。
开凿隧道，山前山后同时动工，在精确测量下，高低相同，方向针对，然后双方才能衔接贯通。如果一边高一边低，一边向左一边向右，就永不能筑成，不但没有利益，反而造成损失。人际关系，也是如此，价值标准跟利害判断，以及智慧的和知识的层面，必须相差无几，才容易契合。如果悬殊太大，就成了闽南语所形容的“鸡同鸭讲”，世界固然因此而多彩多姿，但也因此产生悲剧。
项羽不过一个头脑简单、肌肉发达的粗汉，有战场上的厮杀力，却没有政治上的思考力。韩先生所作的分析，项羽既看不出、也不了解，远超过他的智商。所以他只能做一件事：向天下人挺身证明他果然是一只戴着人帽的猕猴。韩先生对他的批评，有人信，有人不信，但经过项羽自己作证，人们就无法不信。项羽开端之后，历史上遂层出不穷这种挺身自证的镜头。一直延伸到近代，人世间不断有猕猴，也不断有烹刑，使人哀伤。
向蠢驴提出只有龙驹才可以了解的建议，一定碰壁；如果愤而指出它真是蠢驴，结果一定严重。韩先生就是一个榜样。
纪元前204年，汉王国大将韩信、张耳率军东进，赵王赵歇与陈馀在井陉口(井陉关?河北省井陉县西)集结重兵防守，广武君李左车向陈馀说：“韩信、张耳，乘胜而前，离开他们的本土，在远远的外国战斗。进则生、退则死，势不可挡。不过，粮秣转运，要经过千里之遥，士兵必然面露饥色。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先砍柴抢粮，才可以煮饭，显示大军没有隔宿之食，井陉关出入一线，不能同时通过两辆车和两匹马。汉军粮秣必然在大军之后。你交给我3万人，从小道出击，断绝他们的补给。你则坚守要塞，拒绝迎战。他们向前不能厮杀，向后不能撤退，而又抢不到东西，不出十天，韩信、张耳两颗人头，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军旗之下。”陈馀一向自称他的军队是“仁义之师”，不肯使用诡计。回答说：“韩信军队既少，又十分疲惫，对这样的敌人，不给他一个迎头痛击，各国都会看不起我们。”韩信得知陈馀拒绝采用李左军的建议，大喜。于是直入井陉险道，会战不久开始，赵军惊恐震骇，不但不能再战，而且不能成列。霎时，大家狂奔，四散逃命。赵军将领截杀，已不能阻止。汉军乘势夹击，赵军崩溃。在汦水(即井陉水，注入绵蔓水)水滨，斩陈馀，生擒赵王赵歇。
再精密的作战计划，都不能保证胜利，还需要另一个因素的介入才能成功，那就是敌人必须犯下致命的错误：错误的决策，或错误的判断。对这种不能控制的因素，我们称之为“运气”。韩信的军事能力，举世无双，可是，如果他的运气不佳，碰上的对手不是迂腐的陈馀，而是天才李左车，千万汉军，势将在井陉丧生，所谓登台拜将，徒留笑柄。
纪元前7世纪，出了一个子滋甫(宋国二十任国君襄公)；纪元前3世纪，出了一个陈馀，使我们又多了一份研究儒家学说的资料。荀况在跟临武君那场洋洋洒洒的辩论中，特别强调仁义之师。而儒家心目中的仁义之师，据说只有三次：姒文命建立夏王朝、子天乙建立商王朝，以及姬发建立周王朝。而三次灭国兴邦的大战，却无一不靠诡诈的战略和战术。保卫国家的战斗，跟侵略掠夺的战斗，性质上虽然不同，但短兵相接，血肉相搏的时候，可不管你是圣贤还是禽兽，是正义还是邪恶，一旦进入战场，冲锋号响，便只有智慧之师、勇敢之师，没有仁义之师。拿破仑就曾说过：“上帝永远站在大炮最多的一边！”
纪元前204年，困守成皋(河南省荥阳县西北汜水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