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的“曾国藩热”有些令人费解。

    自《曾国藩家书》和长篇小说《曾国藩传》问世以来，电影、电视争相以之为题材，尤其是书刊界，更是趋之若鹜，十年来出版的有关曾国藩的书籍不下百种，的确很流行，奇怪的是出版商每出必赚，屡试不爽。

    那么，曾国藩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学者兼“贤相”的典型，自曾国藩以后，这类人物就只可闻其名，而无可见其人了。

    今人为什么对曾国藩表现出如此大的热情呢？从前几年的《曾国藩家书》热，到现在的《曾国藩传》热，一直热情不衰，难道人们忘记了他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元凶了吗？

    从政治角度看问题往往是短浅的，从文化角度看问题往往是深远的，要了解人们对曾国藩的热情，还得从传统中国人的做人理想说起。

    一般说来，传统中国人的理想有两条，一是做官，二是成名。做官实惠，成名可以不朽，如果能把二者集于一身，那就妙之极矣！做官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理想，“荣华富贵”四字可谓形容尽了做官的好处，对于极为实在的中国人来说，如能得享高官厚禄，可谓不枉一生了。因此，中国人历来就对官有着敬畏和崇拜之情。只做了官，还不够高雅，如果能成为贤人甚至圣人，那就更加完美了。中国人历来对于先贤圣哲有一种神秘的敬畏感，认为他们不仅是天道的代言人，还是神明的象征，因而，一般人尊重圣贤，读书人尤其如此，他们最大的愿望大概不是当皇帝，而是成为“帝王师”。

    其实，名、利往往是粘结在一起的，所以，在图得官位、名誉的同时，往往就有了实利，像孔圣人那样一生穷困潦倒、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情形毕竟是个别的，而中了状元，做了大官，发了大财的情形才是普遍的，所以，中国人往往把名、利看做一回事。但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商人赚钱，还是为传统观念所鄙视，土地主有钱，也为城里的人看不起，因此，像曾国藩那样，既是晚清统治集团中最大的实力派，是名震中外的“圣相”，还是学术界的领袖，是“帝王师”，把官、权、名、利结合得十分完美，就成了传统中国人的理想形象。

    的确，在曾国藩的身上，虚名与实利都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他这一辈子实在没有白过，吃喝玩乐占了，叱咤风云占了，行权用势占了，建功立业占了，舞文弄墨占了，寿终正寝占了，总而言之，功名利禄四字全占去了，可谓占尽了在中国人看来令人羡慕追求的一切好处。

    那么，曾国藩在沉默了一百多年以后，能够重新唤起人们的热情，也就不足为怪了。只是，一般人能够学其一面已不可得，更无机会能够全面模仿效法。

    历史上的曾国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争议很大而且极其复杂的人物，在他身上，可以说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也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前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叫做“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其意是说如果称赞他的话，可以把他看做是一位“圣相”，如果审判他的话，又可以把他看做是一“元凶”。其实，曾国藩远比此定论要复杂得多，说他是“元凶”则可，说他是“圣相”则还不太够格。只是出于简便，一般都这么评价他，这里也暂借此论来分析一下曾国藩其人。

    曾国藩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是由“元凶”走向“圣相”的，我们就先从他“元凶”的一面说起。

    曾国藩生于清仁宗嘉庆十六年（公元1811年），卒于清穆宗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曾多次以“耕读传家”引以为傲，可见，曾曾国藩像

    曾国藩何以如此之热，大概是因为既“忠君爱国”，又身享荣华富贵，对各方没有损害而对自己有利。对于务实求验的中国人来讲，他恐怕是最为合适的“学习”对象。

    国藩的家庭既非土地主，也非书香门第，乃是中国传统的理想家庭模式：多有田亩，衣食丰足，又能读书著文、咏诗作赋。先不说这种家庭理想体现了中国文化中什么样的精神，但它把种地之实与读书之虚这两件事结合得很好，则是确实无疑的，这种虚实结合的家庭结构，对于培养出曾国藩虚实结合的人生品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曾国潘的祖父不太识字，但务实能力很强，整治得家业兴旺，他的父亲得以有闲读书，只是饱经寒窗之苦，才不过考了个秀才，做了孩子王。到了曾国藩这一代，却是祖坟上冒了青烟，一路科考顺利。

    曾国藩六岁入塾读书，八岁学“五经”，读八股，十四岁赴长沙应童子试，成绩一等，二十二岁中秀才，两年后就学于中国著名的学府岳麓书院，同年曾入京会试未中，后刻苦攻读经史，至二十八岁再次入京会试，中进士。从此官运亨通。

    曾国藩兢兢业业，获得了清廷的赏识，连连升官，至三十七岁升为二品官，他曾十分自负地说过：“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可见，曾国藩还是把做官当做第一人生要义的。在这期间，他历任工、刑、吏部的侍郎，可谓春风得意。

    但如果历史不给他提供特殊的契机，他是不会成为现在的曾国藩的，他也许只会像无数个封建官僚一样，默默无闻地度过他的一生。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爆发，给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历史舞台。

    公元1851年，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爆发了。在洪秀全的领导下，太平天国起义军从广西桂平县山区冲破重围，像一股滚滚的洪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北推进，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攻克了南方重镇江宁（南京），并更名天京，定为国都。清政府的军队可谓是望风披靡，一触即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感到没有力量组织军队、调集兵力围攻起义军了，只好像东汉末年朝廷镇压黄巾起义一样，让各地自己建立地主武装，称为团练。这些武装力量由当地的官僚和地主联合组建，具体指挥权属于组建者。

    咸丰皇帝于公元1853年下令长江南北的在籍官绅组建团练，曾国藩因家在湖南的湘乡，就积极响应，于这一年回到家乡，协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团练。从此，曾国藩开始了他的“元凶”生涯。

    曾国藩在同乡儒生罗泽南的帮助下，先建立起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然后逐渐扩大。曾国藩十分了解清朝八旗兵、绿营军的**，因此，他在组建队伍时，首先注意从平民当中招募士兵，决不引进官僚子弟，其次是他十分注意宗族关系，把军队组建成一个血缘家庭性质的组织，以增强战斗力。

    曾国藩的军队与清军和其他团练武装相比，有如下明显的特点：

    一、士兵均来自质朴壮健的湖南乡民，既易于训练，又勇悍善战，坚决拒收城镇油滑市民和老兵油子，以免带坏了队伍。军官则多来自他的亲友中的读书人，要求肯为“卫道”、“忠君”而献身，不能急功近利，坚决杜绝清廷八旗贵族军官的争权夺利。

    二、把父子、兄弟以及有其他血缘亲属关系的士兵编在同一组织内，利用宗族亲缘关系维系士兵，使士兵打仗时能互相救助，且只能胜利，不能失败。一旦失败，全宗族就会遭到族灭之祸。曾国藩的这一招的确十分有效，把一支国家的军队变成了宗族军队，所谓“打仗还靠亲兄弟，上阵不离父子兵”，果然大大地提高了战斗力。曾国藩的这一创举，开了中国近代军阀的先河。

    三、在组织上，曾国藩规定，每营士兵只服从营官一人，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这样既提高了组织指挥的战斗力，也为曾国藩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

    曾国藩虽然坚决反对满族人担任一般的军官，以免影响战斗力，但为了取得满族人的信任，他特别推荐了满族人塔齐布为湘军大将，举荐多隆阿为湖北将军，在一切准备完备后，曾国藩的这支湘军开出湖南省，准备同太平军作战。

    清文宗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五月，曾国藩率湘军出战，在岳州与太平军接触，没想到一战即溃。曾国藩出省时共有湘军一万，水、陆军各五千，连其他人等共一万五千多人。岳州一役，水师被彻底击垮，几乎全军覆没。曾国藩可能是从未受过失败的滋味，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便要投水自杀。他的部下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位湘军统帅死去，赶忙把他救了起来。曾国藩羞愤交加，大力整顿湘军，过了三个月，再战岳州，于六月份攻陷。同年十月，曾国藩督战，经过激烈的争夺，又攻下了武汉。曾国藩这时总算报了岳州之败的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