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膺知道了，立即逮捕了张成的儿子，就在这时，大赦令已颁布下来。可是李膺知道张成预先得知了消息，又加上十分仇视宦官集团，就没有遵守大赦令，杀了张成的儿子。这一下，宦官集团抓住了把柄，由张成的徒弟上书给皇帝说李膺不遵皇命，并诬告他交结京城的太学生和各郡的读书人，结党营私，诽谤朝政，败坏风纪。在宦官们的唆使怂恿下，桓帝诏告天下，大捕所谓的“党人”，除李膺之外，还有二百多官僚文人和太学生被捕。这些人身戴刑具，被囚在狱中，以被蒙头，进行严刑拷打。
李膺不仅骨头硬，斗争的策略也很巧妙。他的供辞多涉及宦官子弟，宦官们越审越觉得要引火烧身，也就不敢再行追问。当时，太尉陈蕃极力反对逮捕迫害“党人”，他上书给桓帝，义正词严地指出：“今天逮捕入狱加以刑审的人，都在海内外很有声望。他们都在忠心耿耿地为国分忧，对这样的人，即使给他们子孙十代以优厚的待遇也不算多，怎能随便逮捕审讯他们呢？”要他在判决李膺等人的公文上签字，被他严厉拒绝。
桓帝皇后的父亲窦武平时很喜欢结交太学生，他为营救这些文人，以岳父的身份上书给桓帝，桓帝不许，他又以托病交印相要胁。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桓帝觉得再搞下去会尽失人心，只好释放了这些人。但作出了明确规定，禁锢终身，不得再做官。
这就是东汉时期的第一次“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之祸”不久，桓帝就去世了，灵帝年幼，就由窦太后临朝听政。当初，窦太后之所以能被立为桓帝的皇后，官僚文人集团的首领出了很大的力，窦太后掌权之后，陈藩、窦武等人当然倍受重用。陈藩与大将军窦武共参政事，李膺等人也陆续得到起用。这样，陈藩、李膺与窦太后、窦武所代表的官僚文人和外戚势力就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为了澄明政治，陈藩、窦武等人极力主张铲除宦官势力，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先起用志同道合的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又授李膺等十九人以官职。到了第二年的五月，陈藩劝窦武说：“过去萧望之死于宦官石显之手，不久以前李固、杜乔又遭灭族之祸。现在灵帝乳母赵娆及女官们又与宦官串通一气，迷惑窦太后。我为大将军考虑，除祸从速，千万不可迟疑。”
于是，窦武向太后提出建议说：“宦官的职责在于管理宫中杂务，决无权力过问朝政，而现在宦官们手握重权，爪牙遍布朝野，天下人情沸腾，怨声载道，正是为此，应将这些作恶的太监一并铲除。”太后不听，陈藩亲自劝说太后道：“我知道言不直则行不正，上欺苍天，下负人望，所以不敢不说。冒险直言，必是遭忌，但我宁愿被杀头，也不敢有负天下人。现在京师里喧哗吵嚷，全在议论宦官侯贤、曹节、王甫及夫人官女等乱政之事，已到了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地步。您前一段时间杀了宦官苏康、管霸，可谓人神共庆，但不久又宽容了曹节等人，那可太危险了。”窦太后还是不听。
陈藩、窦武准备以武力消灭宦官，他们先逮捕了郑飒拷问，供辞中累及曹节等人，窦武上书，请求逮捕曹节和王甫，交上奏章，就回家去了。主管传送奏章的太监朱瑀看到奏章后，又惊又怒，故意破口大骂：“他妈的，有罪的太监当然可以杀头，像我们这样的人怎么也要全家抄斩呢？”于是，他大声呼喊道：“陈藩和窦武上书太后，要废掉灵帝，杀尽宦官，要造反！”朱瑀召集了十七个身强力壮的太监，歃血盟誓，准备杀掉陈藩、窦武，曹节听到后，也哄骗灵帝，让他持剑带兵出宫，下令紧闭宫门，收拢印信符节，威逼尚书省起草诏令。他们救出郑飒，软禁太后，并抢走印玺，拿着圣旨去抓窦武。窦武跑进兵营，大声传令说：“太监造反，平反者封侯！”窦武集合了数千士兵，杀了前来抓他的人，准备抵抗。
到了天明，两军对垒，王甫假传圣旨，对士兵们喊话说：“窦武造反，你们是保卫皇帝的禁军，不能听他指挥，谁先投降过来有赏！”士兵见王甫手拿圣旨，平素又怕惯了太监，就纷纷跑了过去。到了早饭的时候，窦武手下的兵都跑光了。窦武骑马奔逃，但被追得走投无路，最后自杀身亡。
陈藩得知消息很晚，他集合了八十多名学生和部下，手持武器冲进承明门，正与王甫相撞。
王甫立命逮捕陈藩，但士兵们谁也不敢上前，虽然陈藩已七十多岁，可威望素著，不可逼视。最后王甫让人把他围了十几层，才算把他抓住，当天即被杀死。
窦武、陈藩的家庭及学生和有牵连者均受株连，或杀或贬，无一逃脱。
至此，官僚文人集团被彻底击败，宦官势力更为猖獗。
但宦官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并未就此结束。在宦官们杀死陈藩、窦武之前，朝野名士及一些有志气的太学生密切联合，相互标榜，乃至互立雅号，在一起清议朝政，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他们称李膺、荀翌、杜密、王畅、刘佑、魏朗、赵典等为“八俊”，称郭林宗、宗慈、巴肃、夏馥、范滂、尹勋、蔡衍、羊陟为“八顾”，称张俭、刘表、陈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等为“八极”，称渡尚、张邈、王考、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为“八厨”。他们认为，“八俊”是“人之英”，“八顾”能“以德行引人”，“八极”能“导人追踪”，“八厨”能“以财救人”。在这三十五人中，数李膺的名声最大，除了所谓的窦武、刘淑、陈藩“三君”之外，李膺可谓独占鳌头。
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由朱并告发“八极”之一的张俭引发的。张俭是山阳高平人，曾被任命为山阳督邮。大宦官侯览的家乡在防东，侯览纵容家人横行不法，残害百姓，罪不容诛，张俭就上书请求诛杀其中罪大恶极者。奏章到了侯览那里，他隐藏不报，虽未发案，可从此怀恨在心。朱并是张俭的同乡，曾遭张俭废弃，这次，朱并见宦官杀了官僚文人集团，正在大肆排除异己，就想借此机会复仇，并捞取官职。
于是，朱并诬告张俭与同郡的二十四人结成私党，分别立号，并与“八俊”、“八顾”联络，一同密谋，“图危社稷”。那真是一告一个准，灵帝立即以图谋不轨罪下诏逮捕张俭，宦官曹节又暗中使人说服灵帝再扩大逮捕范围。就这样，张俭、李膺、范滂、杜密等人被捕处死，此外死于狱中的还有一百多人；六七百名正直的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被禁锢，一千多太学生被逮捕。宦官们为了不让正直的文人东山再起，形成势力，长期不懈地追捕搜查，这种迫害，一直延续了十五年，到汉灵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才告终。
这就是东汉时期第二次著名的“党锢之祸”。
在这次“党锢之祸”中，李膺、范滂、张俭等许多官僚文人或是纯粹的文人所表现出的气节是十分令人感佩的，他们的行为对后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每当奸佞当道、朝政黑暗的时候，他们就被后人引为榜样，成为激励后人抗争黑暗势力的力量源泉。
官僚文人集团被连根拔除以后，宦官就更加肆无忌惮。灵帝时期形成了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十常侍”。“十常侍”包括十二个太监，几乎控制了朝中的所有大权，连灵帝都很怕他们，灵帝经常说：“张常侍是我爹，赵常侍是我妈。”
至于朝内外官员对“十常侍”的趋奉，那就更不用说了。
扶风地方有一个叫孟佗的人，家里很富有，为了升官，他就尽力结交张让的仆人，后来张让的仆人吃饱了，孟陀还是没有提出要求，倒是张让的仆人沉不住气了，主动问孟佗说：“您有什么为难的事，我们一定替您办！”孟佗说：“没有什么事，只需要你们给我磕个头。”张让的仆人答应了。第二天，孟佗去拜见张让，故意去晚，等候在张让门前的起码有一千人，张让的管家远远看到孟陀，就率领一群仆人，来到孟陀面前，一齐跪下磕了一个头。来拜见张让的那些人全都惊呆了，以为孟陀肯定极受张让的重视，就都纷纷给孟陀家送礼。孟陀把收到的一小部分礼转送给了张让，张让很高兴，就任命孟陀为凉州刺史。
后来，“十常侍”把政治搞得极端混乱，引起了社会普遍的反抗，何进、袁绍等人密谋除掉宦官集团，但何进反被张让杀死。袁绍带兵冲进宫去，见宦官就杀，甚至连没有胡须的男人也杀了，一气杀了两千多人。“十常侍”胁迫汉献帝逃走，被袁绍追至黄河边上，“十常侍”全部跳河自杀。从此东汉进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
官僚文人集团虽败在宦官集团的屠刀之下，但其意义却是永不泯灭的。
一是其坚强不屈、正直不阿的人格光彩，不论是谁，都无法完全抹煞，这种精神，保证了中华民族即使在最黑暗的时期也不会彻底丧失良心和导向，也不会完全沿着卑庸和无耻的道路滑落下去。
二是开了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联袂抗争的先河。
其实，中国的学生运动并非自“五·四”运动始，而是从东汉时期就开始了。
东汉桓帝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在任上严惩贪官及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结果被宦官权贵诬告下狱。
京师太学生刘陶等人极为愤怒，他们联络京师乃至全国各地的太学生几千人围集到宫门外，上书诉冤，要求释放朱穆。当时，京师的太学生有三万多人，桓帝觉得众怒难犯，只好释放了朱穆。
这恐怕应当算作中国学生运动的开始，中间经两次“党锢之祸”，直到清朝末年的“公车上书”运动，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学生运动不绝如缕。
自秦始皇“焚书坑儒”，直到清朝“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对官僚文人的迫害始终没有停止过。不论是宦官势力、外戚势力还是所谓正统的皇权势力，大都对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觉得讨厌，甚至进行迫害，只是方法不像秦始皇和汉代的宦官集团那样露骨，而是变得更加精致巧妙，例如风行近两千年的文字狱，就是其代表。
何以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不讨封建统治者的喜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代表了一种理想，一种不满足的要求。他们总是站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去呼唤更好的现实出现，因而，无论在什么时候，他们又都是现实社会的批判者，他们不讨封建统治者的喜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如果他们时时处处与现实同步，那社会就失去了前进的导向和精神动力，只能堕向平庸、无耻乃至倒退的深渊！官僚文人和书生学子总是伸长了脖子去挑社会的刺，也许他们伸长了脖子本来就是为了挨杀。不过，也正是因为他们昂起了强硬不屈的头颅，中国的古代社会才得以延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