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好像总是说家、国一体，君、国一体。家、国是否一体姑且不论，起码君、国并非一体。否则，那么多的爱国之士惨遭封建皇帝的疑忌和杀害又作何解释呢？

    其实，在传统社会里，君、国一体本是理想状态，其实际情况往往是国为公而君为私，国是天下人的国，而君是一人的权、利之私的君。所以，在很多情况下，往往“忠君”未必是“爱国”，而“爱国”也并不一定是“忠君”。因此，这里就分出了一个“大忠”和“小忠”的问题，所谓“大忠”就是忠国不忠君，忠事不忠人；所谓“小忠”，就是忠君不忠国，忠人不忠事。要想二“忠”得兼，谈何容易！

    既然二者难以得兼，如何待奉君主就成了一门极其高深的艺术，任何官场上的成功者，是不是一个政治家，姑且不论，但说他们是玩弄权术的艺术家，那绝对错不了。所以，对那些成功的封建官僚，与其称他们是什么政治家之类，倒不如送他们一个官场艺术家的雅号来得更为贴切。

    但也不可一概而论。

    中国的封建官场虽是一个大染缸，进去的人难免会染成一身血红或是黑紫，但毕竟还是有“拒腐蚀，永不沾”的硬骨头在，如果不是这样，那中国的封建社会真是永不见天日了。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相崔杼因为齐庄公与他的周亚夫便服像

    妻子棠姜通奸而派兵杀死了齐庄公，这的确是国君荒淫无道，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但根据当时的观念，臣下无论如何是不能杀死君主的，不管他犯了什么罪责。更奇怪的是，臣下杀了君主或是儿子杀了父亲，不叫“杀”，而叫“弑”，就是杀人用词，也要分出等级来。

    崔杼很有权势，杀死了齐庄公后，他暂时把持了齐国的大权。他按照当时必须遵循的习惯，把掌管记载历史的太史伯叫来，让他记载齐庄公死亡这件事。

    崔杼说：“你一定要这么写：先君暴病而亡。”

    太史伯说：“历史不能胡编乱造，按照事实记录历史，是太史的本分。”

    崔杼决未想到一个太史竟敢顶撞他，就恶狠狠地问他：“你打算怎么写？”

    太史伯说：“我写好你就知道了。”

    等太史伯写完，崔杼拿过去一看，竹简上刻的竟是这样几个字：“夏五月，崔杼弑君。”

    崔杼说：“你还是另写吧，不然，就杀了你。”

    太史伯说：“杀就杀了，写却不能另写。”崔杼就把太史伯杀了。

    根据当时的习惯，兄死弟及，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听说哥哥死了，就抱着竹简前来接替哥哥的职位，记录历史。等写完一看，还是太史伯写的那几个字。

    崔杼又惊又气地说：“天下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你不知道你哥哥被杀了吗？”

    太史仲说：“太史只怕写的历史不真实，不怕杀头。”崔杼又把太史仲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又来了，他仍同他的两个哥哥一样，照实书写，又被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季是四兄弟中的最后一个，他照样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写完后对崔杼说：“你越杀人，就越发显得你残暴。就是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可以杀太史，但却改变不了事实。”说完，伸长了脖子等死。

    崔杼实在杀得手软了，叹一口气说：“我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没办法才担起了这份罪名，后人会理解我的。”说完，竟让太史季回去了。

    太史季抱着写好的竹简回家去，路上碰见南史氏抱着竹简迎上来。南史氏说：“我以为你也会被杀掉，所以接替你来了。”太史季把写好的竹简给他看，南史氏才放了心。

    明目张胆地抵制上司固然“该死”，一心为皇上效力该不该死呢？如果效力无方，事君乏术，照样“该死”。汉朝文帝、景帝时期的周亚夫就是个极好的例子。

    周亚夫是汉朝开国将军周勃的儿子，可以算是名将之后，他通晓兵法，善于治军，也可算得上是一代名将，只因他不善于揣摩皇上及皇亲贵戚的心意，终于落得个饿死的悲惨下场。

    汉文帝后元二年(公元前162年)，周亚夫被封为条侯，在此之前三年，他就已是河内郡守了。在河内郡守任上，他文武兼任，担任掌管民政与军事的最高长官，任期间，在文武两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作为个人，他也取得了治理军政事务的很多经验。

    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单于率匈奴骑兵十四万侵入朝那、肖关，杀死北地郡尉，一直到达甘肃省镇原东南地区，匈奴骑兵的侦察员则一直深入到离汉朝都城长安只有二三百里地的地方，使汉朝朝野上下大为震惊。

    在这种情况下，汉文帝一方面用安抚措施，准备同匈奴和亲，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这样，周亚夫就被从河内调至关中，担任守卫长安的重要任务。但周亚夫真正成为一位著名的将军，则是从驻军细柳时开始的。

    公元前158年，匈奴骑兵分两路入侵，前锋直逼太原郡，当时是“烽火通于甘泉、长安”。为了阻止匈奴继续南下，文帝让中大夫令勉为车骑将军，驻守狐口；以苏意为将军，驻守句注；以张武为将军，驻守北地。同时，还在长安的东、西、北三面驻有重兵，以防匈奴突袭长安。当时长安的军事布署是：祝兹侯徐厉驻守棘门；宗正刘礼驻守霸上，以周亚夫为将屯兵细柳。

    汉文帝是一位节俭谨慎的皇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为了慎重起见，他亲自到西军和北军去视察，所到之处，无不倾营出动，候迎天子。文帝看到这种情景，深为忧虑，真不知一旦匈奴袭来，他们如何对敌。但到了周亚夫军中，情况则完全不同了。

    司马迁的《史记·绛侯周勃世家》有一段详细真实的描述，极能说明当时的情形，兹摘译大意如下：

    汉文帝亲自到军中去慰劳军士，车驾直接驰进宫门，无人阻拦，将军以下的各将领都乘马出来迎接。等到了细柳营，只见军吏士卒都手拿利刃、身披铠甲，机弩上也搭着箭枝。天子的先行官来到营门，立刻被军士挡住，无法进去，便对守营门的军吏说：“天子即将驾到了！”守卫营门的都尉却说：“军营中只听将军的号令，不闻有天子的诏命，将军曾经严肃告诫过。”过了一会儿，天子的车驾到了，但军吏仍不开门，文帝无法，只好派人拿着天子的符节去见周亚夫说：“天子要亲自劳军。”周亚夫这才传命打开营门。守门的军吏又对天子的随从说：“将军有规定，军营中任何人的车马都不能奔驰，违命者斩。”于是，天子只得让人牵着马缰绳慢慢地前行。等到了营内，周亚夫也并未从跪拜迎接，他身穿盔甲，对文帝长揖道：“臣甲胄在身，不能下拜，请以军中之礼相见。”汉文帝终于被周亚夫的这种精神所感动，他起身扶着车前的横木，派人向周亚夫称谢说：“皇帝恭敬地慰劳将军。”慰劳完毕，天子的车马就离开了。

    随行的大臣看到这种情景，都为周亚夫捏了一把汗。因为周亚夫虽是为国治军，为汉室江山治军，且并无越轨之处，但毕竟对皇帝显得有点傲慢无礼，不如其他的军营隆重恭敬。谁知汉文帝在看完了周亚夫的细柳营后，却十分感慨地说：“这才是真正的将军啊！先前霸上的驻军和棘门的驻军，与周亚夫的细柳营一比，真如儿戏一般。那两位将军，是很容易被袭破俘虏的，至于周亚夫将军，谁能打败他呢！”大臣们听到文帝这样称赞周亚夫，才放下了心。

    其实，文帝虽然知道周亚夫是为国为君，但也隐隐觉得他做得过分，觉得皇帝的尊严受到了损伤，自己的虚荣心多少受了一点刺激。他可能会重用周亚夫，但他不会喜欢周亚夫，这一点是肯定的。

    多亏汉文帝是一代名君，他虽对周亚夫有隐隐的不满，但因他能克制自己，能从国家大事考虑，还不至于表现出来，甚至在临死的时候对太子刘启(即后来的汉景帝)说道：“如果将来国家发生了急难，特别是有人叛乱时，周亚夫可以委以重任。”

    果然，汉景帝初年，晁错创议削藩，使早就图谋不轨的吴、楚等七国联合叛乱。危机之时，汉景帝忽然想起了文帝临死前说的话，在站列两边的群臣中找出周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