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可施。他的门客中有一个善学狗吠，亦善穿墙偷盗，于是挺身而出，请求前去完成盗袍使命。他先同库守交好，弄明库中情况，然后挖掘洞穴，准备钻进库中，在挖洞时弄出声音，他就学狗叫掩饰过去，终于盗得袍子，送给了燕姬。在燕姬的一再催劝下，秦王终于同意了放孟尝君回国。孟尝君一行人如“漏网之鱼”，逃命般往函谷关跑，深怕秦王改变了主意追来。等到关口时，不过半夜，关门只有鸡叫才打开。于是，门客中有一善学鸡鸣的人学起鸡叫，引得关内外的鸡大叫起来。守关的官吏以为天明了，就开了关门。门客中还有会挖改文书的，就变换了文书上的姓名，交上过关文书，一起逃出关去。
秦王果然后悔了，立即派兵追向函谷关。追兵到了关口，见关口已开，就查看过关文书，文书中并无孟尝君等人。追兵以为他们尚未到达，就耐心地等起来。等他们弄清了这些情况，孟尝君等人早已出了秦国国界，再也无法追上了。这就是著名的“鸡鸣狗盗”的故事。
孟尝君逃回齐国，齐王非常高兴，拜他为相国。孟尝君一当权，门客也越来越多，实在养不起了，就不得不分为三等。一等门客吃饭有鱼肉，出门有车马；二等门客吃饭有鱼肉，但出门无车马；三等门客只吃粗茶淡饭而已。在三等门客中，有一个叫冯谖的人，刚来几天，就敲着剑鞘唱道：“我的长剑啊，回去吧，咱们吃饭没有鱼肉哇!”孟尝君知道了，就升他做二等门客。没过几天，他又敲着长剑唱了起来：“长剑啊，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马哇!”孟尝君知道了，就把他升做一等门客。这回以为不再唱了吧，谁知道没过几天，总管又向孟尝君报告说：“冯谖又唱了，说是家中老母无人养活。”孟尝君就派人把他的老母亲安顿好，从这以后，冯谖就不再击剑唱歌了。
不久，孟尝君要找人去薛地收债，就想起了冯谖。他把冯谖叫来说：“先生会些什么呢?”冯谖知他要收债，就回答说：“只会算算账。”孟尝君淡淡地说：“那先生就替我去薛地收一下账吧。”冯谖问道：“收账回来买些什么呢?”孟尝君不耐烦地说：“先生看家里缺什么就买点什么吧!”孟尝君的三千食客都是靠薛地的租税来养活的，所以百姓的负担很重。冯谖到了那里，欠债的百姓都不敢来见，他就买了大量酒肉，真诚招待，把债户们都找了来。他把债券收集上来，查问清楚后，把能够偿还和不能偿还的债券分成两堆，然后对大家说：“君上爱民如子，哪里是想借高利贷给你们，无非是想借此来帮助你们罢了。他这次派我来，就是专门看望大家的。有能力还债的，就慢慢地还；无力偿还的，现在就把债券烧了，永远不用再还了。”说着，就把收来的那些债券烧掉了。薛地的百姓感动得流泪不已，从此一心一意地拥戴孟尝君。
孟尝君看到冯谖两手空空地回来了，就有些讥讽地问他：“先生替我买来了什么呢?”冯谖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您让我看家里缺什么就买什么，我看家里什么都不缺，只缺少‘义’，我就替您把‘义’买回来了。”接着向孟尝君报告了“市义”的经过，并解释说：“那些能还债的自然会还，那些不能还债的逼死他们也还不了，只会把他们逼跑，那又何必呢?”孟尝君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孟尝君的名声越来越大，秦王十分气恼，他就派人到处散布谣言说：“天下只知有孟尝君，不知有齐王，孟尝君不久就要当国君了。”他还利用楚怀王死的事和楚国联络，造谣说孟尝君一旦即位必先攻打楚国，于是楚国也到处说孟尝君的坏话。齐王很昏庸，听了这些谣言就起了疑心，解除了孟尝君的相国职务。
正所谓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孟尝君得势时，真是门庭若市，现在倒运，那就门可罗雀了。只有冯谖还和他形影不离，替他赶车到薛地去，百姓一听孟尝君来了，都提着食物，带着菜肴酒水夹道欢迎。孟尝君感动地说：“这都是先生买来的情义呀!我总算有一个安身的地方了!”
冯谖则回答道：“这算不了什么，俗话说得好，‘狡兔三窟’，您现在才有一个安身的地方，还远远不够。请您给我一辆马车，我去秦国走一趟，让秦王重用您，到了那时，您的封地薛城，齐国的都城临淄，秦国的都城咸阳都会是您安身的地方。”
冯谖来到咸阳，对秦王说：“如今天下有才能的人，不是投奔齐国就是投奔秦国，哪个国家得到的人才多，哪个国家就强大。可见，现在的天下，不是齐国得到，就是秦国得到。齐国所以能有今天，还不是全仗着孟尝君礼贤下士，治国有方吗?如今齐王听信谣言，嫉贤妒能，气量狭小，竟然免了孟尝君的相国之职。您若能趁他怨恨齐王的时候，把他请到秦国来，好好地以礼相待，让他为秦国效力，还怕齐国不归附吗?您如果犹豫不决，齐王一旦反悔，重新起用孟尝君，您也就悔之晚矣。”
秦王正在到处网罗人才，听冯谖这么一说，就愿意去请孟尝君来。这时樗里疾已死，无人反对任用孟尝君，于是，他就派遣使者，带了十辆车马、百斤黄金，用迎接丞相的仪式去迎接他。
冯谖一看计谋奏效，立即返回齐国，来不及报告孟尝君，就直奔临淄求见齐王，他对齐王说：“人才是齐、秦两国争霸的关键，谁得到了人才，谁就可以称雄天下，据有诸侯。我在来临淄的路上听说秦王已秘密派人带十辆车马、百斤黄金来迎孟尝君去秦国当丞相，如果真的是这样，齐国岂不是很危险了吗?”齐王一听十分着急，忙问冯谖该怎么办，冯谖说：“大王如能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位，再多赏田地财物，孟尝君一定会感激您，就不愿再去秦国了。即使秦国想来接，总不能硬抢人家的相国吧?大王如果迟疑不决，就怕来不及了。”齐王还有些不太相信，就派人前去打听。恰巧秦国的车马迎面而来，那被派去的人连夜赶回临淄，向齐王报告。齐王一听是真的，可着了慌，立刻下令恢复孟尝君的相国职务，又多赏了一千户的土地，并马上接他来都城居住。秦王的使者到达薛城，恰好齐王的命令也到了，他们不好硬抢，只怪自己来晚了一步!至此，孟尝君的政治“三窟”已营造完毕，可以高枕无忧了。齐国不要了，可以去秦国，秦国不要了，最不济也可到薛城去独善其身。真是抢着的瓜甜，分着的饭香，秦王这一抢，可就奠定了孟尝君在齐国的稳固地位。至于孟尝君到底有多大的能力，能为国家出多少力，倒在其次，关键是使齐王看清了孟尝君不是想当国君，否则，他愿去秦国干什么呢?既然齐王消除了这点疑虑，孟尝君在政治旅途上潜在的危险也就没有了。因此，他的官也就越做越稳当，并成为善于使用人才的典型。
其实，孟尝君无非是为了保住他在齐国的位置，真让他到秦国去，他未必愿意，“反认他乡做故乡”，总是无法让人从心里接受，况且他也不会最终赢得秦人的信任。孟尝君在这套“狡兔三窟”的政治运营术中，最妙的当然不是他经营了“三窟”，而是他借秦人的反激使自己重掌相权，并越来越牢固。如果仅仅是为自己预备好了一处位置或是一条退路，那就仅属下乘的权谋了。军事战术上的“背水一战”与政治权术上的“退路千条”形成了截然相反的鲜明对照，反衬出了军事作战以勇胜、政治经营以谋胜的不同特点。有勇无谋的匹夫只能是一个战士，而有谋无勇的智士却往往可以成为所谓的政治家。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奇特而又自然的现象似乎在表明一个问题：中国传统的政治似乎只是权谋之术的副产品，而不是各种政治观点、政治力量和施政方针的显现。如果真是这样，哪怕具有这样的成分，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不是就显得太卑微、太轻浮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