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这大概是中国大多数封建皇帝共同的生活经历。

    乍一听，他们的生活条件是极其优越的，但他们并不怎么快活，为什么呢?其原因很简单，就是他们失去了身心自由。我们也许只看到了皇帝骄奢淫逸的一面，只看到了皇帝为所欲为的一面，往往忽视了皇帝生活的另一面，那就是他们的行为方式是被严格规定了的，这对于大多数守成时期的封建皇帝，尤其是在做皇帝预备期的太子来说，是确切而真实的。

    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生活经历是个很好的例证。万历做太子时，老师曾经为他讲经，年轻人的心性免不了好动，在不知不觉间把一条腿放在了另一条腿上，老师就阴阳怪气地责备起来：“为人君者，可不敬乎?”老师讲经之间忽然背起先贤的劝责之语，万历皇帝一时间莫名其妙，老师见他不明白，就又死板地重复那句话，直到万历皇帝突然意识到自己的腿放得不是地方，赶快摆正了姿势，老师才继续讲下去。这种生活，实际上与囚徒无异。

    一般说来，封建皇帝即位之前要有一个预备见习期，就是做太子。做太子一项重要生活内容就是听老师讲经，苦学“圣经贤传”，这还罢了，就好像搞选美比赛一样，太子要把自己暴露在宫廷的“大庭广臣”之中，让大臣们去品头论足，如果有哪一项不太符合大臣们的要求，太子的资格就多少有些危险了。因此，太子的生活与其说是耀武扬威，还不如说是兢兢业业甚至战战兢兢。

    当了皇帝也不自由。每天重复一套各色仪式，乍看起来十分威风，像刘邦当年初定朝仪之时所说的，“吾如今知皇帝之贵矣”，但时间一长，就会不胜其烦，觉得生活枯燥无味，而且还要继续读在职学位。当太子时有东宫出阁讲学，做了皇帝也还要在工作中继续听老师的课，即所谓的经筵。古人也真有意思，把讲课听课研讨学习叫做“筵”，颇有些以精神食粮代替物质食粮的意味，倒是很有点像今天的人文知识分子，只能搞精神会餐，而无实惠的口福可饱。

    在这种明神宗

    学问道德的“内忧外患”之中，从太子到皇帝的整个历程都很不舒服，那是自然的了。至于想发展自己的个性和长处，就更别提了。万历皇帝想在八小时之外搞点业余爱好，进一步研究一下书法，想弄个书法学会理事之类的学术职务干干，以显示一下自己并非光靠祖宗的恩德，也有一定的能力。但不行，大臣张居正装出一副为民请命为国献身的样子，伏地泣谏，要万历皇帝万万不可，说什么书法乃是奇技淫巧，不可因此误了治国大计。万历皇帝听了，虽然十分扫兴，但也无可奈何。

    万历皇帝想废掉长子，立自己心爱的幼子为太子，但大臣们坚决反对，而且言辞铿锵，莫可置辩，弄得万历皇帝不仅没有办成事，还灰溜溜的。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万历皇帝终于看清了自己是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傀儡。一经悟透，他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反抗方式：怠工。于是，万历也就成了明代的坏皇帝。

    其实早在万历皇帝以前还有一个正德皇帝，更有意思，他追求的是什么呢?用今天的话说，叫做实现感。

    当太子时，正德皇帝也受够了窝囊气，小时候不能玩，长大了一定要补一补。在当了皇帝以后，他就开始“恶作剧”。登基不到两年，他就在宫外建了一所充满野趣的俱乐部，叫做“豹房”，其中包括精舍、猎房和康乐设施，在里面与宦官、娼优、喇嘛、异域术士嬉游。

    他不拘小节，在为祖母举行丧礼的时候，看到地上泥水横流，便下令群臣免予跪拜，这当然激起了所谓忠臣的反抗，但孰不知，这也是正德皇帝对他所受教育和束缚的反抗。

    豹房勇士铜牌

    明武宗正德十一年(公元1517年)，鞑靼小王子伯颜猛率五万骑兵入侵，正德帝听了，大为高兴，觉得可以过一过将军瘾了，立即御驾亲征，虽有群臣反对，他还是“一意孤行”，结果胜利班师，但他觉得只打了胜仗算不得有意思，便自封为“威武大将军”。

    过了一年，他还想过过当将军的瘾，要大学士草拟圣旨，命“威武大将军”北行巡边。大学士当然不干，他们伏地请求，泣血而谏，说即遭赐死也不干这种不忠不义的事。正德帝不管这一套，还是以此身份巡边，途中再加封自己为镇国公，又自封为太师。这次出巡并不那么顺利，于次年春天无功而返。

    忠臣们不干了，廷臣抗议者先是十数人，后达百数人，跪在午门外，要求弄明白“威武大将军”到底是何人，若无此人，就是伪造圣旨，应当处死。而正德帝还真有股坚韧不拔的精神，是年又以“威武大将军”的名义出巡各省，甚感风光威武。

    最后群臣集体抗议，正德帝觉得他们太多事，便劝他们回去。但仍有一百四十六名大臣跪着不走。正德帝发怒了，不走吗，就打走，于是，每人赏棍三十，有十一人被打死了。

    当然，明武宗正德皇帝不是一个好皇帝，他宠信太监刘瑾，结果特务横行，良臣遭戮，朝政和国事都乌烟瘴气。但我们不是在评论正德帝的得失，我们要看的是不自由的生活对人的重大不良影响。

    中国康熙少年读书像

    历史上有一位少见的英明皇帝，这就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二个皇帝，康熙大帝。康熙即位之时才七岁多一点，可谓是少年天子。我们不能否认康熙身上有天生的政治家成分，但他青少年时期所过的较为自由、健康的生活对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这也是不容怀疑的。

    清世宗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二月五日，顺治帝福临病逝，其第三子玄烨即位，是为康熙皇帝。

    康熙即位之时，刚刚七岁零九个月，年龄很小，顺治便把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四人接来，让他们做顾命大臣，这四个人也在顺治帝前宣誓，表示“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计私怨，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但是不久，这四位大臣就忘记了他们的誓言。

    摆在康熙面前的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就朝廷以外的情况来说，满清入关不到二十年，人心并未归附，前明之思还在人们心中隐藏着，尤其是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三藩，势力十分强大，多年来一直准备造反。台湾岛上郑成功的后代也虎视眈眈，窥视清朝的东南沿海一带，寻找时机，准备反攻。

    东北方有俄**队不断骚扰边境，侵吞土地，掠夺人口财富。西边的西藏也很不安定，西北部的准噶尔部更是气焰熏天，不断向东进扰，北方还有诸蒙古部落，也伺机南下。

    朝廷内部的局势就更令人康熙帝巡视江南图局部

    忧虑了，在四个顾命大臣当中，索尼年纪大了因病而死，遏必隆勾结鳌拜，唯鳌拜之命是从，而苏克萨哈则是鳌拜的对头。不久，苏克萨哈就被鳌拜陷害致死。这样，朝廷之上就只有鳌拜一党了。鳌拜是“巴图鲁”(满族语勇士)出身，号称“满洲第一勇士”，性格强暴，为人武勇，极难制服。在他把持了朝廷大权以后，大肆捕杀异己，曾矫诏杀死了山东、河南的巡抚和总督。他在朝廷之上专横跋扈、盛气凌人，根本无一点人臣之礼。他把康熙视若无物，经常当众与康熙大声争论乃至吴三桂像

    清代诗人吴伟业在《圆圆曲》中说：“恸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无论怎样，吴三桂的汉奸罪名恐怕是洗刷不掉了。

    训斥康熙，直到康熙让步为止。在处置苏克萨哈时，鳌拜要将他凌迟处死，康熙认为他无罪，鳌拜就大声争执，康熙仍是不许，鳌拜竟捋起衣袖，上前要打康熙，康熙害怕，只得同意鳌拜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朝廷内的形势，竟至于此。

    面对这种内忧外困的局面，康熙如果想开创一个太平兴盛的朝代，必然要有非凡的谋略和气魄。

    少年的康熙就表现出他不同于一般人的胆识。首先，他决定除掉鳌拜，掌握实权，然后再作他图。

    康熙除掉鳌拜的方式极具少年的心性特点。

    当时，鳌拜掌握军权，如果直接下令捉拿，必定会引起叛乱，那时不仅鳌拜捉拿不到，连康熙自己也将面临危险，朝中的正直大臣，甚至太后都对此一筹莫展。

    一次，鳌拜称病不朝，康熙亲自去看望他，鳌拜躺在床上，卫士见他的神色有异，急忙向前揭开被子，发现鳌拜的身下藏着一把极其锋利的匕首，鳌拜当时极为紧张，卫士也不知如何处置，康熙却突然插话道：“随身携刀是满人风俗，不必大惊小怪。”康熙在不动声色之中稳住了鳌拜。

    中年康熙像

    公元1667年，康熙十四岁，按照当时的规定，他可以亲政(即亲自处理政事)了，但有鳌拜专权，他无论如何是亲不了政的，铲除鳌拜，就成了当务之急。那么，明捉不行，用什么办法才好呢?康熙终于想出一计，不动声色地干了起来。

    满族人喜欢摔跤，康熙就挑选了一些身体强壮的贵族少年子弟，到宫中练习摔跤，练了一年有余，技艺大为长进，康熙也不时到摔跤房去练习，居然也窥得了门径。宫廷中的王公大臣以及后妃太监尽知此事，但都觉得是少年心性，十分自然，没有任何人怀疑康熙有什么其他的动机。在不知不觉之中，康熙的这支“娃娃兵”就练好了。

    在这期间，康熙还依照中国传统的“将欲夺之，必先与之”的做法，连连给鳌拜升官，鳌拜父子先后被升为“一等公”和“二等公”，再先后加上“太师”和“少师”的封号。不仅稳住了鳌拜，还使他放松了戒备。

    在康熙十六岁的那一年，一切终于准备就绪。他先把“娃娃兵”布置在书房内，等鳌拜单独进见奏事时，康熙一声令下，“娃娃兵”一齐涌上，登时把鳌拜掀翻在地，死命按住，康熙又让“娃娃兵”把鳌拜捆绑牢靠，投入了监狱。这群“娃娃兵”做完了一件大事，尚蒙在鼓中，还以为是小皇帝爱胡闹，让他们捉鳌拜考较功夫呢。但也只有这样，才能守得住秘密，否则，鳌拜的耳目极其众多，只怕要“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在捉住鳌拜之后，康熙立即宣布了他的十三大罪状，并组织人审判鳌拜，将鳌拜集团的首恶分子也一网打尽。不久，鳌拜死于狱中。此后，康熙又为受鳌拜迫害和打击的人平反昭雪，放还了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