揽英雄，务悦民心，立高祖之业”，但毕竟没有大量军队。他为王郎所追捕，曾多次陷入窘境。后来，他逐渐延揽了

    邓禹像

    邓禹、冯异、寇恂、姚期、耿纯等人才，又假借当地起义军的名义招集人马，壮大声势，并联合信都、上谷、渔阳等地的官僚集团，才算站住了脚。由于他实行“柔道”政策，服人以德不以威，众人一旦归心，就较为稳定。

    刘秀认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他多以宽柔的“德政”去收揽军心，很少以刑杀立威，这一点，在收编铜马起义军将士时表现得最为突出。当时，铜马起义军投降了刘秀，刘秀就“封其渠帅为列侯”，但刘秀的汉军将士对起义军很不放心，认为他们既属当地民众，又遭攻打杀掠，恐怕不易归心。铜马义军的将士也很不自安，恐怕不能得到汉军的信任而被杀害。在这种情况下，刘秀竟令汉军各自归营，自己一个人骑马来到铜马军营，帮他们一起操练军士。铜马将士议论说：“肖王(刘秀)如此推心置腹地相信我们，我们怎能不为他效命呢?”刘秀直到把军士操练好，才把他们分到各营。铜马义军受到刘秀的如此信任，都亲切地称他为“铜马帝”。

    在消灭王郎以后，军士从王郎处收得了许多议论刘秀的书信，如果究查起来，会引起一大批人逃跑或者造反。刘秀根本连看都不看，命令当众烧掉，真正起到了“令反侧子自安”的效果，使那些惴惴不安的人下定决心跟刘秀到底。

    公元25年，刘秀势力十分强大，又有同学自关中捧赤伏符来见，说刘秀称帝是“上天之命”，刘秀便在诸将的一再请求下称帝，年号建武。称帝之后，便是和原来的农民起义军争夺天下，此时，他仍贯彻以柔道治天下的思想，这对他迅速取得胜利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刘秀轻取洛阳就是运用这一思想的成功范例。当时，洛阳城池坚固，李轶、朱鲔拥兵三十万，刘秀先用离间计，让朱鲔刺杀了李轶，后又派人劝说朱鲔投降。但朱鲔因参与过谋杀刘秀哥哥的事，害怕刘秀复仇，犹豫不决。刘秀知道后，立即派人告诉他说：“举大事者不忌小怨”，朱鲔若能投降，不仅决不加诛，还会保其现在的爵位，并对河盟誓，决不食言。朱鲔投降后，刘秀果然亲为解缚，以礼相待。

    公元27年，赤眉军的樊崇、刘盆子投降，刘秀对他们说：“你们过去大行无道，所过之处，老人弱者都被屠杀，国家被破坏，水井炉灶被填平。然而你们还做了三件好事：第一件是攻破城市、遍行全国，但没有抛弃故土的妻子；第二件是以刘氏宗室为君主；第三件事尤为值得称道，其他贼寇虽然也立了君主，但在危机时刻都是拿着君主的头颅来投降，唯独你们保全了刘盆子的性命并交给了我。”于是，刘秀下令他们与妻儿一起住在洛阳，每人赐给一区宅屋，二顷田地。就这样，刘秀总是善于找出别人的优点，加以褒扬。

    刘秀极善于调解将领之间的不和情绪，绝不让他们相互斗争，更不偏袒。贾复与寇徇有仇，大有不共戴天之势，刘秀则把他们叫到一起，居间调和，善言相劝，使他们结友而去。对待功臣，他决不遗忘，而是待遇如初。征虏将军祭遵去世，刘秀悼念尤勤，甚至其灵车到达河南，他还“望哭哀恸”。中郎将来歙征蜀时被刺身死，他竟乘着车子，带着白布，前往吊唁。刘秀的这种发自内心的真诚，确实赢得了人心。

    刘秀在称帝之前就告诫群臣，要“在上不骄”，做事要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日慎一日，等等。在后来的岁月里，刘秀一直始终如一地自诫诫人，这种用心良苦的告诫，虽不能从根本上扭转封建官场的习气，但毕竟起了一定的作用。当时军中武将多好儒家经典，就是很好的证明。

    刘秀实行轻法缓刑，重赏轻罚，以结民心。他一反功臣封地最多不过百里的古制，认为“古之亡国，皆以无道，未尝闻功臣地多灭亡者”，他分封的食邑最多的竟达六县之多。至于罚，非到不罚不足以毖后时才罚，即便罚，也尽量从轻，绝不轻易杀戮将士。邓禹称赞刘秀“军政齐肃，赏罚严明”，不为过誉。

    东汉建立以后，刘秀仍然实行怀柔政策，避免了开国之君杀戮功臣的悲剧，使得东汉的政治安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恢复。

    刘秀“柔道”兴汉，少杀多仁，不论是军事、政治还是外交等方面都治理得很好。曹操以奸诈成功，刘秀以“柔道”而得天下，这难道不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启示吗?看来，儒、道理论并非迂腐之学，只要运用得当，完全可以比别的方法更有效。只是千百年来，儒、道之学在这方面的光辉，已被凶残狡诈的人性给掩盖涂篡得不成样子了!

    莫说“洪洞县里无好人”，封建官场虽是一片漆黑，但毕竟还会偶尔闪现出一两个良心未泯的人物，就是这些凤毛鳞角的人物，足以使我们兴奋不已。

    “柔道”也属治人之术，但毕竟和虚伪、狡诈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后者已不是“术”，而是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了。如果连这样的“术”也否定了，那就陷入“文革”期间的“清官比赃官还坏”的荒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