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
屈原欲做忠臣而不得，欲做隐士而不能，不知天道与人道并不完全同一，在人间便感无路可走，所以最后怀沙自沉。
确实，自屈原以来，诗人、文学家、画家多出在江南，江南才子是天下闻名的。其实，不仅古代如此，就是现代，大作家也多出在南方，现代文学史上的鲁（鲁迅）、郭（郭沫若）、茅（茅盾）、巴（巴金）、老（老舍）、曹（曹禺）六大家及数小家，绝大部分也出在南方。
至于封建皇帝，则更为有趣，似乎全部出在北方。从秦始皇算起，汉高祖刘邦是沛县丰邑人，今属江苏省沛县；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是南阳蔡阳人，今属湖北枣阳县境，虽地处南北交界之处，在人们的观念上还应算作北方；宋太祖赵匡胤出生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军官家庭；元朝的成吉思汗及元世祖忽必烈就不必赘述了；明太祖朱元璋是濠州钟离县人，今属安徽省凤阳县，也应算作是北方人；至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同元朝一样，其统治者都是来自遥远的北方。
上述皇帝是中国主要朝代的开国皇帝，至于其他战乱时期而产生的走马灯般的帝王，或是直接出自北方，或是祖上几代也是北方，总之，绝大多数是北方人，而且其祖居之地还较为集中，大多沿运河两岸分布。
这真是风水不同，地殊人异吗？其实，这要看怎么讲。如果把风水看作是封建迷信的东西，当然与风水无关；但若从广义上理解风水，把风水看作一种人文地理方面的东西，甚至有一些地缘政治的色彩，那就与风水有关。在中国古代社会，北方开发较早，文化也较为早熟，社会制度、宗法观念相对于南方来讲较为严密、发达和成熟，在大多数时间里，北方不仅是政治、文化的中心，还是经济的中心，又兼北方人勇武善战，因而，改朝换代之举一般都发生在北方，北方由此而多出皇帝。相反，南方不论是社会统治、宗法统治、思想统治均比北方要相对为弱，因此，人们的思想观念就较为解放和活跃，用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容易造就大作家，容易促生大作品。
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别看只有这八个字，其中包含的深奥道理却是万古不易的。孔子这句话从表面上来看，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高山峻岭，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而实际上却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由此反推，即可看出，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是造就智者的地理环境，而崇山峻岭及平原草漠众多的地方是造就仁者的地理环境，即使是现代科学也不否认地理环境对人的性格、智能的影响。
仁者多倾向于搞政治，智者多倾向于搞文学艺术。看来，南方出文人，北方出皇帝，不仅有其社会方面的必然性，还有地理方面的必然性。
仁者与智者，只是两种智慧类型，绝无高下之分；文人与帝王，也是两种不同的社会角色，就其作用来讲，实际上亦无高下之分，只是人们极易看到帝王身享荣华富贵、手操生杀大权，而看不到学者文人是无冕之王，是社会精神的主宰罢了。不过，必须看到的是，学者书生或是文人雅士是与帝王格格不入的，文人书生也绝对做不了开国皇帝，其原因如下：
第一，文人书生所学的圣贤之道是为了治国，决非为了开国，圣贤之道教人修身养性，决不教人造反。
第二，文人书生所代表的道德理想永远走在社会现实的前面，只能永远站在现实的前面去召唤、叹惋、慨叹身后的社会现实，而不会去首倡造反，去在白骨堆上建起新的王朝宫殿。
第三，书生文人长于书斋，两耳尽是圣贤的教诲，缺乏社会锻炼，故缺少开国帝王所必备的野心、势利、诡诈、机变、老辣、无赖、无耻、狠毒乃至丧尽天良等性格素质。
第四，中国历来就是一个学者与帝王分离、文人与官吏分离的国度。学者文人别说做皇帝，就是做了官吏，也往往丧失了文人学者的品格，只剩下了官格，以学者文人为代表的理想道德即行告退，为官之道往往压倒一切。
第五，文人学者在古代社会生活地位往往并不低，所以首倡造反的往往不是文人书生。
所以，中国古代社会就出现了这样的奇异现象，真正的仁德才智之士做不了开国皇帝，当开国皇帝的大多属于这两种人：一是流氓，一是豪强，盖因流氓无顾忌，豪强有势力也。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环境里，却偏偏出了一个书生皇帝，把书生和皇帝这两种不同的人格结合在一起，造出一种怪胎来。从这一书生皇帝的成败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许多有意味的东西。
西汉与东汉之间，隔了一个短短的朝代，这就是历时十八年的王莽新朝。一般的历史著作不大提这一朝代，认为是西汉和东汉两个朝代的衔接过渡阶段，是汉朝的暂时中断。其实，这还是应当算作是一个独立的朝代，这不仅因为王莽正式称帝建年号，还因为他掌握了实际政权，颁布实行了许多重要的政策法令。新朝的王莽，就是一位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由书生通过干仕的和平方式而走上帝位的书生皇帝。
汉成帝永始元年，即公元前16年，王莽因为是王太后的侄子，被封为新都侯，这时，王莽三十岁。又过了七八年，王莽看准时机，揭发了废后许氏伙同王长、王融希望重为皇后的一系列阴谋，由原大司马王根推荐，做了大司马，从此，王莽开始了他沽名钓誉的生涯。
新莽“大布黄干”铜币王莽做了大司马，决心要在名声上超出他的上辈，于是，就礼贤下士，延揽名士作为幕僚，并做出一副极其清廉高洁的样子，每当从朝廷上得了赏赐，他都全部分给宾客僚属，自己分文不取；在生活上，他也格外节俭，穿的是破旧的衣服，吃的是素淡的饭菜，几乎和一般的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一次，王莽的母亲有病，朝廷上的公卿侯爵多派夫人前来探视，这些人都穿着绫罗绸缎，头上戴着珠宝首饰，王莽的妻子急忙出门迎接，穿的是粗布衣服，衣不拖地，裙子才刚刚盖过膝盖。客人们以为她是王家的仆妇，等悄悄问过别人之后，才知道她就是王莽的妻子。王莽家招待客人礼数十分周到，但仅是清茶一杯而已。自这以后，王莽开始有了清廉俭约的名声。
不仅如此，王莽还博得了直臣的美名。一次，太皇太后王氏设宴邀请傅太后、赵太后、丁皇后等人一同聚会，主事官员在座位正中摆下一把椅子，归太皇太后坐，在旁边又摆下一把椅子，归傅太后坐，其余则排列两边。这时王莽走进来，大声喝问：“上面为什么设王莽毕竟是书生，他若放弃对儒家思想的执著追求，也许会是一位成功的帝王。
着两个座位？”主事官员回答说：“一个是太皇太后的，一个是傅太后的。”王莽说：“傅太后乃是藩妾，怎得与至尊并坐，快撤下来！”傅太后听说她的座位被撤掉，就没来赴宴。后来，傅太后胁迫哀帝罢免王莽，王莽听到了消息，马上自请免职，哀帝也未加挽留，就这样，王莽又回到了他的新都封地。不过，这件事虽使他遭到罢官，却为他赢得了更多的名声，大众都认为王莽有古代大臣的风范。
西汉末年，各方面均已显得十分**，别的不说，仅举汉哀帝宠爱男色的一件事就足以说明。董贤的父亲曾任御史，因此董贤得以为太子舍人，当时年纪才十五六岁，后来哀帝偶然在殿中看到他，还以为他是女扮男装，一见之下，竟倾心相爱，再加上董贤惯会柔声下气，搔首弄姿，更让哀帝宠爱，以致两人食同案、寝同床，形影不离，后来连董贤的妹子和妻子也轮流陪哀帝寝居。董贤一家，也是平步青云，真是独邀主宠，公侯满门。哀帝对董贤的宠爱，更是到了痴迷的程度。一天，哀帝和董贤一起午睡，哀帝先醒，见董贤还在沉睡，就想悄悄起身，没想到衣袖被董贤压住，为了不惊醒董贤，哀帝竟把袖子割断起身。从这一件事就可知道，朝政无法不糜烂，国势无法不衰弱。王莽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才由官僚一步步地篡取皇位的。
哀帝荒淫过度，于二十六岁而亡，董贤虽对哀帝忠心耿耿，怎奈不习事务，无法理丧，太皇太后王氏便命新莽时期的四神瓦当：白虎、青龙、玄武、朱雀。
王莽入都帮助董贤治理丧事。这又给了王莽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王莽入朝，先不问丧事如何办理，而是顺应人心，罢黜了董贤，使他自杀而死，并将董贤一家迁徙他地，将其家产估卖充公，然后才料理哀帝的丧事。
王莽独掌大权以后，便与太皇太后商议，迎立中山王箕子为嗣。王莽为了讨好太皇太后，把平时得罪她的傅太后、赵皇后一概贬降，致使许多人自杀，太皇太后倒是满心欢喜，以为王莽替她出了口恶气，其实这是王莽在为自己以后进一步夺取政权扫清道路。
箕子即位，是为汉平帝。当时平帝只有九岁，一切权力，均由王莽把持，就是太皇太后王氏，也被王莽哄得团团转，朝廷中的正直大臣，见王莽专权，贬降太后、皇后，擅立新君，渐无人臣之礼，大多数陆续辞职引退；在朝的官员，多趋炎附势，尤其是历任三朝的大司徒孔光，竟去揣摩王莽的心意，奉承王莽。不过，王莽自己也很清楚，他知道自己多半是靠了太皇太后王氏的信任才得以独揽大权的，人心其实并未收拢。王莽既不懂征战，又不懂治国安民，收拢人心的办法，只有靠弄虚作假或是矫情作伪。
王莽想了多日，终于想出一个办法。他秘密派人前往益州，告诉地方长官，让他买通塞外蛮夷，假称越裳氏，献入白色雉鸡。平帝元始元年正月，塞外果有蛮人入朝，说是由于仰羡汉朝德仪，特来入献白雉一只。王莽一听，非常高兴，立即禀告了太皇太后，把这只白雉送到了宗庙里。亏得王莽读过书，才想出了这个办法。原来，周朝成王的时候，越裳氏也曾来中原献白雉，王莽是想把自己比成辅佐幼主的周公，才买嘱塞外蛮夷来汉献雉。其实群臣都知是王莽所为，但谁也不愿揭破，反而仰承王莽的意思，说大司马王莽安定汉朝，当加为安汉公。太皇太后即日下诏，王莽故作姿态，上表一再辞谢，并要求加封迎立平帝有功的孔光等人，自己最后只受爵位，退还了封邑。
王莽还大封刘氏宗室，凡刘氏王侯，只要有后者，一概升爵封赏，退休的士大夫及其子女，也都给予俸禄，甚至还对孤寡老人遍济周恤，使得天下吏民无不称道。后来，王莽又上书太皇太后，说她年事已长，不宜署理小事，凡封爵以下诸事，均交自己处理。太皇太后当然依议，于是，天下就更是只知王莽而不知汉天子了。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