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是中国社会的特色，是中国国情的产物，与世界面子相同之中有不同。它分化为目的型和手段型。

    目的型面子是古典面子，它与中华文化与生俱来，有“上下五千年”文化，便有五千年面子。手段型面子是近代面子，也是江湖型面子，诞生于近代中国江湖化背景，寿命不过六七百年。

    “面子”一词是口语，属于白话文范畴。在元杂剧及明清通俗小说以前，中国古典文献均采用文言体。因此，即便“面子”一词可能出现于元明社会之前，也不会在文言体文献中大量存在。所以，源头不易查找。不过，面子并非无源之水，中国也不会一夜之间生出“面子”说法，面子背后拥有的社会机制和文化体制不会一夜之间突然降临，它一定有一个演变的过程。

    仔细分辨古典文献的文言文，与面子的概念最相当或接近的语词应当是“面目”和“脸面”。

    《史记·项羽本纪》写道：“且藉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这里“面目”相当于面子的含义，等于今人说“没面子回老家”。但依今人标准，它比面子分量略重。除《项羽本纪》外，《史记》在《吕太后本纪》、《齐太公世家》等七篇都用到“面目”一词，“面目”在汉代已明确包含自尊和尊严的含义。这是面子的古典含义，即目的型含义。所谓目的型，即只作人生目的，不当行事手段。

    作为文言词的“面目”，与“面子”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根本区别。相同之处，二者皆以“面”借代人格，来描述个人的尊严。不过，中国的面子在秦汉上古时期，并未有区别于西方文明的特殊品质，皆属于寓尊严于脸。以脸比喻尊严，在世界文明中并无特殊之处，例如英国人说“lose face”，face也是“面子”，同样“以脸代尊严”。

    古典型“面目”或“面子”有一个根本特征，就是目的化，而非手段化，只当做人生目的，不当做交易手段。也没有那么系统化、复杂化的操作。现代型面子的特征是手段化，类似于买卖，我给你一个面子，你还我一个人情，具有交易行为和交易制度。所以，“面目”的“以面代人”古典模式，只是中国面子文化发育的初始阶段，从世界范围看，符合人类社会心理一般规律。只有现代型的面子，才算得上中国社会的特产。

    从古籍文献资料看，在贯穿秦汉至明末清初的一千多年里，“面目”的使用占据绝对优势，是主流话语。明清之后，文言文本依然使用“面目”而不用“面子”，譬如明朝人宋濂著《元史·列传第二十六·朵而直班》：“唐其势怒曰：‘御史不礼我已甚，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见人耶？’”又如清代平话小说《杨家将演义》第四十七回：“宗保大怒曰：‘不戮此蛮类，何面目见天子？’”都是“面目”古典用法。

    与“面目”使用同时，“脸面”与“颜面”也大行其道，含义随语境略有差异，但大同小异。如《红楼梦》第三十四回贾政道：“若外人知道，祖宗颜面何在？”此处说“颜面”，不说“面目”。然而《红楼梦》用得最多的是“脸面”，在一百二十回本中，至少有十六回说到“脸面”，不少章节反复出现多次。

    文字学上，“面目”是多义词。作面子解，只是“面目”的引申义。“面目”直解脸、眼，一般通指五官。在古典阶段，虽然“面目”的尊严含义的语词频率要大大高于本义（五官），但是本义也时常出现于文言文献，例如“面目清秀”、“面目和善”等等，偶尔还出现另一种引申义——真相，还事物本来面目。

    时光流转，光阴荏苒。到清朝后期，在主流文献上开始出现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预示着“面目”本义和引申义的分别，“面目”作为类似“面子”的尊严含义逐渐淡出，面目的本义——即五官面貌重新回归，占据上风。譬如，清代曾朴著《孽海花》，全书共四章出现“面目”，都指五官面貌而非面子。后来，随着语言的分化，尊严含义的“面目”渐渐淡出公众语言，新的“尊严”概念——“面子”登上舞台，进入主流话语和价值体系。这一进一出的交替，标志面子文化制度进入新的成熟阶段，演变出独特内容。

    清末以后，面子现象由古典时期进入现代时期，由目的型演变成目的—手段混合型，由原本纯粹的价值观蜕变出工具性，产生了手段型面子的操作规矩，以及手段型面子的话语载体——“给面子”、“还面子”、“赏脸”、“捧场”、“踢场子”……从此，面子操作就从目的领域延伸至手段领域，变成一种社会互动的技术体系，并与人情制度、关系网络融于一体，共同建构了关系社会。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正是中国社会的江湖化过程。现代型面子的生成，是近代江湖化进程的一个侧面。

    清代以后，“面子”不仅替代“面目”的原有内涵和社会功能，而且还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