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婚礼外还有其他人情交易，所以份子钱就与总的人情债搅和一起，难解难分。这个烂账其实是好事，正是人情体制和关系网系统追求的境界，无形之中加深了相互纠葛和联系，维系了私人关系。

    凑份子的背后

    每份份子价码与筵席市场行情二者之间，具有一种稳定态博弈均衡，价码总是随行就市，水涨船高，与物价水平及民众生活水平密切相关。以闽南为例，喜宴份子钱的总和，在扣除筵席开支后通常略有盈余，也就是盈头，调查每家每户大多如此，屡试不爽。除非主人执意免收红包，否则很少出现份子钱不够开席现象。何以出现这种好像精心设计的行情呢？答案是份子钱价码依喜酒行情推算，自然形成。比方说，按照当地物价及喜宴规格，一桌酒席行情1000元，按每桌10人计，每人份子就是100元，份子行情就是这样自然产生的。

    既如此，盈余从何而来？答案是少量至亲好友为了表达盛意，特地比行情多拿些钱作贺礼。比行情多出的钱，在人情语言上意味不同寻常关系，是造就盈余的主要来源。

    在闽南，上世纪80年代后期普通市民份子行情是每人50元，90年代中期涨到100元，近亲好友则需300～500元乃至1000元，各城乡社区风俗略有不同。看凑份子的消费机制，经济学看到的是客人自己宴请自己，但社会学看到份子钱的生命，充满了丰富的人情语言，客人们要表示的信息尽在其中。除了运作人情，份子钱的功能也包括向主人捧场，以及熟人圈的交流聚会。

    份子钱现象折射出熟人系统运作目标：一，自己要排场（即面子）；二，熟人要捧场。旁观者有义务，所有人不能例外，这折射出一种共生哲学。讲排场要有财力，如果主人不够财力，就利用人情制度融资，有点像民间标会或互助会，大伙儿集资来给主人捧场。主人落下面子，客人们赚个热闹。单就个案看，似乎主人占便宜，但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谁家都会有红白喜事。

    反过来，有了凑份子制度，婚礼只能大操大办，想躲也躲不了。你家娶亲既是你家事，也是大家事，不完全由你家做主，还要风俗做主。直到改革开放之前，闽南民间只认“鞭炮夫妻”、“吃酒夫妻”，不认法律夫妻和结婚证夫妻。夫妻不管有未婚姻登记，都要鞭炮、排场公示，否则大家就不认他们夫妻。若在农村，甚至不给新人分地。

    面对凑份子大操大办，各人心态不一。主人有喜欢热闹的，也有好清静的，有爱排场的，也有怕劳命伤神的。客人有衷心祝贺的，也有应付了事的。大家各怀心事，逢场作戏。但习俗带有强制性，演员要演出，观众要出席。越是现代，熟人关系越淡薄，人情习俗就越薄弱，三心二意应付吃酒的客人就越多。应酬二字，越来越具无奈之意。主人拟定名单伊始，就颇费心机。每选定一个对象，都面临哈姆雷特式的犹豫：请，还是不请？如请，会不会来？不来，自己会不会没面子。如果不请，对方会不会怪罪？熟人的舆论是否会怪罪？这种情形，尤其在考量那些边缘熟人时很费神。与此同时，客人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接到一张请帖，不啻接到罚款单，不去得罪人；去也很烦，费钱费时，应付不起。

    有请必赴更麻烦。前面估算，一个熟人圈平均大约二百多号人，当中每户都可能办喜事。即便每家平均十年办一次红白喜事，每年就要应酬二十多摊份子酒席。花费时间不说，以平均每次红包100元论，每年支出两千元以上，这只是一个保守估计。碰上至亲好友结婚，额外红包高于平均数。再遇上农历吉利月份，各家集中操办婚事，城里大小酒店爆满，这时红包支出就是天文数字，压得大家叫苦不迭，“人情风”变成“人情疯”。

    收钱的主此时当然高兴，热闹有了，排场有了，还有赚头，不亦乐乎？然而，快乐何其短暂，忧郁何其漫长。低头看人情账一五一十地挂着，那都是债主啊。霎时间，笑容烟消云散，手中盈余不够下月凑别人份子，轮到自己背包袱。

    从经济学看，凑份子带有民间金融互助性质，凑份子在排场和铺张之余，构成一种互助和交换功能。这种功能带有惯例制度强制性，交换提高了关系网的凝聚力，从而维系关系网在民间社会第一组织系统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