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乃十种人情说法，这些老说法浓缩人情的操作特性，有带入人情交往语境的功效。然而，它们只是表象元素，还不足以反映人情的精髓。

    人情的精髓是什么？是人情的运行法则，也就是非正式“制度”，是江湖的规矩。那些经数百年发育成熟的老规矩，是人情灵魂所在。若要讲人情，须按老规矩来，否则坏了规矩、吃了亏还不知缘由。老规矩是众人利益博弈自然形成的均衡状态，均衡产生了习俗，学理上叫作习惯法。因为有一群人以规矩结成关系网，才确立了江湖秩序，习惯法是这一秩序的非正式制度。

    这就引申出人情的功能这一话题。

    近代江湖发育五百年，比起中华文明五千年只抵得一个零头，但比起西方现代国家就不算年轻，比美国二百年历史长一倍有余。在江湖社会发育时间中，人情之所以被江湖关系网络提升到类似于宪法的制度地位，原因在于人情向江湖社会提供两种基本功能：

    （1）私人关系网络的维持、凝聚；

    （2）私人间利益交换合作和利益平衡。

    以下所讨论的六种老规矩，即基本的人情规矩，无一例外膺服于这两种基本功能。这六种规矩是：

    （1）主动讲义气；

    （2）礼尚往来；

    （3）过量偿还；

    （4）错开时间；

    （5）争取债权；

    （6）忌讳清算。

    在陈述这些人情规矩之前，首先要强调人情规矩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的适用范围仅限于关系网；离开了关系网，即超出它的适用范围。

    主动讲义气

    做人要讲义气，这是关系网极力推崇的价值规则。讲义气可被概括成如下态度：

    如果我认为某人值得交往，那么应该主动向他（她）尽义务，向他（她）行善施惠，而不计较得失。

    义，义务；气，态度。义气，义务之态度。

    江湖义气，就是行善施惠当先。这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奉献精神来自儒家义务伦理，在这里，人情代表的江湖制度继承了儒家的衣钵。

    放眼历史长河，可知这条规矩并非始于近代江湖，义务伦理是儒教最基本的特征，自孔子算起也有两千多年，江湖人情不过承袭这种价值而已。江湖是后儒教，或是蜕化的儒教，在许多重要规则上，江湖与儒教前后相袭，换汤不换药。这里，义务伦理演化成“义气”，昔日士大夫嘴里的义理，到了江湖就变成了义气。因而义气是通俗化、大众化、江湖化的义务伦理。

    讲义气的常见例子是吃饭买单，中国人到饭馆吃饭，大家争抢付账，不管真的假的，扭胳膊抱腰拧作一团，为争尽义务。

    在人情规矩体系中，此条规矩具有原初启动功能，开创了二人的人情关系。一个人开始讲义气，等于在人情制度里施人情，老词儿叫做“做人情”、“送人情”、“卖人情”、“留人情”。违背这条规矩，该讲义气时不讲义气，舆论说你“不仗义”。“不仗义”的人会被别人疏远，甭想在圈里混。

    礼尚往来

    孔子云：“来而无往非礼也”，这是“来往规矩”的精神源头，也是人们交往的实际操作准则，亘古不变。大凡常人要还人情债，多半念叨“来而无往非礼也”，表达了自己的压力。

    礼，即礼制，现在叫制度；来，意指主动送礼或帮忙；有“来”必有“往”，赶快还人情，这是来往规矩着重强调的规则元素。人情未必都指钱财，看望也是人情，回访也是人情。

    礼尚来往的效用，是保障二人来往的交互性和利益平衡。

    甲的“来”——即“主动义务”，给乙带来了的利益或恩惠。但是在一个公平的制度中，甲的利益该由谁保障呢？这规矩明确说：应该由乙的“从动义务”来保障——由“往”去保障。这只说了二人关系，而二人关系是传统社会最基本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起点，有了二人关系即有了一切关系。通过交互的义务或者说义务互动，达致两人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

    深入分析这一规则，就会发现它与现代法律制度有很大的不同。现代法律制度强调进行交换的两个公民身，必须同时体现权利和义务平衡，而不是通过时间差的二人交互作用慢慢完成平衡。现代法律是建立在个人价值之上，以个人为本，以个人为皈依，市均经济还要求精确结算个人财富。而人情规矩，建立在儒家二人互动基础上，强调通过交互的义务，来维护双方的权益平衡。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设计，就像两种不同发动机设计，就其本身无可厚非，尤其不能简单依据现代制度立场武断否定交互式人情平衡机制，因为各有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服务对象。人情平衡法以互动为原理，功能多样性是其优点——即不仅保障权利平衡，还能强化人际关系，增进群体凝聚与合作。这种设计虽然很古老，却不乏智慧。而现代民法的权利义务平衡设计，功能更加专一化，只管平衡，不管人的沟通，不管人文关怀。所以，这是两种不同形态的智慧。

    当今人情被喻为债务，也源于本规矩，“有来必有往”体现了一种压力。所谓“来”，就是接受了别人恩惠，欠下了人情。孔子说：“来而无往非礼也”，“非礼”二字完全是精神压力（古语称性骚扰也为“非礼”，可见其严重），逼你赶紧“往”——偿还人情。这种心理，同欠债还钱如出一辙。

    从文化渊源看，这规矩也源于儒家哲学，具体地说是报偿伦理。

    “报”——报答、报恩、报仇等等，是儒家哲学一个重要概念。“报”是一个关系范畴，它相应于一个交换背景存在，这个背景就是别人曾经给予自己恩惠。从消极一面说，报的内容也可能是伤害，譬如报复和报仇。“义”与“报”，是一对不可分离的儒家范畴，换作人情老词儿，就是“做”与“还”，这是一种对称设计，演绎到民间社会，就成了“有来有往”，“一报还一报”，“做人情”和“还人情”。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以夸张口吻强调了“恩”、“报”之间的不可分离以及放大的关系，除了隐含“礼尚往来”以外，还延伸下一条规矩：“过量偿还”。它说滴水之恩不仅要报，而且要用涌泉——无数倍于滴水来回报。

    偿还务求过量

    还人情时，有时要对等，有时要过量，看是否合适，伤不伤感情。不伤感情的，可等价偿还；若等价偿还肯定伤感情，那就要过量偿还。为什么伤感情？因为只专注财物，把人情包含的情义一笔勾销，这意味着不尊重对方情义。此外，有些人情很大，根本无法还清，更遑论过量，譬如救命之恩一类，只能先表示一下，然后欠着了。

    什么时候伤感情，什么时候不伤，没有标准答案，还须自己的人情功夫拿捏。人情所负载，一为利惠，二为情义，每桩人情之中成分比例各不相同，要靠自己用心去揣摩。以利为主，可酌情等价偿还，譬如借钱还账，甚至多加一些利息也不为过；以情为主，忌讳等价偿还，譬如别人从外地带来特意的礼物，或许本钱很小，如果按价回赠就犯忌了。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

    针对情义型的人情，过量偿还规则要求尽量“过量”。所有的“报”，也就是还人情，都面临价值数量和方式选择——以什么方式？还多少？怎样做才合乎情理，对得住自己对得住别人？若只考量利益数量维度，就简化成：还人情的分量究竟应该大于、小于还是等于所欠人情？

    如果回报小于所欠人情，客观上等于对方吃亏。在某些个案上可能无关紧要，但从规则高度来看，无法维持私人关系的总体利益平衡。一旦失衡，别人肯定说你小气，老占便宜，不跟你来往。因此，若作为规则，“小于”行不通。

    再说“等于”。如果回报数额刚好等于所欠人情，这种方式在利益交换上可操作，能够维护平衡。然而，人情中包含有感情成分，它不光是交易，另一方面也是人际关系的沟通、维系。回报价值死抠所欠人情，计算得一清二楚，一点亏都不吃，在传统习俗上意味着暗示对方：你我只有利益，不讲感情。这不符合人情制度功能的宗旨，同时也是对对方的伤害，因为对方给予你感情，表现得不计得失，你却对利益锱铢必较。

    所以，还人情在分量上既不能“小于”，又尽可能“不等于”，于是就剩下“大于”一种答案。“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就是关于“大于”的诗化格言。

    明确过量后，问题尚未结束，还有一个评估标准问题。你认为过量，对方认为不过量也不成。这个问题涉及双方评估标准异同，而差异在生活中常常出现。譬如你某事托人，对你来说一包茶叶、几斤水果足以表达谢意，这是你的标准；然而，也许你不了解对方办事过程的辛苦，如果成本代价高，一点茶叶水果就显得不明事理、不识做人，令人不愉快。不愉快不在于钱，而在于不知趣，不洞明世事。

    评估很重要，还因为人情涉及不光金钱，还包含帮助、援、提携、后门等多种恩惠，这些恩惠之间相互折算困难，有些根本无法折算，譬如，情义和后门，后门有价，情义无价，折算困难，容易产生误会，这也是人情交换矛盾多发地带。

    合乎情理的做法是，既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也要尽可能站在对方立场评估价值，然后在二者当中选择较大者，至少折中作为答谢的依据，并留有一定余量。此时，务须牢记“涌泉相报”。经过相互体谅后的过量，才是真过量。这是传统人情忠厚仗义的性格。以流行的话说，叫做“换位思考”，心理学上叫做符号互动。评估的过程是双方心理符号互动的过程，是沟通的过程，因互动派生出沟通，这是人情能凝聚人际关系的原因。学习站在对方立场来评估价值，相当于努力去了解对方价值观，这虽是费神的功夫，但是利大于弊。通过这样的心理符号互动，人情交往促进双方沟通和相互认同。如此持之以恒的结果，是通过价值观沟通最终推进了周边私人关系圈广泛的价值观同化。江湖人的价值观容易趋同，趋同过程甚至带有强迫性，大家恪守主流价值，就像一个模具倒出来产品，非此不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也是一种同化力量。

    对根本不能过量的偿还，譬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