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市场，我们拥有现代经济学，拥有正在实施的民法、经济合同法、企业法，还知道国家从市场中抽税抵作国家财政，维持国家运营。反过来，国家可曾从人情交换的礼物和红包中抽过税？哪位经济学家能设计一种税制，对“份子钱”、红包和礼物课税？人情是一种以民俗惯例为依托的利益交换，单笔交易数额少则数元，多则数十万之巨。对于人情运行的内在空间，既无相应理论研究，也无相应法规管理，理性知识受制于经验习俗，行为上被某种集体无意识控制，谁都不敢越轨犯规。这个无意识代表着一个幽灵，它是贯彻人情规则和维护关系网的压力。这个压力形成一块“无为而治”的社会空间，没有领袖，没有团体，但是有惯例规则。

    抚今追昔，人情对中国人生存的价值不可谓不大。

    近代中国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制度反复更迭，社会局势动荡，在正式制度转型之际，宪政尚未学会，礼教早已分崩离析。危难之时，惯例挺身而出，人情习俗制度变成民间社会的实质法理基础，以及维系中国社会不至瓦解的纽带。这个人情制度，是由许许多多习俗碎片拼凑而成的。任凭家法、宗法、民法、刑法、宪法如何更迭，人情制度始终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基本法则。

    私人关系网得以聚集成规模，完全依靠有序的人情往来。抽掉人情，关系网连维持一分钟都困难。全然可以说，没有人情就没有关系，人情是关系之母。

    没有人情，就没有关系网的繁荣。大规模关系网是中国社会特有的组织结构，既是组织，必有运作制度，尤其涉及利益交换的制度。仔细辨析每一次关系运作，都可以发现其中含有人情交易，以人情始，以人情终，以人情着眼，以人情皈依。

    换言之，搞关系就等于做人情，关系往来等于人情往来。人情往来，就是“酬”、“酢”，即给予和偿还。人情后面是交换，交换后面是利益。人情与金钱，既相通又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