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一般习惯，城市人口千万以上称特大型城市，百万以上称大型城市，50万上下称中型城市，20万以下称小型城市。人口以城区为限，不包括周边农村。

    关系网的运作模式和兴盛程度都与社区的人口规模有关联，由于关系传递的衰减现象存在，关系系统的整合能力仅限50万人口以下。一旦城市人口规模超过50万，关系网的控制功能随即衍生两种趋势：一退出社会舞台，由城市公共体制（宪政和市场）取而代之；二转入50万人口以下的社区（譬如城区、街道、居民区）或者行业（譬如文教、交通、公安、商业、制造、服务行业）。

    在50万尤其在20万人口以内，关系网可以从容地组织、控制城市社区生活，借能人口话说：“只要在本城，哪里都可以找到熟人”，或者更狂妄地说：“在本地，没有办不成的事”。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在中国的中小城市推行法制和现代市政体系非常艰难，主要阻力来自全城居民业已形成的关系网络和惯例制度。要推行现代城市制度的社团化、法制化，原有关系网络就会毁坏，这不仅改组原有居民互助体系，更涉及利益分配重新洗牌，触动既得利益者的神经。

    人口超过50万后，关系网控制力就开始削弱，也削弱了人们托关系的意志。此时，城市生活出现关系真空，能托关系办的事情越来越少，不可避免要寻求一种新体制作为替代，而合适替代物只能是宪政体制——社团、法律程序和市场经济。城市越大，补偿需求越大。随着补充的宪政成分增加，它就与旧的关系网产生冲突。当城市超过100万人口，关系网体制就无可奈何的退出主导地位，而让位于正式规则。

    这里，作者谈一谈对中国南方地区，主要是福建和广东的一些城市的印象，同时以特大城市上海、北京为参照。本书主要是以这些南方城市城镇为观察样本写成：

    特大城市：上海、北京、广州；

    大型城市：深圳、福州、厦门、佛山；

    中小型城市：东莞、惠州、肇庆、汕头、潮州、江门、建阳、泉州、漳州、莆田、三亚。

    上海

    上海搞关系的风气相对最淡薄。有事找市场或找里弄，而非找关系，是普通市民的正常心态。普通上海人也有托关系的时候，频率比较低，不当作生存依靠。如果是土生土长的老居民，或者握有实权的权贵，搞关系的便利多于新移民。但上海地域相当广大，即使老上海也觉得找关系很困难，以前的同学、相识、熟人平时很少来往，毕业工作后数十年杳无音讯。这个城市的巨大规模以及殖民地时代延续的市政传统，限制了关系网的潜力。在全中国，上海人最少诉求关系网，这个事实既起源于超大规模城市人口，也起源于租界的公共管理传统。在改革开放以前，上海的城市社区服务功能最健全，求助于关系的事务也最少。

    北京

    北京也很相似。除非是特权阶层，在北京营造关系网也不容易，原因同样是地方太大了，从东到西几十公里，熟人之间平时难得串门，“面对面”互动模式难以维持。除此之外，北京又是一个新移民城市，市民赖以做关系17种人——亲戚、同学、朋友等等多在原籍，到北京后缺乏人际关系基础，这也决定了移民们营造关系网的困难。所以，在北京能够附着关系网生存的主要属三种人：权贵、老北京和老移民，而且局限于小圈子。

    但据作者观察，行业内以及大型机构内关系网运作盛行，而这些行业或机构人事规模相对很小，大约一万至数万人，很适合关系网运作。举凡人事晋升调动、生意合作、举办活动、传媒推广，许多都以关系网的方式运作。还有娱乐圈、传媒界已经形成了山头，产生了垄断人物，新人要出头，都须与之攀关系。譬如北京聚集数十万“北漂”移民，口号是“混在北京”。以娱乐圈为例，歌星影星与媒体、穴头、演出商、唱片公司、影视公司聚合成一个圈子，完全依靠关系网和帮派运作，人数在数万之间，属于关系网的实力控制范围。

    广州

    改革开放前，老广州可分成东城和西关两个区域。

    西关聚集本地人，以商人、市民为主；东城主要聚集移民，以官员、干部、军人、知识分子为主。广州人擅搞关系的多半是老广州和老移民（定居二十年以上）。新移民也托关系，多半在老乡之间。新移民的事务辗转相托，最终多半落到老广州手里，因为他们的关系资源最丰富，且有实权。

    三城市比较

    看大局，三个特大城市都拥有基本健全的城市行政体系，拥有现代社团格局，居民生活的一般需求可以从中得到初步保障，不托关系也可生活，尽管质量差一点。现代制度可以保障底限的生活。与之对照，小城里的现代制度无法完全保障底限的生活，需要部分求助于私人关系。这三个特大城市有一共同特征，存在着人数众多的自然群体，他们很少或者基本不依赖关系网生存。这个群体的数量，在三城市有差别，他们尽管受私人关系网的挤压，遭受待遇不公，但基本生活无妨。这是与50万人口以下中小型城市的情形有根本差别，后者基本不存在抛却关系网的群体。越少拥有关系网，越被挤向城市的边缘。

    深圳

    深圳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它是近二十年间迅速窜红的大城市。二十多年来，这个新兴城市的，人口从数万历经数百万达到千万，从一个边陲小镇变成一个现代都市。对于研究关系学而言，这样的样本真不可多得，特别适合于观察一个新型关系社会如何兴起。

    20世纪80年代深圳建市，人口规模特别小，居民来自五湖四海，相互之间没有渊源瓜葛，是典型的新移民城市。那时，深圳很有现代社会气息。人们找工作、办事情，多半靠自己的本事，依赖公共程序。然而好景不长，深圳毕竟是中国人的深圳，各地人群聚集多了，即开始各自扎堆，相互之间拉起山头，形成了地缘体系——“东北帮”、“湖北帮”、“湖南帮”、“潮汕帮”、“梅县帮”等等。这些民间地缘势力形成后，开始参与控制城市的组织体系。城市关系网形成后，想在深圳闯荡，光凭本事就不行了，要懂得利用关系资源，否则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大约在深圳建市十年以后，深圳社会的关系网及运作平台初步形成，托熟人办事的风气开始兴起。连一些小事，譬如过罗湖海关，都可以开后门。20世纪80年代罗湖一地特点，每逢节假日海关人山人海，排队过关需要几个钟头，十分辛苦。如果有路子，托海关、边防的熟人直接带到联检大楼二楼，就可以轻轻松松插进排队行列，直接办手续。众目睽睽，那些老实排队的香港同胞们，实在敢怒不敢言。

    过去十几年，深圳的关系网从无到有，进而兴盛。这个例子彰显了中国社会的特性：只要有中国人，就有关系网。关系网作为近代泛江湖化社会的一种组织形式，它存在于中国人灵魂深处，是江湖习俗沉积的心理结构。

    厦门

    厦门是一个范例，彰显与深圳相反的情形。

    深圳显示了在一张白纸上，关系网如何发育，如何枝繁叶茂。而厦门，原本即是一座海滨小城，关系网早就盛行，在20世纪80年代前，它就是一个小型关系社会。十几年改革开放，将她从人口仅30余万的传统封闭小城，变成一座百万人口的大型开放城市。

    厦门原本是个很不“正规”的城市。二十年以前，厦门是中国城市中最能搞关系、开后门的城市之一。1979年，厦门只有三路公共汽车，从业人员很少。一次一位仁兄坐车，他上车就开始与司机、售票员聊天，下车打个招呼就走了，也不买票。下车进电影院，也是只跟检票员打声招呼，扬长而入。你问：“为什么不买票？”他答：“都是同学或相识的，您若买票，他们会笑你！”

    这样童话般的经历，在今天厦门很难寻觅。但是，在更小型的城市里还是可能遇到，譬如，在厦门附近的同安、龙海，晋江、石狮、南安、安溪，遇着朋友开客车，蹭车也不算奇遇。

    当然不是说小城市完全没有现代社会的宪政程序，没有市场经济，只是说，在小城市里，依托权力、利益的关系网，以及相关的惯例制度有更大的影响力。在这些城市闯荡，特别是想做点大事，光跑政府部门不懂得搞关系，必然四处碰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