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口的生存策略和生存空间

    踪　迹

    一、

    一天早晨，我躺在床上看周育民先生的《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平生初次见到“漕口”、“白颈”和“白规”这三个词。反复看了几遍，竟然体会到生物学家发现新物种的快乐。

    周先生引用了一段湖南巡抚骆秉章（1793～1867）的奏折，介绍漕粮陋规的瓜分方式，其中出现了“漕口”一词，转抄如下：

    官吏既视钱漕为利薮，刁衿劣监即从而挟持之，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人数多者，一县或至数十人，名曰“漕口”。少不遂意，则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砌词控告，甚至纠聚多人，闯署殴吏，酿成事端。1

    这段话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的名称，介绍了这个群体的人员构成、规模和收入，描绘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和斗争策略。下边拆开了细说。

    安身立命的根基

    二、

    明清两代依靠运河南粮北调，供应京师和边防，维持漕运近600年。围绕着漕粮的征收和运输，生长出一套盘根错节的潜规则体系，专有名词曰“漕规”。

    漕规是对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修改。首先修改与农民的关系，通过“浮收”多刮农民几刀；然后调整内部关系，根据各自的利害能力分肥。漕规在历代都遭到禁止。我抄录过江苏省常熟县的六块禁革漕规的石碑，从明至清跨越130余年，平均每代人都要在衙门和漕粮仓库之前立碑一块，禁革之词也如出一辙地严厉而具体。

    譬如乾隆十七年（1752）的禁革碑，就点出了胥吏剥刮农民的14种花样。碑文说，如果收漕粮者“故意憎嫌，筛扬刁蹬，明加暗扣，浮收斛面，并在仓人役勒索入廒钱、筛扇钱、斛脚钱、扒钱、酒钱、票钱、铺垫等钱，并呈样米、顺风米、养斛米、鼠耗米，以及借称积谷，按石勒捐，巧立种种名色，婪OOO者，定行分别参处。”

    这些入廒钱顺风米之类的花样，就是禁革前农民每年多付的漕规。

    这块石碑上还点出了官员与胥吏分肥的五种花样，禁止官员向“漕总记书”索取好处：“本官不许勒取朱价、贽礼、册费、随礼、门包等项。……倘印官婪收规礼，纵容O弊，定行严参治罪。”2

    在抄录这些碑文的时候，我似乎能体会到立碑者的苦衷。经过数百年的博弈，谁输谁赢早已见了分晓，各个群体利害相制，摸索出了一套各自相安的规矩。百姓应该出多少血，各级官员胥吏应该分多少利，彼此形成默契，构成了稳定的均衡状态，形格势禁，改动非常之难。这六块碑本身就证明了改动之难。如果立碑真能解决问题，何必立上六块？而且碑文所禁革的一些条目居然百年不变，甚至不肯改头换面换个新名字。

    在我当时的想象中，这六块碑就好像威严的皇上，肃穆地屹立在那里。如果大家愿意理睬他，他就是极其令人尊敬的。如果大家不理他，糊弄他，他就变成一块石头，又瞎又聋，动也不动。我甚至想专门写写这六块碑，追究一下它们所代表的东西是如何成为冤大头的。但是我又有一些疑惑：如果说这些石碑不管用，人们为什么还要一立再立？这是拉锯战的结果吗？沽名钓誉的企图吗？难道真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吗？

    看到“漕口”的谋生方式之后，我认识到石碑上面的正式规则至少有一种用处：它显示了漕规的不合法。这是潜规则分配体系的一个大把柄，“漕口”机敏地抓住了这个把柄，并且借此安身立命。

    漕口和白颈

    三、

    漕口是由“刁衿劣监”组成的。“青衿”和“监生”泛指一群“生员”级别的读书人，俗称秀才。这些人年龄差别很大，从十几岁的孩子到60岁的老人，只要考入府州县的国立学校就算数。入学后，每天听点名，在学官的教谕和训导下准备考举人。这些人收入微薄，正式在编的有一点廪膳（学生伙食费），大概每天两升米的样子。编外生连这点收入也没有。

    在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的功名金字塔上，“刁衿劣监”位于倒数第二级。如果不能来个“范进中举”，他们几乎没有谋求官职的机会。老百姓早就嗅出了他们身上的穷酸气，给他们起了“穷酸秀才”之类难听的名字。这种穷苦地位注定了漕规这块肥肉对他们的吸引力，也鼓励着他们的“刁”和“劣”。

    “刁衿劣监”拥有平头百姓所缺乏的优势。其一，他们读书识字，了解朝廷的法规。其二，他们生活在基层，经常与官吏交往，经常聚集在州县学校里交流议论，知道官吏们违法分肥的内幕。其三，他们与更高级别的官员往往有私人关系，可以通过他们向上反映情况，至少可以自己“砌词控告”。其四，他们已经进入吃官饭的队伍，拥有比平民更多的权利，不那么怕见官。而官吏要收拾他们，又难免惊动“教委”（学政）系统，不像收拾百姓那么容易。其五，他们人多集中，就好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很容易通过集体行动分担风险，增强力量，暗害一两个人并不能解决问题。

    总之，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拥有信息优势，他们是一张可以伤害漕规的嘴。意识到这些，就可以领会“漕口”二字的贴切和传神。

    这种合法的、低风险低成本的伤害能力价值几何呢？根据骆秉章的描述，漕口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我们假定平均索费为五十两。当时一户中农的年收入不过价值二三十两，仅凭这项收入，漕口竟可以养家糊口，过上颇为体面的生活了。漕口靠嘴挣钱，挣到的正是堵嘴的钱。

    骆秉章说，多的时候，各县漕口的人数可至数十。假如他们的分肥要求不能得逞，便会采取三种对策：一、阻挠农户完纳漕粮；二、赴上司衙门控告；三、聚众闯入衙署，殴打官吏，酿成事端。

    上访告状的策略是在意料之中的，不必多说。而发动群众抗粮和冲击官府殴打干部均属重罪，使用起来惊险万分，特别需要拿捏好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让分享漕规的既得利益集团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肯与漕口分肥，自己就别想继续吃肉。事情闹大了，闹到上级不得不介入，不得不公事公办的程度，漕口固然要吃亏，而既得利益集团吃亏更大，损失将远远超过漕口索取的那几百两银子。两害相权取其轻，还不如及时让步。正因为算准了让步是漕规利益集团最终的合理策略，漕口才敢铤而走险。

    “漕口”是湖南人的叫法。据周育民先生说，漕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