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不正下梁歪”，这是当然的道理。当权执政者的责任是福国利民，军队的职责是卫国保民。但是他们却一反其道，把人民逼得上死路，逼得他们出卖国籍，不愿做中国人，要求外国人来保护！我把这事办完，越想越是悲愤，多天还是恨的牙痒痒的。

    稍后，冯玉祥又写道：

    张敬尧督湘二年多，真使三千万的湖南人民日处火热水深之中。……张敬尧军退到岳州，沿途烧杀淫掠，当地人民畏之如虎狼，纷纷到教会中躲藏。张军知道，冲向那教会搜查。一位美国教士上前拦阻，乱兵即将此教士枪杀。这事传出去，激起美人愤慨，当派武力前来镇制。那美舰从上海起碇，以最大速力驰向岳州，显其威风，致在沿途江中冲翻了许多民船，许多无辜人民受灭顶之灾。这一方面是美舰不能处之镇静沉着之咎，但一方面也是张敬尧军所间接赐予人民者。这真是可耻可恨的事。看看人家军队保护他的人民是怎样的精神，但中**队不但不能保护中国的人民，反倒欺凌之，虐杀之，而驱之托庇于外人，又将此外人一并杀之，而使江船中人民受此无妄之灾祸。这样的军人，还让他高高在上的当督军，是什么缘故？只因为他是老段的学生和同乡罢了。21

    由此看来，中国人民挂洋旗，入洋教，确有一番不得已——这是寻求不被人任意宰割的基本权利，寻求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和军队。

    贪官污吏

    四、作为环境构成的

    黄总经理在算洋旗收支账时，考虑到了军阀、土匪，也考虑到了作为竞争对手的船户和船工，但他没有细说衙门和官吏。聚福洋行创建于清朝倒台之后，军阀土匪横行中国，暂时抢了的风头。在正常情况下，这个因素对企业盈亏的影响甚大，我必须替他补上。

    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御史董丙炎上奏说，商民在缴纳厘金的时候，要遭遇许多需索留难，“譬如一船到卡，未完厘以前，必须花钱报到，名曰挂号。既完厘之后，又须花钱请行，名曰打号。否则将船扣除不得行，是为需索一类。

    “又如一货到卡，初卡既已全完，至中卡必照数而议加，名曰补票。中卡业经补过，到末卡又必照数请益，名曰加票。否则将货盘查，必至稽延时日，而损伤更多，是为刁难之类。

    “此外如任意取货，曰叼光。无故挑钱，曰加水。强名偷漏而议罚，妄指用物而充公。种种节外生枝，无非于中取利。”22

    需索留难商民的，不仅是厘卡税务官吏。从上到下，每个有伤害权的衙门和官吏，都在努力行使这种权力，攫取尽可能多的利益。

    李作栋在《新辑时务汇通》中说，无论铁路、矿务、内河轮运，中国人办都办不成，洋商一出面就办成了，于是华商必须依附于洋商。即使股份全是华商的，如果不挂洋旗，不找一个洋商出面，已经办成的事也必然失败：“或督抚留难，或州县留难，或某局某委员留难。有衙门需索，有局员需索，更有幕府需索、官亲需索。不遂所欲，则加以谰言。或谓其资本不足，或谓其人品不正，或谓其章程不妥，或谓其于地方情形不合，或谓其夺小民之利，夺官家之利……内河行轮，或谓碍民船、碍厘金，……凡待华人莫不如是。”23

    1905年7月19日《中外日报》上登了一条消息，其中有一段中国商人朱立兴诉苦的文字。他说，我是徐州人，以贩运油、酒、饼、豆、牛皮、猪只、枣梨鲜果为业，虽然照章纳税纳捐，依然屡遭阻挠需索，“惟悬挂洋旗者，彼不肖之徒，皆畏之如虎，不敢扰害……且洋票经过捐卡，验规皆有减折，华票则格外留难，私费则转形益重，若不及早挽回，势不至尽为洋商不止。商等情愿悬持商旗，以振我国之威，而杜外溢之弊。但仅悬商旗而无保护实据，仍不足以抵制洋商。”24

    江苏镇江商船公会的调查也说：“一经冒挂洋旗，官不敢封，差不敢扰，可以自由谋生。”25

    想想看，只要高高一挂，就可以自由谋生了，就可以吓住了，这样的旗帜，叫商人如何不向往？且不论军阀土匪，仅仅在船商与官吏衙役的关系方面，洋旗的有无就可以决定企业的盈亏以至生死。黄总经理的一笔钱，已经买到了三样东西，似乎每样都值3万两。

    作为环境构成的

    五、

    木船船帮

    黄总经理算的另一笔账，牵涉到与木船船户和船工的关系。他写道：

    川江运食盐出川，过去一直由木船装载，转运到宜昌、沙市。我们为了贪图更多的运输业务，曾与当时军阀官僚联系勾结，破例地将运出川外的食盐交由福源轮（引者注：聚福洋行的轮船之一）装运，当即引起木船船户、船工大为不满，认为“抢夺了他们的生意和饭碗。”因此，满载食盐的福源轮在南岸玄坛码头正待启航时，即被聚集起来的几百木船船户、船工阻止，不许开航，发生冲突，并上船捣毁轮船锅炉，杀死三领江颜永林。事件发生后，法国兵船立刻开来“保护”，驱散聚集的船工和群众，后又护送福源轮开驶到上海修理。善后事务，则由法方向外交部提出交涉处理。

    在清末民初，这个故事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国各地的木船船帮，面对强大快捷的轮船，发动了一场又一场殊死搏斗。

    从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观点看来，轮船是应该赞美的。轮船挤垮木船，这是很正当甚至很正义的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结果，便是技术进步，社会发展，消费者受益。这套逻辑当然不错，不过，必须有一张社会保障的安全网拦着，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逻辑不被生存竞争的逻辑挤垮。中国官府没有少收费，却没有编织这张网。

    1824年，清政府试行将运河漕运改为海运，漕帮水手陆续失业。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南北运河漕运全部停止，四千艘漕船的水手、纤夫、脚夫彻底失业。在没有安全网的社会里，这些人干什么去了？他们中的大多数当了盐枭或土匪，另有一部分加入太平军，稍后又有部分盐枭和土匪转入捻军，还有一些加入了镇压太平军的湘军。

    1886年，运河漕运重开。1901年，由于轮船和火车的兴起，漕运最后停止。失去饭碗的六大漕帮又干什么去了？他们流入江湖，赌博贩毒，走私敲诈，组成了强大的黑社会——清帮。26

    《经世文续编》卷41概括说：“自咸丰初年，河徙漕停，粤氛猖獗，无业游民，听其遣散，结党成群，谋生无术，势不得不流为为贼捻。”27所谓“势不得不……”，这种逻辑，就是以生命搏取生存资源的逻辑，即生存竞争的逻辑。这是比市场经济逻辑更硬更原始的逻辑。

    上述历史事实，都发生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内，甚至就发生在眼前，真所谓“殷鉴不远”。对社会和官府来说，到底是救济一个失业者合算呢，还是逼人为匪抢劫谋生合算呢？答案是明摆着的。在实际操作中，清朝官员也采取了减少失业的政策，但是他们的办法更加省事，只消画一个圈，批几个字，驳回轮船的运营申请，不许他们“与小民争利”。这是不给救济给政策的老办法。问题在于，中国官府给出的政策压缩了船商的权利，而按照欧美国家的规矩，船商的权利必须得到不折不扣的保护。两相冲突，到底谁说了算？

    所有规则的设立，说到底，都遵循一条根本规则：暴力最强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清政府打不过洋人，只好由洋人说了算，让轮船抢木船的饭碗。而木船船帮又打不过官府，要不来救济，只好向轮船开战。

    中国船帮自有一套打码头的传统，一套争夺饭碗的码头规矩。饭碗属于暴力竞争的胜利者。面对轮船，他们照例开打，砸锅炉，杀领水员，把官府不管的民事纠纷闹成刑事案件甚至人命大案。根据老经验，豁出偿命大闹一场之后，竞争对手在船帮打砸和官司敲诈的两面夹攻下，自然得不偿失，知难而退。本帮的偿命者，可以采用抽签抓阄之类的办法事先安排好，一条命换来众人的饭碗和生计，风险和收益不难计算。奈何世道变了，这套老办法引来了法国的兵舰和外交官的交涉。对手身后有一个和中国官府完全不同的政府。

    黄总经理的叙述比较简略，没有交代这个事件的处理经过和结局，但我们可以在1924年四川万县发生的同类事件中看到常规。

    杜之祥在《1924年万县事件》28中写道：

    1924年6月19日下午，英商太古洋行的“万流”轮驶至万县城对岸的陈家坝停泊，那里存放有英商安利英洋行的大批桐油待运。……安利英洋行的这批桐油，本已由万县的川楚船帮承揽，全部用木船装载从万县运出川，但当“万流”轮一靠岸，安利英洋行的大班美国人郝莱立即出现在陈家坝码头，突然向中国船夫宣称：该洋行存放在陈家坝待运之桐油，全部改由“万流”轮装运。洋船又要抢中国船夫的饭碗！这犹如一声晴天霹雳，在广大船夫中引起很大骚动。川楚船帮会首向必魁等代表广大船工出面与郝莱交涉，提出在川楚船帮未承揽到其他货物装运时，要求这批桐油仍由该帮木船装运，以维持广大船工生计。郝莱拒不接受。……

    船工眼看饭碗将被打破，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有的便上前阻拦运油力夫，郝莱赶来，竟蛮不讲理，抡起手杖毒打，不少船夫被打伤，有的甚至被打得鲜血直流。……愤怒之下，有的拿起桨脚向郝莱还击，有的要拉他滚水，被郝莱强迫运油的力夫，搁下肩上的桐油，也来参加反帝的斗争。郝莱见触犯了众怒，十分惊惶，想逃之夭夭，愤怒的船工和力夫，不准他逃窜，双方又发生殴斗，慌乱中郝莱失足落水，由于他不识水性，以至自取灭亡，丢掉了老命。

    事情发生后，英方不但不察当时起事的实情，相反，迁怒于我国船户，驻泊万县一英**舰，立即将大炮对准城市示威，胁迫万县知事及当地军警，要求斩首船帮会首，以抵偿郝莱溺毙之命。如不能捕获并斩首船帮会首，那就要处决船帮所属的两个船夫，用两个中国无辜的生命，去抵偿一个白种人的命。同时，还提出郝莱下葬时，地方当局必须亲自送葬以表示敬意，还要附送抚恤款给郝莱的家属。并限定两天以内履行这些条件，若不能完全照办，英舰长槐提洪宣称：军舰的大炮就要对准城市轰击。与此同时，英政府向我国北洋政府提出抗议。一贯媚外丧权的北洋政府，便饬令四川善后督办署严惩“凶手”。英国政府并派其驻渝领事来万县督办此案。当时四川军阀对英领事百依百顺，不顾人民大众的坚决反对，竟于6月22日，将川楚船帮船夫向国源崔帮兴等二人，无辜杀害在陈家坝河边，……而英军舰舰长槐提洪，因这次施行炮舰政策压迫中国人民有功，得到了一枚勋章。

    尽管大打一场，经过几个月的过渡之后，桐油运输的饭碗还是由市场规则分配了。熊登洲在《万县港木船运输的演变及发展》29中写道：“当年（1924年），经万县知事衙门裁定，上水棉布、海带，下水油、盐、糖、纸，均由木船承运。不久，知事衙门又规定，四月初一起由轮船装运，十月初一起由木船装运。以后，由于轮船运输较木船运输具有快速、安全和价廉的优点，加之轮船增设了油柜，取得了装运散舱桐油的优势，又1925年万县知事张某，会同城防司令刘某致函海关，今后不再加限制，是装木船还是装轮船，听凭货主自便。”

    如果说，在船商与军阀土匪和贪官污吏的关系方面，洋旗所保护的只是中国法律承诺的国民待遇，那么，在轮船与木船的关系方面，洋旗所支撑的就是欧美国家的公民待遇，超出了中国臣民待遇的待遇。这种伴随着技术优势的公民待遇，为轮船带来了额外的业务和利润，真所谓锦上添花。而从中国船帮的角度看来，这种超出惯例的保护不大公平，洋旗很有特权色彩。

    价值所在

    六、

    洋旗的收支账基本算完了，黄总经理得出的合算的结论完全正确。现在的问题是：洋旗的价值应该如何定性？换句话说，洋旗带来的钱，到底属于什么钱？属于劳动报酬吗？属于土地厂房之类的租金吗？属于投资或存款的利息吗？

    在我看来，这笔钱应该叫法酬——法规或制度造成的收益。

    权利和义务是来自西方的法律用语，在古汉语中，表示这种意思的近义词是“分”。普通人都有增加权利或减轻义务的愿望，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都有立法定分的企图。不能立**，立国法，那就立小法，立家法，立村规、行规，立特区，立土政策，立潜规则。这些小法与**一致倒也罢了，如果不一致，如果钦定**分给船商价值100元的权利，军阀和贪官污吏只认可50元，另外50元私下分掉了，那就有好戏看了。本文描述的正是这样一场戏。

    前边已经谈到，暴力竞争的胜利者说了算，这是一条元规则，制订规则的规则。皇帝掌握的武力最强，钦定法规也最具权威性。不过，在皇家爪牙够不到或不愿够的深山大泽，在皇家耳目看不清或不愿看清的黑牢密室，在皇权衰落军阀骄横的乱世，钦定的“分”必遭重分。拥有伤害能力的各类强者，公开或暗自挤占弱者或其他冤大头的份额，真实的权利疆界与钦定地图所描绘的相差很远。

    事实上，在黄总经理买洋旗的时候，钦定的船商权利早已成为一纸空文。打个比方说，经过军阀土匪和贪官污吏的瓜分蚕食，价值100元的权利，所剩未必有50元。船商所损失的50元，则是军阀的恶法、土匪的横规矩和贪官污吏的潜规则带给他们自己的法酬。这时候，船商挂上了洋旗，获得了强大的武力支持，因而敢于蔑视恶法、横规矩和潜规则。当时，欧美国家的政府和军队已经在资产阶级的控制之下，那是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力，他们可以理直气壮的使用，用来夺回军阀土匪和贪官污吏瓜分蚕食的50元，用来保住自己应得的100元，甚至用来争取更多的权利。

    这夺回的价值50元的权利的性质，就是钦定国法的法酬，即横规矩和潜规则早已瓜分蚕食，因而不能实现的那一部分价值。从根本上说，所有法酬都是流血牺牲换来的，因此，法酬又是血酬的一种存在形式。

    结局命运

    七、结局

    最后交代一下洋旗和聚福洋行的命运。

    1905年前后，清政府企图收回“利权”，以龙旗替换洋旗。许多商会应运而生，想乘机捞一笔龙旗的挂旗费。奈何各关卡的贪官污吏和骄兵悍将不认龙旗的账，敲诈勒索一如既往，而收了挂旗费的那些人又无力震慑，于是，这场运动好像一阵凉风吹过，很快就不见踪影了。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海关挂号的内港船只中，挂洋旗的船占16～17%。1924年，这个数几乎翻了一番，超过了32%。30

    1941年，希特勒占领法国。聚福洋行屡遭中国官府刁难，而法方无能为力，于是黄总经理决定另找靠山，结识了国民党政府粮食部部长徐堪。在徐部长的支持下，黄总经理赶走了法国人，将聚福洋行改组为“强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黄总经理将1/5的股份赠与徐堪及其助手——这回可不是“虚股”。

    借助国民党高官的势力，强华公司要钱有钱，要货有货，要船有船，一度高速发展。徐堪为了加强控制，派亲信王孟范出任强华总经理，黄瑾莹退居副总的位置。王孟范上任后，大量安插私人，机构臃肿，开支庞大，公司负债累累。

    1949年，国民党战败溃逃。建国后，强华公司在反五毒运动中挨整。1952年5月，强华公司申请公私合营，改组为川江轮船公司。1956年，公私合营川江轮船公司并入长江航务局。这家由民族资本家创建的公司，在36年的航程中几经改头换面，终于完成了彻头彻尾的改造。

    2003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