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世界级巨富
一、
我在“中青在线”网站读到一条2001年4月9日发布的消息，标题是《千年最富50人中国6人上榜》，全文抄录如下：
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该报日前选出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其中目前仍然在世的，包括身家过360亿美元的汶莱苏丹陛下哈志哈山纳柏嘉，以及当今世界首富比尔·盖茨。
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出现时间前后横跨800年，他们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太监刘瑾、清商人伍秉鉴、宋子文。
《亚洲华尔街日报》还说，如果按征服土地来计算，在职业一栏是“征服者”，财富来源一栏是“掠夺”的成吉思汗可称“天下最富”。当时，蒙古人打下了1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明武宗年间太监刘瑾被处死后，人们从他家中搜出黄金3360公斤、白银725万公斤。明末国库仅得200万公斤白银。
清朝的和被查出贪污白银达2.2亿两。
20世纪30年代，宋子文在美学成回国后，迅即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由于其妹宋美龄嫁于蒋介石，宋子文更得到重用，且成为当时中国与美国交涉的主要渠道人物。有说在40年代，宋子文可能已是全球首富了。
伍秉鉴是十三行的买办，他继承了当时只得少数人获准经营的丝绸和瓷器生意，身家至少有好几百万银元。
这种大视野看起来很痛快，上下千年，纵横万里，但我恰好留心过刘瑾的家当，也抄录过与明朝国库有关的一些数字，看了刘瑾家的金银数目便感觉疑惑，似乎数字太大了。至于明末国库的白银存量，更是错得离谱，张居正改革十年，国库丰盈，太仓（专门存银子的国库，又称银库）的白银储备不过600万两，《亚洲华尔街日报》却说刘瑾一家就有725万公斤，竟敢说明朝破败时还有200万公斤，其误差恐怕要有十倍百倍。如果崇祯真有这笔相当于20年中央财政现金收入的白银储备，何至于上吊？李自成要是能缴获这一大笔银子，何必在京城以至全国大举搜刮，破坏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我隐约记得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一个数字，李自成打下北京，发现太仓里只剩下20多万两白银，不禁感叹道：这么个大国，只有这么点银子，岂能不亡？——我查不到这个故事的出处了，姑且摆在这里，仅供参考。
我相信自己的感觉不错，怀疑翻译错了，就上网搜索原文，结果在TheWallStreetJournal（WSJ）的网站找到了出处。翻译果然有些小错。下边是我选译的刘瑾简介1：
刘瑾（1452～1510）
社会地位：宫廷太监
财富来源：渎职
财产：金银
中国明朝一个富得惊人的宫廷太监。刘瑾滥用职权，聚积了巨大的财富。最后因叛逆罪而被处死时，他被发现拥有黄金1200万盎司（译者注：折37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3360公斤），白银2.59亿盎司（译者注：折805万公斤，而不是前译的725万公斤）。作为对比，明朝倒台时皇宫国库只有白银3000万至7000万盎司（译者注：确实可以折为200万公斤）。不过，关于刘瑾的财富的报道可能被严重夸大了，因为历史学家们要用他的故事警告人们：太监干政时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其实我并不想在数字和细节上较劲，要紧的是刘瑾荣登千年世界级最富排行榜这件事本身。我觉得刘瑾、和的上榜，揭示了潜藏在中华文明光辉表面下的大东西。我想深究的就是这种东西。华尔街错多错少并不要紧，只要在刘瑾“富可敌国”这个关键点上没错，我的深究便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不过，我还是忍不住地想多追几步，想算算账，折成人民币算一算，搞清楚刘瑾家到底有多少钱。我估计有不少人像我一样对此感到好奇。
这一追还真追出了我自己的毛病，原来华尔街提供的刘瑾家产数字大有根据。
我总共找到了三组数字，第一组就是华尔街所依据的数字，也是最大的数字，即黄金1205.78万两，白银2.59亿两。华尔街把明朝的一两（36.9克）误为一盎司（31.103克），因而将刘瑾的家产低估了7.5万公斤黄金，150万公斤白银。我明白，数字太大了让人眼晕，多两个零少两个零早已没了感觉。这么说吧，华尔街的这个误差，仅仅白银这一项，就超过了明朝全盛时期国库白银储备的6倍。这可不是小错，如此大刀阔斧地削减刘瑾的家产，犯在他本人手里，一百条命也丢了。
这第一组数字见于郎瑛的《七修类稿》卷13，陈洪谟的《继世纪闻》卷三。《明通鉴》说王世贞也引用过这个数字。这几个作者均为明朝人，都不是等闲之辈。其中陈洪谟在刘瑾死时正当壮年，36岁，中进士十余年，当过刑部和户部的部曹，最后以兵部左侍郎（国防部副部长）退休。这样的人写起刘瑾来，如同今日在财政部和最高法院干过的人，以高级干部的身份退休后写**或成克杰，五百年后的晚辈小子怎敢不洗耳恭听？
第二组数字见于《廿二史札记》卷35，（清）赵翼说刘瑾有黄金250万两，银5千余万两，他珍宝无算。这个数字大约只有第一组数字的1/5，但赵翼也是大名鼎鼎的史家，这本书又以挑前代史家的毛病著称，我等晚辈也不敢不重视。
第三组数字属于滑头数字。《明通鉴》卷42列举了第一组数字后，对比了汉朝董贤的42亿钱家产，梁冀的30亿钱家产，都比刘瑾差了一个数量级，作者夏燮因此怀疑对刘瑾的家产高估了。于是《明通鉴》宣布与正史保持一致，给了个“金银累数百万”的说法。“累数百万”，到底是100万还是900万？是金是银？单位是斤还是两？这里的每个差别都能差出十倍，作者一概模糊过去，这样的数字实在没法用。当然我们也可以取最保守的态度，一概选择小头，说刘瑾至少有几百万两银子。几百万呢？就选个最少的200万吧。正德元年（1506年）刘瑾得势，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白银还不足200万两。从1522年到1532年，太仓平均每年的白银收入恰好是200万两。
根据会计工作的谨慎原则，我这里采纳第二组数字。不喜欢如此保守的人，不妨把我的估算结果乘以一二三四五中的任何一个数，只要不超过五，就不算胡说八道。而担心后代御用文人将刘瑾妖魔化，拿刘瑾当替罪羊，宁愿保守至极的人，只要记住刘瑾的家产和国库每年的白银收入相当就行了——这笔银子的购买力大概相当于如今的8亿人民币。
根据第二组数字，刘瑾有黄金250万两，白银5000余万两。他珍宝无算。我们就不算“他珍宝”，再把黄金按当时的常规1∶7折为白银，刘瑾的家产总值为6750万两白银——比张居正辛辛苦苦十余年充实起来的太仓还要多10倍。这相当于多少人民币呢？在当时的平常年景，一两银子可以买两石米，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相当于254.88亿人民币2。我刚刚上网查了，2000年中国大陆只有一个人够格登上《福布斯》杂志的全球富翁排行榜，即前国家副主席之子，中信泰富董事总经理荣智健，身家为10亿美元，不足刘太监的1/3。
我们再冒说一句。有超人之称的全球华人首富李嘉诚有多少钱？《福布斯》杂志说他的家产为113亿美元，2000年在全球排第31名。李嘉诚1999年排名世界第10，这两年让那些IT暴发户挤下去不少。假如刘瑾活着，他的排名恐怕还要下降。只要我们像华尔街那样选择第一组数字，也就是把刘瑾的银两乘以5，按照米价折算，刘瑾的家产便是1274亿人民币，约153亿美元，比李嘉诚还要多40亿美元。
这么大的数字，可信么？我不敢相信把李嘉诚比下去的第一组数字，但足以把三个荣智健比下去的第二组数字就不好不信了。刘瑾一流的巨富，即贪污受贿渎职而成的巨富，在中国历史上前有古人，后有来者，绝非孤立现象。前边提了一句汉朝的董贤和梁冀，积钱至三四十亿。明朝前有王振，后有严嵩、魏忠贤，其家产清单开起来也是一长串大数目，我就不拿这些数字烦读者了。
清朝的和恨不得比刘瑾还富。“中青在线”引用《亚洲华尔街日报》的说法，说他有2.2亿两白银。我还见过更大的数字。据籍没其家产的清单记载，和有赤金580万两，元宝银940万两，当铺75座，银号42座，地产8000余顷。另有玉器、绸缎、洋货、皮张等库多座。没收的财产总计估银约8亿两，少说也顶四个刘瑾。乾隆末年，国家财政每年的实际收入为银4359万两，和的财产相当于清朝盛世18年的财政收入3。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和跌倒，嘉庆吃饱”，可见同代人的感觉也支持了富可敌国的数字。
财政阴史
二、
国库的银子汇集百川，来历分明，大大小小的河道渠道都是可以俯瞰拍照的。忽然间，一座大出十倍的水库惊现于国库侧畔，地面径流却只有孤零零的一条毛渠，即正四品官员每年288石米的俸禄，折合白银144两。按照这种流量，一口水不喝，注满刘瑾家的水库也需要47万年。实际上，司礼监太监刘瑾虽然也是四品官，但明朝的立法者认为太监无须拉家带口，用不了那么多钱，所以四品宦官的法定收入只有日常口粮和服装，折成银子还不及四品文官的1/10。这就是说，地表径流需要500多万年才能注满刘瑾家的水库，而刘瑾的积累仅仅用了5年。理论与现实相差如此悬殊，难道可以不去考察解释么？
只要一想到解释，任何人都敢断定：地表之下必有潜流，有阴沟，有地下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我们就借用世界名人刘瑾的声望，称这套地下网络为“刘瑾潜流”。
古有食货志，今有财政史。我半路出家，孤陋寡闻，看过的史、志似乎都把重点放在地表径流上：罗列各州县的钱粮徭役，国家的盐铁茶马，酒榷商税，着重描述并解释种种明面上的开支收入及其变迁。但是我们已经发现，地下潜流在资源的总流量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不描写“刘瑾潜流”的财政史只能叫“财政阳史”，如欲完整，还应该补上“”。
“”很难写，那些阴账暗账恐怕早在阴沟里烂没了，找不着了。这么说并不是打比方。清朝乾隆年间的著名师爷汪辉祖写过一本《学治说赘》，其中就扎扎实实地谈到账本问题，他要求建立四个账：正入簿、正出簿、杂入簿、杂出簿。正入簿“记银谷应征之数，及税契、杂税、耗羡等项”；正出簿“记银谷之应解、应支、应放、应垫之数，及廉奉幕修等项”；这两项都是明账。杂入簿“记银之平余，谷之斛面，及某岁额有之陋规等项。应入己者可质鬼神，人所共知，不必讳也。若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杂出簿“记应捐、应赠之断不可省者，及日用应费各项。”这后两项显然是小金库的账。
汪辉祖要求官员们经常算账结账。正入簿亏了，可以先用杂入账上的钱补。由此可见，清朝的小金库很重要，“断不可省”，官吏们管理小金库的账目也很有一套，来源和去向都很明白。主要来源当然是陋规收入，或是下级的孝敬，或是从老百姓手里搜刮的常例。主要去向则是不能不送的礼物等，也就是对上级的孝敬。同时还包括一些“正出”项目中没有的日常费用。
假如我们掌握了许多这样的账本，“”就会好写一些，不过仍缺少“额外婪索，是为赃私，不可以入簿者”——对这个巨大缺口，恐怕只能拿抄家清单填补一二了。
我下边要做的，就是在刘瑾周围搜集一些历史碎片，尽量拼凑出“刘瑾潜流”在明朝正德初年的历史横断面。实在凑不上，就用其他年代的碎片代替，聊胜于无而已。
抽水机规则
三、
正德初年，刘瑾当政期间，兵科给事中周钥奉命去淮安查勘，在返京的船上自刎身亡。那一刀下手很重，身边人抢救时，周先生已不能言。从者拿来纸笔，周钥写下“赵知府误我”几个字后便死了。
按照级别，给事中不过“从七品”，还不如七品知县的官大。按照实际的地位和权力，六科给事中在皇帝身边负责监察中央六部和天下诸司，各部各地的大员们也不敢不敬畏三分。即使碰到皇帝本人的错误指示，只要不合圣人之教、祖宗之法，给事中在名义上也有权“封驳”，顶回去不准下发。科道之官是官场上的鹰，是最高层级的食肉动物，是以各级官员的身家性命为食的动物。在科道任职，成为六科给事中或十三道御史的一员，乃是明朝读书人的仕宦美梦，一个美梦成真的人何必自杀？
《明史》卷188上说，那时刘瑾当权，甚为骄横，奉使出差的人回来，刘瑾都要重重地索取一笔贿赂。周钥到淮安办事，与知府赵俊的关系不错，赵知府答应贷给周钥“千金”，以应付刘瑾，临走时又变卦了。周钥“计无所出”，船走到桃源时自杀。
读完这段介绍，我仍然不懂周钥何必自杀。1000两银子的购买力大约相当于如今的40万人民币，诚然是一笔大数。但这笔贿赂即使像债务一样硬，确实还不起又能怎么样？竟值得自杀么？我猜，他大概太在乎那个给事中的地位了。好不容易登上荣誉的高峰，成了亲友和众乡亲的骄傲，忽然有可能丢官，荣耀将变为耻辱，半生的努力和未来的前程也一并付诸东流，这些东西加起来，不值得自杀么？——对我来说依然勉强。
最后，时人陈洪谟的一段记载帮助我理解了周钥的选择。据《继世纪闻》卷二说，给事中安奎、御史张出京查盘钱粮，返京后刘瑾索贿，嫌那二位给得少，就说他们参劾官员失当，大发雷霆，用150斤重的枷，将这二位枷于公生门。当时正是夏季，大雨昼夜不停，这二位就在雨中淋着。如果不是这场大雨，恐怕二位早就中暑死了。
原来是著名的150斤枷。据《明史》卷95介绍，刘瑾通过亲信控制了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让两厂竞争，调动了特务们的积极性，并且有许多发明创造，用150斤重的枷套在脖子上，就是他们的发明之一。戴了这种枷，“不数日辄死”，《明史》卷192也说，“枷死者无数”，可见摆在周钥面前的前景多么可怕。既然很可能被活活枷死，周钥的自杀便有了选择安乐死的意思，这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看了这个故事，不知诸位是否发现了点什么。我初读时感觉有点古怪，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古怪，更没有发现什么。后来又读了六七项记载，都是关于刘瑾如何索贿，不如愿就变着法收拾人家的故事，读着读着，忽然就明白了，原来刘瑾向我们展示了一条资源分配规则。与潜流的比喻对应，我为这条规则想了个名字，叫“”，换一个比喻也可以叫“捕鱼规则”。或者，索性就叫“横（第四声）规矩”。
我读到的官场徇私舞弊故事，给我留下一个总印象：面对百姓，贪官污吏通常很生猛，取主动进攻态势；面对官场同僚，一般则采取“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温和策略。按说，只要手里有乌纱帽之类的钓饵，不愁鱼不上钩。乌纱帽意味着合法伤害下级和百姓的权力，拿到这个权力便可以榨取更大的利益，这是很合算的买卖。换个比方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只要有利益吸引着，官吏自然会流过去完成权钱交易。但是刘瑾不然。他根本就不用钓饵，根本就不拿利益吸引你流过去，他径直把钓竿换做鱼网，将进京的官员一网打尽，直接往官场里插一根抽水机管子，开足了马力硬往上抽。
刘瑾的管子长度有限，口径也太大，通常够不着下层百姓。按照渠道系统的分类方式，最高级别的渠道为干渠，次为支渠，再次为斗渠，下为农渠，最下为毛渠。刘瑾看不上农渠毛渠，主要往干渠支渠里插管子。
周钥、安奎之类的中央监察官员，被刘瑾像堵住笼子抓鸡一般地随意收拾，其实他们出了北京就是官场上的鹰。在他们监视之下的地方官员很愿意向给事中和监察御史纳贿，明末也流传着给事中是受贿之王的说法。如今这些大王必须统一向刘瑾纳贿了。上述官场之鹰的总数，六科给事中有58人，十三道御史有110人。监察系统还有一批官员，大约20多人，他们挂着左右副都御史（近似监察部副部长）之类的头衔巡抚四方，常年在外，这些鹰也要统一向刘瑾纳贿。
《明史·宦官列传》说，当时内阁的焦芳、刘宇（近似国务委员），吏部尚书张（主管官员任命的部长），锦衣卫指挥杨玉、石文义（近似国民党的中统局长兼总统侍从室主任），都是刘瑾的心腹。他们变更原来的制度，令各地巡抚入京接受皇帝的敕命，同时向刘瑾纳贿。延绥巡抚刘宇不来，被逮捕下狱。宣府巡抚陆完来晚了，几乎被判罪，贿赂了之后才让他“试职”。《明史》卷186还提到一个叫冒政的清官，挂着右副都御史的头衔巡抚宁夏。冒政为官廉洁，刘瑾索贿不得，就找了一个岔子将他逮捕，又罚米三千石。刘瑾死后，冒政才恢复原官职退休。
比监察大员低一个级别的渠道，当属各省的行政长官。
《继世纪闻》卷二说，正德三年（1508年），天下诸司赴京朝觐。刘瑾下令每个布政司（近似省政府）送银2万两，交了钱才放人回去。银子则由刘瑾等人分用。各地官员无奈，纷纷向京师巨室借贷，回任后，为了还贷再加倍搜刮民财。这个过程假如反映到账目上，大概就是各地的“正簿”入了宦官的“杂簿”，各省长官回去后搜刮“杂入”，填补正簿中的“杂出”。而刘瑾等又从宦官的杂簿中领走了自己的一份。
《继世纪闻》记载的这次大规模索贿已经是第二次了。按照明朝规定，各地官员每三年入京朝觐一次。三年前是正德元年，刘瑾刚刚得势，便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一个人1000两银子，多的要到5000两。不给的则贬斥，给得多了则升迁。所谓“天下三司”，指的是当时全国13个省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马、钱粮和刑名，号称封疆大吏。其中最大的官是都指挥使，正二品，每年的官俸为732石米，按市价折成银子不过366两。布政使（近似省长，从二品）的俸禄是每年576石米，折银不过288两，三年不吃不喝全孝敬了刘瑾也不够。这批人的总数，以每个职位至少设左右或正副二职计，大约有七八十人。搜刮一次便有十万雪花银的进项。
刘瑾的抽水管子也插向漕运、盐政、屯田和科举这些领域。这些领域的正式制度，譬如盐引制度之类，解释清楚已不容易，再讲明白其中的猫腻更费笔墨。我在这里只选一个科举方面的简单故事作为示意。
《明史》卷174说到一个叫安国的人，接父亲的班当了军官。正德三年，安国考中了武状元，分配到陕西三边当代理师长（进署指挥使）。这时候刘瑾索贿来了。安国和同时中武会举的60人都拿不出钱来，刘瑾便发配他们下连当兵（编之行伍），随时听候调遣，禁止擅自归家。这60人全部陷入困境，和戍卒生活在一起，几乎难以维持生存。而边疆的守臣害怕刘瑾，谁也不敢收用他们。直到刘瑾死后，安国才回到考试前的起点——接父亲的班当军官。
刘瑾也干过许多卖官鬻爵或徇私枉法的勾当，这属于权钱交易，不是抽水机运转。除了数额特别巨大，交易对象身份特殊，出卖公众利益时特别肆无忌惮之外，这些行为并无创立新规则的特殊意义，这里暂且从略。
总之，刘瑾具有出类拔萃的进攻性。我们可以在上述故事中发现一个共同点：那些官员们付出的贿赂并不是升官发财的投资，而是避祸消灾的费用，如同对黑手党欠下的保护费。汉语好像还没有对此作出区别，将这两种性质的钱财潜流统称之为贿赂。考虑到刘瑾敛财主要依靠让对方流血丧命的暴力，这笔财富应该叫作“血酬”。
抽水机是怎样制造的
四、
监察御史蒋钦向皇帝揭发说：……昨天，刘瑾向天下三司官员索贿，每人1000两银子，甚至有要到5000两的。不给则贬斥，给了则提拔。全国都感到寒心，惟独陛下把他放在身边使用。这是不知道左右有贼，把贼当成心腹了……请立刻杀刘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刘瑾……
这是我读到的有关刘瑾牌抽水机运行的初次记录。蒋钦写到的“昨天”，即正德二年闰正月初八（公元1507年2月19日），初六那天他刚刚挨过廷杖的打，三天后便再次冒死上疏。4可见刘瑾抽水也不容易，真有人不要命地跳出来破坏捣乱。
为了理解当事双方的勇气，刘瑾抽水的勇气和蒋钦跳出来砸抽水机的勇气，我们要追溯发生在数月之前的一场殊死搏斗。
刘瑾很会哄孩子。正德皇帝登极时不过15岁，喜欢玩打仗，刘瑾是个粗人，颇能理解顽童的趣味，便和另外七位太监一起与皇上“击”，“日进鹰犬、歌舞、角之戏”，还带着皇帝微服出行。小皇帝玩得“大欢乐”，对刘瑾便日渐信用。
文官们听说以刘瑾为首的八位太监引诱皇帝“游宴”，不学好，便纷纷上疏论谏，大学士（近似国务委员）刘健、谢迁、李东阳带头，一堆尚书（近似部长）、给事中和御史呼应，形成了外廷文官对内廷宦官的攻击之势。小皇帝烦透了那些文官讲大道理，却被五官监候（正九品，近似天文局历法科科长）杨源拿星相变化说事的一篇上疏说害怕了。见小皇帝有点怕，刘健等人发起一轮更凶猛的攻势，要求皇帝诛杀刘瑾，以户部尚书韩文为首的众大臣摇旗呐喊，声势大振。小皇帝心虚了，有让步的意思，就召来宦官中地位最高的司礼监太监王岳等人，让他们和阁臣们商量，把刘瑾等人发到南京闲住。
正德元年十月十二日（公元1506年10月27日）这一天，王岳等人代表小皇帝往返三次，与大臣们讨价还价，皇帝希望缓和处理，大臣非要杀人不可。大臣中有人劝刘健也让一步，以免过激生变，但刘健寸步不让。
据说太监王岳比较正直，又有些嫉妒刘瑾。刘瑾是皇帝的亲信，而他这位地位更高的太监却常常被晾在一边。在传话的过程中，王岳就加上了自己的评论，对小皇帝说，阁臣们的意见对。于是刘健胆气更壮，与众大臣约定次日早朝“伏阕面争”，诛杀刘瑾，王岳为内应。
当天晚上，吏部尚书焦芳派人向刘瑾报警。刘瑾大惧，连夜和他那几个太监哥们儿伏在小皇帝周围磕头痛哭。哭到小皇帝动了心，刘瑾说，王岳想害奴等。他勾结阁臣，目的是管制皇上的进出行动，我们不让他管制皇上，他就要除掉我们这些障碍。再说了，玩鹰玩狗有什么大不了的，有点损失也不过万分之几。如果司礼监太监用对了人，那些文官岂敢这么闹？
小皇帝一下想通了，这些人内外勾结是要管住他，不让他玩，顿时大怒，立命刘瑾出掌司礼监，另外两个趴在地上哭的太监出掌东厂和西厂这两个特务组织，并逮捕王岳等三位帮助文官的太监，连夜发配南京充军。
次日早朝，众大臣正要伏阕面争，发现形势已经大变。其实，在与皇帝讨价还价时，除了说两句“皇上，这样对陛下不好，那样对陛下更好”之外，大臣手里并无王牌，皇上决心一下，他们除了干瞪眼，只剩下辞职一途。刘健等三位阁臣立即辞职求去。按照常规，辞职报告连上三次皇帝再予批准才算不失礼貌，但刘健等的报告刚送上去就批下来了，除了李东阳谁也不挽留。在官场的语言中，这就等于让刘健等人滚蛋。同时，任命焦芳入阁为大学士。刘瑾初战告捷。
刘瑾立刻开始镇压反对派，杀人立威，扩大战果。首先派人追杀充军的王岳等人；其次“杖责”上疏请留刘健的六位给事中和13位御史；再次把上疏为给事中挨打鸣不平的王阳明等四人打了一顿板子，撤职贬谪；然后又杖死杨源——那位拿星相说事，险些要了刘瑾性命的天文局小科长。直打得朝廷上下鸦雀无声，刘瑾大获全胜。
《明史》说，刘瑾用事后，每当向皇帝请示汇报时，必定先侦察一番，专挑小皇帝玩得上瘾的时候。皇帝烦他打扰，火急火燎地挥手赶他走，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一件一件的老来麻烦我！从此，刘瑾便奉旨独断专决，不用向皇上汇报了。5
刘瑾牌抽水机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厂的。由于出厂许可证是最高领导签发的，许多隐蔽和伪装无须再用，潜规则就在很大程度上转变为横规矩。
遥想刘瑾当年，手握重权，口含天宪，连战连捷，心气难免大壮。实际上，明眼人早把这种变化看在眼里，主动向权力靠拢的聚集运动已像百川归海一般滥觞了。
大约在正德元年岁末，右都御史刘宇（主管官员监察的常务副部长）通过大学士焦芳的介绍拜见了刘瑾，刘宇的见面礼是上万两银子（约400万人民币）。据《明史·阉党列传》记载，这是刘瑾收的第一笔上万两银子的贿赂。《明史》说，当时刘瑾“初通贿”，对贿赂的期望值不过几百两银子，见了万两银子不禁大喜，说：“刘先生何厚我。”刘宇的投资迅速获得回报，正德二年正月，刘宇升为左都御史（主管官员监察的部长）。
刘宇知恩图报，成为“阉党”的核心成员之一。他发现刘瑾特别恨御史仗着谏官的职权说三道四，便请来一道圣旨，发布了管制御史的新政策，有点小过失就打他们一顿屁股。刘瑾见刘宇能封住部下的嘴巴，有真本事，便给了这位御史首领新的奖赏，让他当上了兵部尚书（主管全**事），加太子太傅——仅次于太子太师的至尊头衔。刘宇在兵部尚书的位置上“贿赂狼藉”，获得了丰厚的利润，以至当他再次高升，当上中央六部中地位最高的吏部尚书后，发现文职官员的贿赂不如武官出手大方，竟挹挹叹曰：“兵部自佳，何必吏部。”
刘瑾的势力壮大了，政策选择空间也大了，便把“等水政策”改为“抽水政策”。“抽水”并不排斥“等水”，主动流过来的照旧接纳就是，但遇到缺乏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