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坐镇，高宗置之不理，沉迷于偏安一隅。在他逃抵临安后，又为形势所逼，任用岳飞，韩世忠等主战派将领抗金，后却又任用投降派秦桧为宰相，对金以求和为主，一味地屈膝妥协。1140年，金军大举入侵，宋军在反击金军的南下中，取得了顺昌、郾城等役的胜利，岳飞军收复西京(即洛阳)，前锋直抵朱仙镇，离汴京仅45里之遥。然而宋高宗却惟恐有碍对金的和议，他与秦桧迫令张俊、杨沂中、岳飞等撤军，完颜宗弼(金兀术)则乘机率重兵进军淮南，形成大军压境之势。为了彻底求和，高宗召韩世忠、张俊、岳飞三大将入朝，明升官职，实解兵权。同时还撤销了专为对金作战而设置的三个宣抚司。不久，更诬陷、冤杀了岳飞，以割地、纳贡、称臣的屈辱条件，与金朝订立了“绍兴和议”。绍兴和议后则全力排斥打击抗战派，朝政完全被议和派所把持。致使大批主战派官员被贬谪被迫害。

    公元1161年9月，金废帝完颜亮撕毁和议，再次大举南侵。在采石矶（今安徽省马鞍山市西南）为虞允文统帅的宋军所击败，使南宋再次转危为安。不过高宗屈辱求苟安的国策遭到了军民的强烈反对。而使他的统治难以继续维持，高宗和宰相陈康伯等商议后，以年老厌烦政务和想以“淡泊为心，颐神养志”为借口，在次年6月宣布退位，禅位于太子赵慎，自称太上皇，退居德夺宫。淳熙十四年（1187年）10月，赵构病死于临安宫中的德寿殿。死后的庙号为高宗。

    南宋小朝廷在152年间，从高宗赵构到赵昺换了7个皇帝。有作为的不多，统治者为维护赵家既得利益，把天下安危当作儿戏。这些不肖子孙到了杭州以后忙于享受，在“暖风吹得游人醉”、“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腐化生活中，在“直把杭州作汴州”的偏安心理主导下，无心收复北方的国土，他们每一朝里，都有勾心斗角排除异己的权利之争，错过了许多复国的机遇。

    史学家普遍认为，南宋的历史就是一部充满着忠奸斗争的历史。比如，宰相贾似道专权三朝，到了赵显时代，这个4岁的小皇帝上台时，蒙古铁骑还在继续南进。大敌当前贾似道无抗敌之策，忙于享乐腐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致使南宋小朝廷于德佑二年（1276年）2月5日，在杭州皇城里向元兵屈膝投降了。小皇帝赵显被俘，起先被逼出家为僧，到元至治三年(1323年)又被赐死。

    有奸必有忠。南宋还有许多义士忠臣不甘愿投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在海上转战、抵抗元兵的战斗中，11岁的小皇帝端宗赵病死于漂泊百日的广州湾。陆秀夫害怕军中无主，中兴无望，与群臣议决拥立8岁的赵昺为皇帝。把朝廷移到大海中的厓山岛上准备再战。厓山决战失败，陆秀夫与赵昺一起投海殉国。

    另一方面文天祥拒降被杀。在他的衣带上写下绝命书：“孔子说过‘成仁’，孟子说过‘取义’，只有义尽，才能仁至。读圣贤书，所做何事？从今以后，我问心无愧！”他的民族气节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大诗人陆游盼望着收复失地，临终前写下了“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遗嘱。

    至上而下的**，是所有王朝覆灭的不能算根本但也不可小觑的原因。古往今来，如何用人往往是决定一个国家兴亡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任人唯亲，坏人当政，缺乏监督，谎报政绩，欺上瞒下，滥用权力，贪污腐化，胡作非为，必将祸国殃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