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之道，今人遵循就得了，翻不出什么新花样。也就是说，他想不出“天”还会变。

    其二是：“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思就是说，做事情只求正义而不要去谋求利益，要宣明大道而不要去计较功效。

    其三是：“《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也。今师异道，人异论，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意思是说，离开孔子之道的诸子百家，都应灭绝，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董仲舒第三次提出的适应政治上大一统的思想统治政策，也就是上面的第三句话，受到了武帝的称许，于是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治事件。原本处于九流十家之一的儒家从此脱颖而出，取得了统治地位。朝廷设研习儒术之官，并且以儒术教育百姓并取舍士人，所以有“遗子满籝金，不如教一经”的说法，儒家的影响力可想而知。公元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孙弘擢居相位。此后，公卿、大夫、士吏都为文学之士，通晓儒家经典成为做官食禄的主要条件。儒学得到了独尊地位，成为法定的封建统治思想。

    汉武帝“独尊儒术”所推崇的儒术，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阴阳家等各种不同学派的一些思想，与孔孟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汉武帝把儒术与刑名法术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手段，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

    董仲舒虽然为汉朝统治者找到了马下治天下的工具，但是从儒家和人民的角度来看，有人称他是“儒家的罪人”、“民族的罪人”。国外汉学家约翰·密尔就指出：“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

    儒家被钦定为正统学术，固然有利于儒学的留存，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行为对儒学的打击更甚。首先，它扼杀了儒学通过与其他学派论辩争执而发展自身的可能性。其次，它堵塞了儒学内部自我发展的可能性。既然它已被权力宣布放之四海而皆准，又有什么必要再来研讨考索自身的不是？所以，儒学鲜明的概念和活生生的信仰首先丧失，留下的是一些与人心无关的僵死教条。

    尽管汉武帝是“霸王道杂之”的实践家，但是把“霸王道并用”5个字郑重提出的却是汉宣帝。宣帝所立太子从小学习儒家经典，心里边全是仁义道德，于是觉得父亲所为很不合圣人之道，常在宣帝身边劝谏，有一次忍不住正面进言说：“陛下对刑法太重视，我看还是得多用些儒生才是。”宣帝感到太子太不像自己，恐怕日后生祸，于是拉下脸来，严肃地说：“汉家朝廷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并用而治天下，怎么能够纯粹用儒家的一套呢？何况俗儒不识时务，喜好赞扬古代而非议当朝，使人搞不清事实与表面的界线，不知道如何行事，怎么能够委以重任？！”

    霸王道并用，但霸道最好闭口不提；换句话说，即强力统治不妨大胆做去，口头上则一定只能谈王道。这是汉代统治者通过对兴亡思索以及政治实践得出来的最宝贵的经验，也是中国几千年来治国的成功之本。所以说，汉朝打开了王朝统治的历史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