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刘姓王权，达到帝业千秋的目的，也为了给自己的大屠杀寻找借口，刘邦在总结秦灭亡的原因时，十分强调秦始皇没有分封同姓王（即，没有分封具有血亲关系的诸侯王）是其重要原因。

    公元前195年，刘邦感到自己快走到生命的尽头了，就决定分封同姓，他把群臣找到大殿前，吩咐手下人宰了一匹白马，和大臣们歃血为盟。大臣们一起重复着刘邦的誓言：“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声震屋瓦。在一片响声中，刘邦把全国二分之一的土地分给了刘家的9位子弟，每块土地上建立一个诸侯国，刘家的9位子弟是诸侯国中的最高统治者——王，王是一个仅次于皇帝的等级。

    至此，帝国的元老们，亡的亡，苟生的退居权力的二线，早期团队的威胁力可以说荡然无存了。后世人当然可以指责刘邦的残酷无情，但却无法回避一个事实:从刘邦灭英布以后，整个西汉再也没有受到异姓诸侯的威胁，新建的汉朝走向统一的道路没有出现反复，秦亡以后的分裂割据终告结束。从客观效果上讲，刘邦杀了功臣后，加强了中央的实力，使得汉王朝开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

    不过，刘邦大屠杀、种姓净化的做法，也直接导致了帝国的摇摆。他死后出现了权力真空，致使吕后走上了权力的巅峰。刘家人经过了艰难的争夺后，才再次执掌江山。而他搞的同姓分封制更是给帝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史学家公认，刘邦的分封是倒行逆流。的确如此，秦之后，分封制偶有复发，每次都造成了严重的问题，比如东晋分封引发了“八王之乱”，朱元璋分封造成了“靖难之变”，洪秀全分封最终导致了“天京事变”。

    周灭商以后，周从一个西部小邦变成了一个大国。为了巩固和扩大周王朝的统治，有效地管理广大被征服的地区，镇抚各地原有的邦国，周初实行了分封制。后来，一些诸侯发展壮大起来，向四周扩展，成为雄踞一方的大邦，到春秋时期，形成了诸侯割据、列国争霸的局面。刘邦的分封也没能摆脱这样的命运。

    在分封之初，诸王大多是幼童，王国的重要官吏也是中央政府派去的，所以干弱枝强的矛盾并不突出。但是到了后来，这些封王对汉朝中央产生了严重地威胁。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削藩建议，结果引发了“七王之乱”。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但至武帝初年，一些大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骄奢淫逸，阻众抗命，威胁着中央集权的巩固。公元前127年，汉武帝颁布“推恩令”。推恩令下达后，诸侯王的支庶多得以受封为列侯，不少王国也先后分为若干侯国。这个难题才得以缓和。

    刘邦的清洗运动，使权力落在了自己人手里，这样做也带来了另外一个结果：**退化。在靠世袭途径获得权力的人眼中，他们手中的权力并不是人民给的，而是父辈或其他有权人所赐。于是，他们掌握权力后，视公共权力如同他们的私器和家产，把权力当作荫庇自己或给予他权力者的手段、谋取家族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他们的子弟以及子弟的子弟掌握权力后也如法炮制，国家从而陷入家族政治或朋党政治的恶性循环。随着被排斥在体制外的人越来越多，在体制外就会形成一个既无政治地位也无经济地位但有能力、有知识的特殊人群——民间精英群体。上下沟通、流动的渠道被堵塞，民间精英就会进而寻求体制外的极端方式，新的国家动乱就产生了。这也就是从汉帝国开始宦官、外戚等各种历史角色都登上了舞台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