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帝国对军队的控制——武装失控指数8′
秦朝建立了全国统一的军队，并置于皇帝的严格控制之下。凡调动士卒50人以上，必须持有皇帝的虎符为凭，才准调动。否则，就是违法。秦始皇解除了除他自己军队之外的所有士兵的武装，还下令将民间兵器尽数收缴，熔为铜人，剥夺了百姓反叛的手段。秦朝的军训制度较为严格。秦律规定，射手发弩不中，驭手不会驾车，骑士和马匹课试最劣者均要受罚，有关督训官吏及负责选募者也要受罚，由此可以推断秦军的战斗力甚强。
但是，当陈胜吴广掀起的农民起义者即将踏进咸阳的时候，奋起抵挡的并不是帝国的正规军，而是一支由囚犯拼凑而成的部队。在秦始皇下葬以后，规模浩大的地下陵墓仍然没有完工，几十万囚犯一直在忙碌善后。当起义军离秦始皇陵不到10里的时候，即位的秦二世赦免了修建囚犯，命令他们拿起武器，镇压反叛。问题在于，秦军的主力部队在哪儿呢？
秦统一以后，军队有过两次最大的集结。一是广西桂林附近一个叫严关的要塞，50万秦军曾从这里南下，与土著人作战。当起义突然爆发的时候，这部分秦军正在戍守刚刚平定的南部疆土。在帝国存亡的关头，他们选择了沉默。司马迁记载，当地的最高长官下令，堵塞南北之间所有的通道，军队严禁北上作战。南部秦军就这样彻底抛弃了自己亲手创建的大帝国。
秦军的另一支主力在帝国的北疆。打败了匈奴骑兵以后，30万精锐并没有南撤，而是镇守在长城沿线。当都城告急的时候，这支秦军开始南下。但是，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它的行动为什么异常缓慢。保卫都城的任务只能托付给那支由囚犯临时组成的秦军。
由此可见，到了帝国末年，军队控制权已经不在当政者的手里了。这就是秦帝国亡于一批缺乏武装的亡命之徒的原因所在。
◆秦帝国对官吏的控制——吏治**指数7′
秦始皇创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帝国体制，一个管辖全国的有三公九卿组成的中央政府。帝国的整个官僚体制可谓相当严谨。秦朝对于官吏的管理是很严格的，制定了很多处罚官吏的法令。官吏犯法，不是像西周那样享有特权，而是加重处罚。《云梦秦简·为吏之道》载：“为吏之道，必精洁正直，慎谨坚固，审悉无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但是事与愿违，这些官吏如同秦始皇一样迷恋刑法，滥用权力，鱼肉百姓，“刑人不能极”，比如前面第6节提到的范阳令。秦朝的灭亡，直接源于官吏的不得人心。
学者黄仁宇认为秦始皇开创的这套政治体系是一种“早熟”，这种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
秦朝官吏的执法过于粗暴。秦朝的地方官吏多为军人（如灭韩的将领叫内史腾，之后即为秦守韩地），他们缺乏应有的执法素质，手段往往粗暴。比如押送陈胜吴广的那两个将尉，“吴广忿圭尉”，“尉果笞广”。正因为这样，在陈胜起义之后，“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甚至有的秦朝官吏已经表明态度要依从起义转而伐秦，百姓仍然不原谅他们。
◆秦帝国对财富的控制——税赋沉重指数9′
秦始皇经济统一措施中着力最多的应该是统一度量衡，从历史考古见到的许多标准量、权刻诏器和反复强调“明一之”的诏文内容可以体察得出。秦始皇不仅颁行标准器，而且在许多标准器上刻出诏书，同时要求每年对标准器进行校验，还对有问题的衡量器有明确的处罚规定，并进行市场监督，要求明码标价“各婴其贾”(《金布律》)。度量衡统一不仅是统一国家经济运行的要求，重要的是与皇室对财富的控制关系很大，统治者在上面下力气是不难理解的。
秦帝国大搞工程建设，修建皇宫，修建皇陵，修筑长城，修造驰道。这些工程规模浩大，必然要耗费惊人的财力、物力，这些都需要有强大的税收来源支撑。
《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陵中葬有数量巨大的珍奇宝物，并用水银制成百川大海，“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让墓中永久保持光明。面对如此奢靡情景，盛行厚葬之风的汉代贵族也不禁感慨道：“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在这个“盛”字中，不知消融多少民脂民膏。
秦朝的赋税很重，是前朝的20倍。《汉书·食货志》：“（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人民要把全年收获的2/3交给政府，而汉朝“收秦半之赋”。这么重的赋税，使“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人民只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了。
◆秦帝国对意识的控制——舆论钳制指数10′
在秦始皇的大一统体制里，包括一条：就是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秦始皇为此而采取的“焚书坑儒”酿成了悲惨的文化浩劫，遭致后世无穷非议。“焚书”措施有三个方面：一是焚烧秦记以外的史书，以及诗、书、百家语，只保留医药、卜筮和种树之类的技术性书籍，命令颁布后30日内不焚书者治罪。二是令下后若再谈论诗、书者处死，“以古非今”者族，杜绝以历史反现实的行为。三是有愿意学习法令者，以吏为师。可见“焚书”的要点是剥夺人们学习知识的自由，剥夺人们政治思考的自由；或者换句话说，人们只有阅读某种书籍、学习某种知识的自由，知识和思想被强行拉入以皇帝为最高代表的集权统治所认可的轨道之中。
所谓“坑儒”，是处死私下诽谤秦始皇的方士和儒生。“坑儒”事件的血腥气息，进一步增强了“焚书”带来的文化**主义精神，将春秋战国以来生气勃勃的自由思索精神拦腰斩断，对中国文化乃至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负面影响。
事实表明，用“焚书坑儒”的手法来统一舆论，控制意识形态，是不可能成功的。正如晚唐诗人章碣《焚书坑》所言：“坑灰未烬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秦帝国人心向背问题——人民痛苦指数10′
世人皆曰秦亡于暴政，正所谓秦王无道，天下俱反。唐代文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写下了一句名言：“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
“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为家，肴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
费正清总结秦灭亡说“秦二世的残暴不说，原先六国的贵族仍然忠于各国的王室，而精英知识分子也对其禁锢诸子学说的政策十分不满，平民百姓更是不堪远征和大兴土木的沉重负担。”可见，秦朝失去的真是各个阶层的民心。
秦国的统一进程具有殖民征服般的政策，以及后来大兴土木，沉重的徭役和兵役让平民百姓吃尽了苦头，“秦政治的失败，最主要的在其役使民力之逾量”（钱穆语）。秦朝严酷的刑法，更使人民苦不堪言。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可以说，还没有哪个王朝的人民所受的痛苦，比得上秦朝末年。所以，秦朝末年爆发的农民起义，从陈胜吴光到项羽刘邦，可谓经久。
◆秦帝国领导人的统治魅力——帝王糊涂指数7′
贾谊在《过秦论》中指出，秦始皇自满，不愿意纳谏，犯错误后还不准备改正。秦二世胡亥也大致如此，子婴软弱而生性孤独。“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国）不亦宜乎？”
“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李斯语）。君主失去了外在的约束的压力，那么约束君主的只能是君主自身的修养和自制力了。统一后的秦始皇与统一前的秦始皇心态已发生重大变化，如对自身**权力的极端维护，使秦始皇几乎达到疯狂的地步。他好大喜功，怀疑一切，猜忌一切，这就使他既未能建立一套有效的最高统治者的权力更迭机制，也破坏了中央行政中枢的运行，更使社会受到巨大的创伤。其继任者秦二世更将秦始皇的人治特点推向极致。二世的荒唐可笑，世人皆知，他没有受过磨难，对手中权力更是恣意挥霍，“重之以无道，坏祖宗与民，更始作阿房宫，而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