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的开篇句就是“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老子在著名的《道德经》里说：“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学者邹牧仑也说：“人类历史上没有长盛不衰的帝国，犹如没有永远富贵的家庭一样。”盛衰循环，王朝覆灭似乎成了过往帝国的“历史魔咒”。

    中国文明的一大特点就是具体王朝的年限较短。少的只有数十年，如秦、隋等；多也不过三四百年，如汉、唐、宋、明等。这与西罗马立国近千年、拜占庭帝国享国近千年相比实在显得太短。中国文明保持总体连续性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尽管每一次改朝换代都会带来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甚至于遭到外族的奴役，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历史在大踏步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似乎总在给浮沉帝国开玩笑。

    尽管后来人可以在品完一壶浊酒后，潇洒而歌“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但是，对于每一个生活在本朝现实中的人来说，偌大一个帝国的衰亡，决非是一件人人都能承受得起的事件，尤其对于帝国的经营者来说。

    黄炎培先生曾问过**：“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可惜的是，过往帝王们显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都缺乏**的思想高度，他们没能幸运地找到基业长青的“新路”。相反的是，他们基本上都怀着虔诚之心，不自觉地走向了覆灭之路。

    前段热播电视剧《中国式离婚》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婚姻就像抓在手中的沙，在死死抓紧的过程中走向了解体。这个道理同样适合王朝历史，帝国衰败正是在帝王集团的精心控制下失控，最终走向了崩溃边缘。有人曾总结：“汉以国强而恒亡，唐以兵盛而主熄；而明，恰恰是以权独而遭祸！”此为证。

    历史总叫人惦记。传统理论在谈论王朝衰败的时候，总是习惯以“凝练的语言”简洁地一言概之。然而，帝国并不都是“崩溃一亏”，数字与表格之外，历史的精微幽深，很难“作一总结”。于是，笔者选择了“勤于总结”，用求全的12法则来分析帝国“全线崩溃”的恢宏历程。

    法则1：武装积弱，帝国在对军队的控制中失控

    以武夺权，以武控权，军队对任何帝国政权来说都是必须的。帝国初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保持重兵，来巩固政权。

    冗兵冗费是帝国武装衰败的一个原因。一般说来，在和平时期没有必要在军事上花费太多的人力物力，但由于统一政权能够获得的人力物力相当丰富，不少王朝还是保持着庞大的常备军。如北宋初年仅养兵２０万，至至道时（９９５～９２７年）为６６万，增加了两倍；庆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年）为１２６万，又翻了一番；八十年间增加到原来的六倍多。《水浒》中所称“东京八十万禁军”并非完全虚构。

    穷兵黩武是武装衰败的另一个原因。经典之作《三国演义》充分肯定有道者的正义战争，推崇以弱胜强的战略思想和以奇用兵的战术原则，但小说旗帜鲜明地反对穷兵黩武，主张有道者遵循客观规律藏器待时，通过清静无为施行仁政的方式夺取天下。这种战争观与《老子》兵家文化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一旦皇帝穷兵黩武，造成的破坏就特别大。像汉武帝远征大宛，隋炀帝征朝鲜，都曾造成生命财产的极大损失，对社会经济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

    法则2：吏乱坏纲，帝国在对官吏的治理中失控

    孔子说，可得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兴盛；得不到贤明的人时，政治就衰落。

    战国时期政治家韩非说过:“明主治吏不治民。”意思是说，明智的国君只要把官吏管理好，老百姓自然也就好治理了。可惜历史上鲜有王朝能真正把官吏治理好。

    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中特有的法文化心理结构是：“法——情——权交相胜的三元模式。这三元结构中，‘权’自然居于重心地位。权大于法，有权人物可以权生法，以权抗法，以权压法，以权曲法。”在中国封建社会，除了掌握全国最高权力的皇帝以外，一切大小官吏几乎都可以凭借权力、政治地位而得利。因而，谁要想发财致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步入官僚的行列。

    古代有一句尽人皆知的俗语：“无官不贪。”那么他们都倚恃什么权力谋私呢？兵权、财政收支权、荐举考试权、官吏任免权、工程修建权、司法决狱权、监督纠弹权等。一般采用这样一些手段：强取夺豪、侵吞粮铜、卖官鬻爵、侵盗财物、枉法决狱、恣意聚敛、走私漏税、私弄工银、敲诈勒索、监守自盗、巧名贪贿等。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伶官传序》中无限感慨地总结吏乱国败的教训说：“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任何掌权者都对吏治相当敏感，但吏乱似乎又在所难免。

    法则3：国库银断，帝国在财富控制中破产

    国穷民困，是王朝灭亡的重要原因。国富民困，照样失天下，比如隋朝，仓廪丰盈，二世即亡。孙子在《孙子兵法·谋攻》云：“上下同欲者胜。”在制定和实施税收政策时，能切实考虑到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做到“与民同利”，财富控制才是良性。

    一般来讲，帝国初期，一般都会考虑到朝代更替带来的破坏，实行不同程度的“修养生息”政策。随着帝国统治铺展开去，在越来越大的开销面前，经营者就会忘记“与民同利”的原则，纳税比例超出了人民的现实承受力，导致积怨重重。遇到一些好大喜功，追求排场的帝王，财政负担就会额外加重，盛世因此转衰。史学家王学泰就说：“那些好大喜功的皇帝，即使给王朝带来一些转瞬即逝的辉煌，老百姓除了为这些辉煌买单外，这辉煌又对他们有什么意义呢？‘天子万年，百姓花钱’！”

    土地兼并是导致帝国后期财富危机的一个根源。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新王朝开国时对地主、财阀扫荡得越彻底，这个王朝的寿命也越长，如唐、明、清等；反之，则较短。所以宽厚如光武帝为了“度田”就杀了不少官员、豪强，残暴如朱元璋更是将功臣集团一扫而空。

    每一个王朝的中晚期，土地兼并都会变得十分严重，富者往往跨州连县，贫者则无立锥之地。地主利用其强势的地位进行非法的土地兼并，同时却又转嫁应承担的相应负担。如在唐朝实行“两税法”后，一些大地主往往会利用天灾**收购自耕农的土地，却又不向国家正式登记过户，而是用双方私契的方式约定。这样，地主得了土地，而国家的税收还是得由自耕农来承担，当自耕农无力负担时，只好成为流民，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家维持秩序的负担。因此国家的大量资源会落于私人之手，国家的力量会因此而遭到削弱。

    法则4：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帝国在意识控制中失控

    谭嗣同认为民族衰败沦落的根本原因在于意识的钳制，他在《仁学》中指出：“锢其耳目，桎其手足，压制其心思，绝其利源，窘其生计，塞蔽其智術；繁拜跪之仪以挫其气节，而士大夫之才窘矣；立著书之禁以缄其口说，而文字之祸烈矣；且即挟此土所崇之孔教为缘饰史传，以愚其人而为藏身之固！”

    为了使人们相信皇权是合理的，为了保证“治安”的稳定，帝国的经营者都挖苦心思寻求控制臣民思想的利器。秦始皇崇尚法治的尝试失败之后，汉代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王霸道并行，打开了思想控制的历史密码；南宋继而提出“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宣扬对社会资源的寡欲内敛，经过元代的完善，明初善加利用使**制度达到历史高峰。

    对于有碍大一统局面的社会异音，历代都无一例外地采取了强硬打击的措施，于是就有了被鲁迅称为“脍炙人口的虐政”的文字狱。杨乾坤先生曾经做过总结，帝国对于社会舆论的处理手段大致有13类：

    一、反对本朝狱。“指斥、毁谤、中伤、谋反、谋大逆”的造反者，罪当至死。

    二、冒犯皇帝狱。天子自诩君权神授，尊严不可凌辱，臣民只能顶礼膜拜，不得指摘。

    三、离经叛道狱。离经者，远离官方所重之经，致生异端；叛道者，背叛官方所奉之道，另辟蹊径。不驯服官方，不承认官方哲学是天经地义的真理，文字狱主角的命运可想而知。

    四、讪谤怨望狱。揭露当局的**与无能，或讪讥，或毁谤，或怨望，定性治罪，永绝逆耳之言，凑合统治之现状。

    五、朋党狱。皇帝最惧怕的是权臣树朋党威胁皇权，为排除异己势力，最有效最简捷的手段就是，陷之以朋党，然后剪除。

    六、触忌犯讳狱。**帝王的忌讳是绝对的禁区，万万不可触犯。

    七、妄议朝政狱。朝政大事，帝王权臣断之，肉食者谋之，妄加干政的“非所宜言”，必遭横祸。

    八、妖言煽惑狱。与统治思想相抵触的“妖言”，被视为洪水猛兽，严酷打击，“避邪说而正人心”。

    九、恶逆为伍狱。恶逆之徒，株连九族，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人。

    十、冥顽不化狱。朝廷明令禁毁和收缴的“违碍”书籍，隐匿不首者，一经查出，都以冥顽不化的罪名治罪。

    十一、狂悖狱。独裁者总希望臣民俯首恭顺，无思想无棱角，无希图无反抗，只是会说话的工具。一些伸张正义，表达**的臣民，其步入规范的“极端行为”，就被无情惩治。

    十二、华夷狱。少数民族得天下后，对汉族“诛心”，要汉族人民心死，于是以华夷之辩为由，以示自己得天下之正。

    十三、诬民惑世狱。这是清朝对于精神病患者的一大发明。精神病患者病发失控，言语不利，则以“诬民惑世”的罪名，而横遭刑戮。

    正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住百姓的嘴，比堵住河流还要危险。汉朝路温舒的《尚德缓刑书》中说：“乌鸢之卵不毁，而后凤凰集；诽谤之罪不诛，而后良言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