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乏，一无所获。这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因为不懂得节约财富，使百姓富足的道理。康诰说：“上天将德泽都赋予万物，顺天道行事，就能使你富裕。”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谓礼，就是贵贱有等级，长幼有差别，贫富地位高低有相应的规定。所以天子穿红色的龙服，戴礼帽；诸侯穿黑色的衣服，戴礼帽；大夫穿次等的衣服，戴礼帽；士穿士的衣服，戴白鹿皮的帽子。才能一定要和职位相称，职位一定要和俸禄相称，俸禄一定要和任用相称。从士往上的官吏必须用礼乐去调整他们，民众百姓就必须用法度去制约他们。根据土地的大小来封国，根据获利的多少来畜养人民，根据人力的多少来分派徭役。使百姓负担得了徭役，国家的设施能产生收益，这种收益要足以养活百姓，使百姓的衣食费用的支出和收入相等，一定要及时贮藏剩余的财物，这就叫做合乎法度。因此从天子直到老百姓，事情无论大小、无论多少，都要依此类推。所以说“朝廷上没有侥幸得到的官位，百姓中没有侥幸偷懒的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减轻田地的赋税，减少关卡集市的征税，减少商人的数量，少征劳役，不占农时，这样国家就富强了。这叫做利用政令使人民富裕。
人要生存，不能无群。有群而没有等级区分就要争斗，争斗就引起混乱，混乱就要困顿不堪了。所以没有等级区分，是人类的大祸害；有等级区别，是人类的根本利益。人君，正是掌握这种等级划分的关键人物。所以，赞美君王就是赞美天下的根本，维护君王就是维护天下的根本，尊崇君王就是尊崇天下的根本。古代的帝王划分等级使人们有差别，使他们有的地位高贵，有的地位低下；有的待遇丰厚，有的待遇微薄；有的安逸快乐，有的辛勤劳苦。这不是特意制造荒淫、骄纵、奢侈和华丽，而是为了明确礼的规定，贯彻礼的次序。所以在各种器具上雕刻花纹，在衣服上缝制华美的文饰，只是为了区别贵贱罢了，并不是为了美观；制造钟鼓管磬、琴瑟竽笙等各种乐器，只是为了分辨吉凶、嫁娶，达到和谐融洽罢了，并不是为了别的；建造宫室台榭，只是为了避免躁热和潮湿、陶冶德性、区分尊卑罢了，并不是为了别的。《诗经》上说：“在金玉上雕琢花纹啊，灿烂辉煌。我们勤勤勉勉的君王啊，统帅四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至于让君王穿上颜色华美的衣服，吃上丰盛的佳肴，占有大量的财物，统治整个天下，并不是为了荒淫骄奢，而是为了统一天下，治理万变，利用万物，供养万民，使天下都得到利益；所有这些，没有比仁人做得再好的了。仁人的智慧足以治理天下。他的仁义足以安抚天下，他的德操足以教化天下，有了这样的仁人天下就会安定，没有这样的仁人天下就要混乱。百姓确实依赖他的智慧，所以共同来为他劳作，力求使他安逸，以培养他的智慧；百姓确实赞美他的仁义，所以出生入死去保卫他，以培养他的仁义；百姓确实赞美他的德性，所以为他雕刻绘画，制作华美的衣服装扮他，以培养他的品德。所以仁人当政，百姓尊重他像尊重上帝一样，亲近他就像亲近父母一样，为他出生入死而心甘情愿，这没有别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所拥护的主张确实是美好的，他们所得到的好处确实是巨大的，他们所受益的东西确实是很多的。《诗经》上说：“我背东西我拉车，我赶车子我牵牛，我的行装整理好，何不归附仁人去！”说的就是这种情景。
所以说：“君子靠德行，小人靠力气。力气是受德行役使的。”百姓的力气，靠君子的德行支配才能有成效；百姓的群居，靠君子的德行教化才能和睦；百姓的财物，靠君子的德行引导才能聚集；百姓的处境，靠君子的德行帮助才能安定；百姓的寿命，靠君子的德行保护才能延长。父子之间得不到君子德行的教化就不会有真正的亲爱，兄弟之间得不到君子德行的教化就不会有真正的和气，男女之间得不到君子德行的教化就不会有真正的欢乐。年轻人靠君子德性的教化而成长，老年人靠君子德行的教化而得到供养。所以说：“天地生育了百姓，圣人教养了百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的世道却不是这样，加剧收敛钱财来掠夺百姓的财物，加重田亩的赋税来掠夺百姓的粮食，苛刻征收关市的税金来阻碍百姓的贸易。不仅如此，又故意挑剔，伺机欺诈，玩弄权术，图谋陷害，欺压百姓，并困扰他们。老百姓都清楚地知道君王的污秽、残暴和**，将给国家带来大灾难。所以有的大臣杀了君王，有的下级杀了上级，或者出卖城池，背叛节操，而不肯为君王战死，这没有别的原因，只能说是君王咎由自取。《诗经》上说：“没有说话而不回答，没有施德而不报恩。”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使整个天下都富足的途径在于明确人民的职分：翻耕土地，标明疆界，清除杂草，种植谷物，多施粪灰，肥沃田地，这是农夫百姓的工作。遵守时节，督促生产，推进农事，提高效率，使百姓和睦，使人们不偷懒，这是将帅的职责。高地不干旱，洼地不积水，寒暑协调，而五谷庄稼按时成熟，这是老天爷的事情。至于对老百姓广为照顾，全面爱护，普通治理，即使遇上水旱荒年，也能使百姓没有受冻挨饿的灾难，这是圣君贤相的事情。
墨子的言论，明明是在为天下担忧财物不足。说到财物不足这并不是天下的公患，只是墨子个人的过分忧虑罢了。现在土地生长五谷，人要是好好治理，每亩地就可以生产几盆粮食，一年可收两季庄稼。此外，瓜、桃、枣、李每一颗的产量都可以按盆计量；各种蔬菜种满了水泽洼地；再加上猪、马、牛、羊、鸡、狗六畜和飞禽走兽，每一种都能装满一车；鼋、鼍、鱼、鳖、鳅、鳝鱼等按时产卵繁殖，每一种都可能繁衍成群；飞鸟、野鸭和大雁等多如烟海，还有昆虫等万种生物到处生长，可以供人食用的东西多的没法计数，自然界产出的万物，本来就绰绰有余，足以供人类食用的；麻葛、茧丝、鸟兽的羽毛、牙齿、皮革等，也是本来就绰绰有余、足以供人类穿戴的。所以说到财物不足，并不是天下的公患，只是墨子个人的过分忧虑罢了。
天下的公患，是由混乱造成的，为什么不试着共同来寻找一下是谁造成天下混乱呢？我认为墨子的主张“非乐”，由此造成了天下的混乱；墨子主张“节用”，由此造成天下的贫穷；这不是要诋毁墨子，而是根据他的学说必然会得出的结论。如果让墨子大到统治天下，小到统治一国，人们必将愁眉苦脸，穿粗衣、吃劣食，忧郁悲伤而反对音乐。这样就会生活困乏，生活困乏就不能满足**，**得不到满足，论功行赏就不能实行。如果墨子大到统治天下，小到占有一国，必将减少侍从，削减官职，崇尚事功和劳苦，和百姓一同工作、一同操劳。这样做就会没有威严，而没有威严，按罪惩罚就不能实行，贤能的人不能得到提拔，不贤能的人不能被罢免，那么有能力的人和没有能力的人就不能得到量材使用。这样一来万物就得不到合理利用，事故突变就得不到恰当处理。上失掉天时，下失掉地利，中失去人和，整个天下都受煎熬，像被火烧焦一样难受；墨子尽管自己穿粗布衣，系粗麻绳，吃粗粮，喝白水，又怎么能使老百姓富足呢？这就像砍断了树根断绝了源泉，只能使天下变成了一片焦土了。
所以古代君王和圣人不是这样做，他们知道做人民的君王自己不美化、不修饰，就不能统一民众；自己不富有、不丰裕，就不能管理下民；自己不威严、不强壮就不能制止强暴、战胜凶悍。所以一定要撞击大钟、敲打响鼓，吹响笙竽、弹奏琴瑟，来满足他的耳朵；一定要雕刻美丽的器具，制作华美的衣服，来满足他的眼睛；一定要吃丰盛的肉类和米饭，要有芬芳的美味，来满足他的嘴巴。还要侍从众多，官职完备，奖赏丰厚，刑罚严厉，来警戒人心，使天下的百姓，都知道自己所渴望和追求的全在这里了，所以君王的奖赏就有威力。奖赏能够实行，惩罚发挥威力，那么贤能的人就能得到提拔，不贤能的人就可以被斥退，有能力与没有能力的人都得到恰当的任用。这样万物都会得到充分利用，事故突变就会应付自如，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于是财货就像源泉一样滚滚而来，像河海一样，浩浩荡荡，像山丘一样，突起高大，不按时进行焚烧，就无处收藏，那么天下又何必担忧不足呢！所以如果儒家的学说真正得到实行，就会天下太平而富足，役使百姓而有功效，敲击钟鼓一片和乐。《诗经》上说：“钟鼓相和声喤喤，管磬互应响锵锵，天赐福禄无边长，天赐福禄多浩荡，威仪庄重而堂皇。既已酒足又饭饱，福禄永保绵绵长。”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墨家学说如果真的推行，那么天下就会崇尚俭朴而更加贫穷，反对争斗却一天天争斗加剧，辛苦憔悴却越来越没有功效，忧愁悲伤、反对音乐却更加不和。《诗经》上说：“上天屡降灾殃，丧乱屡出不息。百姓没有好言，悲叹声音不止。”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放弃大事而专养百姓，安抚他们，哄爱他们，冬天给他们稠粥，夏天给他们瓜菜麦粥，用来骗取暂时的美名，这是一种苟且的做法，可以暂时得到奸民的赞誉，却并不是长久的办法；事业必然不能成就，功名必然不能建立，这是奸国的治国方法。忙乱地赶时间强迫百姓服劳役，急于促进生产快速发展，功效迅速增长，不顾民众是非议还是赞誉，不在乎丧失民心，结果生产虽有进展而百姓产生了怨恨，这又是一种苟且偏激的做法。这种人将趋于毁坏衰败，必定会反而一事无成，所以放下事业而沽名钓誉，不行；为了完成功业而忘记百姓，也不行，这两种都是奸邪之道。
所以古人不这样做，他们使百姓夏天不伤暑气，冬天不受冻寒，紧急时不损筋力，松缓时不误时节，事业成就，功名建立，君王和百姓都富足。因而老百姓都爱戴他们的君王，人们归附他就像流水一样畅快，亲近他就像亲近父母一样高兴，为他出生入死而心甘情愿，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君王非常忠信、舒和、公正。所以治国家、领导人民的人，想要顺应时事建立功业，那么让人民舒和、宽缓，这比紧迫、急促的做法要见效快；忠信、公正的处理事情比奖赏还要让人喜欢；一定要首先自身端正，然后再和缓地去批评别人，这就比刑罚还要有威力。人君确实能体现这三种品德，下民就会像影之随形，回想之应和声音一样迅速响应，君王就是不想显赫通达，也是不行啊！《尚书》上说：“人君非常圣明，百姓就会勤勉尽力，既和谐又迅速。”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不进行教育而先惩罚，就会刑罚繁多，邪恶却不住；只教育而没有惩罚，奸邪的人就得不到惩治，只惩罚而没有奖赏，勤劳的人就得不到鼓励；惩罚和奖赏不合法律，就会下民疑惑、风俗邪恶而百姓离心。所以先王申明礼义来统一百姓，表达忠信来爱护百姓；崇尚贤者，使用能人来安排他们，用爵位等级和奖赏来敦促他们，适时安排事物，减轻劳役，来调济他们；君王要恩泽浩大，普遍地照顾他们、抚养他们，就像保护婴儿一样。做到这些，就奸邪不发生，盗贼不兴起，学好的人就得到鼓励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先王引导为善的道路平易可行，杜绝为恶的办法坚实有力，政令统一，禁令明确。所以说：上面统一，下面就一致；上面政令不统一，下面就三心二意了。打个比方说：草木的枝叶必然是由它的根所决定的。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不给百姓好处却从他们身上取利，不如先给他们好处，而后从他们身上得到好处更为有利。不爱护百姓而使用他们，不如爱护他们，然后使用他们更有成效。给百姓好处，然后向他们取利，不如给他们好处而不向他们索取更为有利。爱护他们然后使用他们，不如爱护他们而不使用他们更有成效。给百姓利益而不从他们身上取利，爱护百姓而不使用他们，这是夺取天下的做法。给百姓利益然后向他们索取，爱护百姓然后使用他们，这是保有国家的做法。
看一个国家治还是乱，好还是坏，到它的边界就可看出苗头了。巡逻的哨兵来往不停，边界关卡的管理十分繁苛这就是混乱的国家了。进入境内，田地荒芜，城市破敝，这就是贪婪的君王了。观察他的朝廷，尊贵的人不贤明；观察他的官吏，执政的人无才能；观察他的亲信，被信任的人不忠厚，这就是昏庸的君王了。凡是君王、宰相和文武百官，对于财物出入的计算，斤斤计较、反复审查；对于礼仪制度却糊涂而又怠慢马虎，这就是受凌辱的国家了。如果农民乐于种田，士兵甘愿赴难，百官爱好法令，朝廷崇尚礼义，卿相议论协调一致，这就是政治清明的国家了。观察他的朝廷，居高位的人贤明；观察他的官职，管政事的人胜任；观察他的亲信，被信任的人忠厚，这就是英明的君王了。凡是君王、宰相和文武百官，对于财物出入的计算，手续宽松简便；对于礼义制度严明谨慎一丝不苟，这就是昌盛的国家了。凡是贤德相同的，就先提拔亲近的人，凡是能力相同的就先任用有交情的人；他的大臣百官污浊的都变得廉洁了，凶悍的都变得善良了，狡猾的都变得忠厚了，这是英明君王的功绩啊！
观察一个国家的强弱、贫富是有征兆的：君王不崇尚礼义，士兵就软弱；君王不爱护百姓，士兵就软弱；君王说话不守信用，士兵就软弱；奖赏不丰厚后，士兵就软弱；将帅不贤能，士兵就软弱。君王好大喜功，国家就贫穷；君王贪图财利，国家就贫穷；士大夫人数众多，国家就贫穷；工人商人众多，国家就贫穷；使用财物没有制度的限制和数量的限定，国家就贫穷。百姓贫穷君王就贫穷，百姓富裕君王就富裕。所以田野乡村是财富的根本，官府的货舱量库是财富的末端。百姓按时劳作，生产有次序的进行，这就是财富的源泉；按等差征收的赋税，贮藏财物的府库，都是财货的支流。所以英明的君王一定要谨慎处理源流关系，节制支流，开发源泉，及时加以调整，使天下的财物源源不断，富足有余，君王不用担忧财物不足了。这样一来，就会君王和百姓都富裕，上缴来的财物多的无处可储藏，这是最懂得治国大计的。所以大禹时代有十年水灾，商汤时代有七年大旱，而天下百姓的脸上没有饥饿的菜色。十年之后，庄稼又丰收了，而陈积的粮食还有剩余，这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明白本与末、源与流的关系啊！所以如果田野荒芜而粮食充实，百姓贫乏而府库溢满，这样的国家就要垮台了。砍伐生财的根本，枯竭生财的源泉，把财富都聚敛到府库里去，而君王大臣却不知道这样做的危害，那么国家很快就要颠覆灭亡了。用全国的财物去供养他还不能使他满足，这叫做最大的贪婪，是最愚蠢的君王。本想追求富贵反而丧失了国家，本想追求财利反而危害了自身。古时候有上万个国家，现在只剩下十几个国家，这没有其他原因，他们之所以失败，都是因为贪得无厌啊！做人君的，也该觉醒了吧！
方圆百里的小国，完全可以独立。凡是进攻别国，不是为了追求名声，就是为了贪图财利，要不然就是仇恨对方。仁人治理国家，就一定要培养意志，端正自身的行为，崇尚礼义，极尽忠信，严守法度。如果身着布衣，脚穿麻鞋的士人确实这样做了，尽管住在陋巷破屋里，王公贵族也不能同他争名声；让他治国，就会名闻天下，这样的话，那些为了追求名声而战的国家就不会来攻打了。他必将开辟田野，充实仓库，准备好武器，上下一条心，三军同尽力；远征而来同他的国家苦战，是不能取胜的；境内城堡可靠坚固，再把握住有利的战机，迎击敌军，捉拿敌将，就像拔蒲草一样轻而易举。敌人得到的东西还不足以医治创伤、补救损失；敌人也爱护他们的勇士害怕他们的仇敌。这样一来，那些为了财利而战的国家就不会来攻打了。仁人治理国家，必将慎重对待大小、强弱之间的关系，礼节要非常周到，奉送的珪壁等礼品要硕大，贡献的财物要丰厚，派出的使者必定是文词优雅，能言善辩的君子。对方假如有点人情味，怎么还能愤恨呢！这样一来，那些为了泄愤而战的国家就不来攻打了。为了名声的不来攻打，为了财利的不来攻打，为了泄愤的不来攻打，国家就会像盘石一样安稳，寿命就会像天上的箕宿翼宿一样长久。别国都乱了，唯独我国治理好了；别国都危险了，唯独我国安定；别国都衰败了，我国却勃然兴起去征服他们。所以仁人治国，不仅能维持自己的国家，还能够兼治别国。《诗经》上说：“善良的君子威仪无差错；威仪无差错，可以正四国。”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关于统治国家的难易问题：侍奉强暴的国家难，让强暴的国家侍奉我容易。用货物财宝去侍奉敌国，就会货物财宝用光了，也建立不了友好关系；和敌国订立盟约，刚刚订好盟约，他马上就会背叛；割让国土去贿赂敌国，割地之后还满足不了他的**。侍奉敌国越恭顺，敌国侵入就越厉害，一定要到了物资用尽，国土割光，才算完结。就是左边有尧，右边有舜来辅佐治国，也不能采用这种办法来免除灾难啊！打个比方说，这就好像让姑娘脖子上缠着珠宝，身上佩戴着宝玉，头上装饰着黄金的饰物，遇到了山中强盗，即使她不敢正眼看强盗一眼，弯腰屈膝，像草屋里住的婢妾一样，还是不能免于遭难的。所以没有让人民团结一心的治国办法，只靠好言好语恭请敌国而提心吊胆侍奉它，就不能保住国家、保全自身。所以英明的君王是不这样做的。他必将实行礼义来统理朝政，修正法令来统理百官，评定政事来统理百姓；然后做到朝廷礼义严明，官吏各司其职，百姓齐心协力，这样的话邻国就会争着来亲近，远处的国家也会表达诚意。君民上下一条心，三军同尽力，名声之大足以威慑天下。强大的国力足以镇服天下，从容安舒，发号施令，而强暴的国家没有不听从驱使的，就像大力士乌获和侏儒搏斗一样轻而易举。所以说：侍奉强暴的国家难，让强暴的国家侍奉我容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