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无疑义。

    （3）学科混合，加强殖民思想教育。由于害怕学生可以从地理、历史等科目中感到祖国的存在，敌伪将小学历史、地理、自然等科混合成为所谓“国民科”。后来干脆取消“国民科”，改为奴化训练的“建国建设”课。中学除灌输奴化思想的“国民道德”课外，还将历史地理合为“地历”课。后“国民道德”也改为“建国精神”。所谓的“建国精神”，讲的不外是“日满一心一德”、“中日亲邦”、“大东亚共荣圈”之类的东西。取消原国民党政府颁布的“党义课”，代之以宣传封建道德的“修身”。

    （4）在大学中，实行“日满共学制”。日本学生利用特权大量入学，占总学生数的55%以上，中国学生只占39%。充分反映了伪满教育的殖民性。建国大学兼收日、韩、台、满（中国）、蒙、俄中学毕业生。日生必修汉语，其他学生必修日语。实施混合教育，以养成其所谓“建国精神”，用心至为恶毒。根据伪满有关方面统计，1943年各大学在校学生只有6000余人，教员1000人，而日本学生竟占了55%。伪满总务长官星野直树在《教育之再认识》（1940年版）一书中得意扬扬地说，在中国东北日本人教育的普及程度高过日本国内。他还说，在东北的“所有的日本人都要上大学”，“在满洲国的日本人应该注意的事，是一方面要保持作为日本人的自尊心，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满洲国是自己创造的，自己乃是它的最后负责人。”王承礼主编：《中国东北沦陷十四年史纲要》，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版，第440页。

    降低东北民众所受教育修有学问的水准，是日伪控制教育的目标之一。田村敏雄认为，“在满洲，对于全体的观念尚未彻底，也没有推爱报国的观念，试观社会的意识状态，愈是受过教育修有学问，推爱及物、谢恩天地的观念也愈见浅薄。”［日］田村敏雄：《教育与经济》，载《建国教育》第5卷第12号。

    2在学校系统外，还设有进行特殊奴化教育的机构。

    如伪满设立的王道书院、建国大学、大同大学等。建国大学和大同学院，直隶伪满洲国的国务院，不归“民生部”（即文教部）管辖。它们是专以培植高级汉奸的高等学府，同时又是制造种种殖民主义舆论的中心。日伪还特设了“大陆科学院”。建国大学成立于1938年5月，修业六年。在前期3年中，有所谓“精神训练”、“军事训练”、“武道训练”和“作业训练”。在后3年中，分为政治、经济、文教三科，但“神道及皇道”、“武道及武术论”、“民族协和论”、“东亚联合及国际团体论”等课程则在必修之列。凡入学者一律公费，毕业后无条件地任为高等官。可以说，这完全是日本一手操揽的学校，1941年有日本教官71人，日本人以外的教官只有9人。该校设有大学院和研究院。研究院的教育内容，基本集中于所谓“建国精神”的研究。它有“建国精神研究班”、“日本精神研究班”、“国土研究班”、“东亚及世界秩序研究班”、“皇学研究班”及“**批判研究班”等。［日］山根幸夫：《“满洲”建国大学与日本》，载《抗日战争研究》1993年第4期。所谓研究院，专门从事炮制殖民理论。一是用“独立的新国家”的谬论，来掩盖日本殖民统治的傀儡性；二是用所谓“新国家”实现了“王道乐土”、“五族共和”的“政治理想”，来掩盖日军刺刀林立的血腥统治；三是用“日满不可分的关系”，来为日本侵略者吞并中国东北制造理论依据。这些颠倒黑白的谬论，就是要泯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要东北青年忘记自己的祖国。

    在社会教育方面，在华北地区，日本占领者利用其控制的新民会，面向社会推行以“**兴亚”为重心的教育。新民会在省、市、县占领区各地普遍设立新民学校、通俗讲习所、新民教育馆、新民茶社、新民问事处等组织机构，并广泛利用电台、电影、标语、集会进行汉奸宣传。从上到下，从学校到社会，建立一个广泛深入的汉奸教育体系。

    在华中，除官方教育机构外，汪伪政权运用大民会，以及名目繁多的民间教育团体，如中国教育建设协会等挂着民间协会招牌的奴化教育机构，以贯彻“和平**建国”为己任。

    在河南郑州，日伪设立“中原自治学院”，挑选各县青年，强迫受训，3个月后分送各县，担任教育、宣传等汉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