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发动的长达14年之久的侵华战争中，中国文化遭受一场大破坏、大浩劫。中国的国土一半被践踏，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绝大部分被侵占。1937年七七事变前，日本就强占我国东北4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日军全面侵华的八年中，我国长城以南、大江南北的千里河山蒙受战祸，其战区之广，实属惊人。战后国民政府初步统计指出：
“自七七事变至武汉会战为第一期，计1年4月，已遍及13省，北起黄河流域察、绥、晋、冀、豫6省，中达长江流域苏、浙、皖、鄂、赣5省，南及珠江流域粤、闽2省。经过剧战的地方达256市县。第二期起自27年秋末，截至（民国）32年7月6日，计时总达4年又8月。战场仍以第一期被侵占各省为主，另增湘、桂、滇3省，各省遇战县数多少不一，山西省特多，计61县。次则浙、鄂、粤、赣四省均在30处以上。再次如豫、桂2省亦各有约20处，其他皖、湘、苏、闽、鲁、绥、滇、冀8省则有15处至1处不等。合计15省295市县。第三期自32年7月6日起至34年8月14日止。敌后游击为制敌有效战术之一，自僻野山谷以至城市据点经常皆在战斗中。概言之，
1937年12月15日，日军在南京市内中山路用卡车、骡马车、自行车，以及儿童车等装载抢劫的财物。
——采自日本每日新闻社秘藏《不许可写真集1》
山西境内不独争斗频繁，规模亦特巨大。其次冀中及冀西地带每为敌军扫荡中心。余若鲁南、豫北、苏北、淮东乃至地形复杂区域如苏、浙、皖边区，豫、鄂、皖边区及太湖等处，亦为互争之地。择其较著者计有84市县作过游击战场，计黄河流域50处，长江流域32处，珠江流域2处。
八年来全面曾蒙战祸区域共467市县。”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二编作战经过（四）［台北］1981年9月出版，第31页。
不过，“蒙受战祸区域共467市县”之说是不准确的。此数实际上是1937年7月至1943年7月共计6年中我方蒙受战祸的区域。抗战时期，国立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研究人员韩启桐就编制统计出抗战6年中我国蒙遭战祸区域为467市县。这467市县还不包括“七七事变”前陷敌的冀东21县。自然也不包括1944年豫湘桂战役中被占的146座城市。
灾区范围并不仅仅是上述直接蒙遭战争侵害的地区，它还应包括未经战事即告沦陷的地方及敌我两军交错的地带。就文化损失而言，它还应包括敌机深入中国腹地轰炸所造成的损失。韩启桐统计出抗战时期前6年被敌侵占市县城区（包括一度沦陷后又收复的地区在内），至少应在751处以上。如是，加上冀东21县和豫湘桂战役中被占的146座城市，则八年抗战中灾区约有918市县。
应该指出，此数是按国民政府当时行政区划统计的。战时**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出于抗战需要，在其统辖区又重新设置划分县治。战后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中，中国的九百三十余座城市被日军占领，占全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被侵占的大城市占全国的80％以上。《中国的人权状况》，载《光明日报》1991年11月2日。而据国民政府估计，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投降14年的艰苦而漫长的岁月中，我国受害区域占全亚洲沦陷地区的45％。
这一时期，虽然也有中国文物典籍流入日本，但那是作为中国人民遭受掠夺的屈辱的象征而进入日本的，源源流长的中日文化交流遭到了严重挫折。
在战时，日本国内一大批日本中国学的研究者受法西斯意识熏陶，自觉地充当战争的喉舌，他们从“学术研究”、“文献处理”到“考古调查”，完全采取了帝国主义的强权形态，从而为谋求天皇政体的最高利益服务。
要摧毁一个民族的反抗力，就要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和意志，摧毁支撑这个民族脊梁的东西，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从摧毁这个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开始。日本对中国文化侵略的目的，是为巩固法西斯统治服务，为经济掠夺服务，为扩大侵略战争服务的。
由于文化教育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特殊意义，因此，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侵略者采用种种卑劣手段，甚至公然违反国际公法，大肆摧残被占国的文化遗存和教育设施，进行奴化殖民教育。如日本1895年占领台湾后，就大力开展殖民教育。1937年4月1日，台湾殖民当局明令废止中文，报刊只准用日文发行。同年9月，又根据近卫内阁“国民精神总动员计划”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使日本的国民精神渗透到岛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去。1932年东北成立伪满洲国，在文化方面，则明令日语为伪满洲国“国语”，中文却被称为“满文”。
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军人甚至学者，自发地、有组织地进行文化侵略，轰炸、损毁古建筑，焚烧、劫夺文物典籍，破坏中国原有的教育体制和设施，进行奴化殖民教育。其破坏灾难之重，规模之大，也为人类文明史所罕见。“同文同种”、“共存共荣”这些伪装的真面目，在日本所造成的文明浩劫面前统统暴露无遗。日军对中国图书典籍、古物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