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触犯有关“正统”的“不赦之条”。这几桩案件拉开了大清思想狱、文字狱的序幕。
大学士刚林何许人也？这位清朝贵族对大清如此忠心而对言论如此敏感，对打压言论如此敬业卖力，似乎可以称得上是大清的忠臣孝子了，然而其下场竟然也是被杀，不由让人感到**权力下并无完卵。这位刚林算是大清的一个文化人，姓瓜尔佳氏，早年被授予笔帖式的职位，掌管翻译汉文的事宜。1636年，此人被授予大学士之职。
在皇太极的扩张征服过程中，刚林多次奉命出使军前，宣扬皇太极的“威德”，让主子感到很满意。作为宣传方面的干将，大清的“肉喇叭”，刚林功不可没。1649年，刚林出任《太宗实录》的总裁。1651年，刚林因为在编辑《明史》的过程中发现缺少天启四年（1624年）到天启七年（1627年）的这几年的明朝实录，请求顺治下赦令悬赏求购；崇祯时期的事迹，如有野史、外传，也下令一并送来。刚林为了大清帝国的统一，可谓用心良苦。然而，有没有傻子上当，有没有人中了刚林引蛇出洞之计，我不知道。
充当**极权的“肉喇叭”的下场，通常也并不美妙。刚林在多尔衮死后获罪，罪名是党附多尔衮，并且擅自修改《太宗实录》，增加多尔衮的功绩。刚林被杀，家产也被查抄。
透过充满谎言和迷雾重重的《清史稿》，我们仍能捕捉思想镇压和文字屠杀大戏的蛛丝马迹。有时，思想镇压仅仅是为了思想控制；有时，思想镇压与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交织在一起。
1654年，大学士宁完我弹劾曾任吏部尚书的陈名夏，罪名有N多条，但核心是：陈名夏曾对大臣们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
当此大清国专政时期，提出要“留发复衣冠”，不认同其文化风俗，当然是致命的叛逆之语。陈名夏在《清史稿》中被描述得很不堪，先是作为明朝兵部的官吏投降过李自成（《清史稿》没透露究竟为何投降），后又受到马士英、阮大铖的排挤，最后投靠了清廷。在清廷期间，官至弘文院大学士，晋升为少保，兼任太子太保等职。在宦海几度浮沉之后，面对清廷的审讯，陈名夏对宁完我的指控一一辩驳，抗辩不屈，唯独承认说过“留发复衣冠”的话，于是，陈名夏被皇帝下令处以绞死，家属流放盛京。
凌沧洲不知道这位历经变乱时代、宦海浮沉已久的陈名夏先生最后的心态，只能推测：在一个人的垂暮之年，在一个人看透沧桑尘事之后，在一个人人性未泯之时，他想起了他的故国家园，想起了自己死后的定位，于是带着他对异族文化的蔑视，决然走向刑场。
不然，何以解释陈名夏对其他罪行，如结党营私等都予以否定，独独承认这一条大罪？作为帝国高官，他应该比谁都清楚这是大清最重要的心理防线。还是其“留发复衣冠”的话有人对证，无法推卸？但他如果此时仍想苟活，完全还可以再做一番“是为了大清国稳定”的解释。历史并没有留下这样的记录……因此，或许可以这样推测，在一个人屈辱了一生，荣华了一生后，在一个人犯下许多无可追悔的错误后，才做出了这样一个一生中最重要的判断。
大学士宁完我何许人也？在努尔哈赤时代就已经投降了大清，是贝勒萨哈廉家的一个家奴而已。此人向大清统治者提出了很多建议，在他的奏言中，哪是大清国哪是别的国家分得很清楚：“我国‘笔帖式’，汉言‘书房’，朝廷安所用书房？……”这样一个家奴出身的文化宣传者，也曾出任《明史》的总裁，却用他卑鄙的一击将陈名夏送上了不归路。1665年，当宁大学士死后，康熙腊肉为了表扬这个“杀手”的效忠，赐他谥号“文毅”。雍正年间，更是录用了他的曾孙，还赐给住房、银两。
这种告发，在大清的官吏们看来是投资小见效快的产业，一个双手沾满言论罪血迹的人，不仅自己死得具备哀荣，而且泽被子孙，当真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有此典范，大清国的朝廷和知识分子能不日趋下流乎？卑鄙乎？
1655年，大清的铁幕已经基本将中土合围上了，尚有少数朝廷官员看不清言路已经封闭的趋势，跃跃然要做忠臣孝子，要对帝国的政治指手画脚一番，没料到碰了一鼻子灰，落了个流放荒凉，客死异乡的命运。
这一年有两位朝中要员撞到了**皇权的枪口上。一位名叫季开生，字天中，江南泰兴人，顺治六年进士，在帝国的兵部出任给事中。
1655年，乾清宫建成，朝廷拨款派内监往江南采购陈设器皿，民间传言是去扬州买女子，季开生上疏极谏。顺治发话了：“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我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太平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我虽不德，每思效法贤圣主，朝夕焦劳。若买女子入宫，成何如主耶？”因此责备季开生肆意诬蔑，沽名钓誉，下狱到刑部判处杖刑，经赎买免杖刑，流放尚阳堡，不久死在流放地。1660年，天旱，在老季死去多年后，皇帝下诏罪己，假惺惺地下指示道：“季开生建言，原是为我考虑，准其复官归葬，荫庇他一个儿子入监读书。”人死了，还能恢复官职，还能恢复名誉，还要玩平反的把戏，清帝国的戏演得真堂皇啊！
也是在1655年，曾经出任大清顺天府府丞的魏琯出任大理寺卿。八旗逃人初属兵部督捕，部议改归大理寺，魏琯上疏言其不便，乃设兵部督捕侍郎专管其事。又言：“逃人日益增多，因为投充者很多。本主私纵成习，听其他往，日久不还，都告发为逃人。逃人再怎么样，惩罚只是抽一百鞭子，而窝藏逃人的却要被处死，没收人口、财产给本主。这与叛逆罪没两样了，不符合法律公平的宗旨。”
皇帝把老魏的言论批发给朝中众要员讨论，把对窝藏者的处罚改为流放，免除没收财产和人口为奴的处罚。老魏又建言：窝逃的人如果死在监狱中，他的妻子儿女应免流徙，如果遇热审（热审也是明朝的一种审判制度，是在暑热季节到来之前，对在押的没有审判定罪的囚犯进行清理发落的制度。这种审判制度开始于明成祖永乐二年，即1404年。具体时间是每年小满之后的十多天开始，到农历6月底为止。这种会审制度分中央、地方几个级别分别进行。清朝时将热审制度也继承下来，继续在实践中执行），也应减罪一等。
老魏看不清清初残酷的形势，人道之心未死，同情之心未泯。帝国没有奴隶，吃什么？喝什么？帝国**不恐怖，权柄谁能紧握？
顺治指责魏琯出卖君王的恩典，让王公大臣讨论魏琯要求放松刑罚的问题，讨论结果是：魏琯应当判处绞刑。几经周折，顺治把老魏撤职，结果，魏琯流徙辽阳，死在流放地。
对待另一位指出逃人法弊端的官员李裀，大清统治者也没有放过。
大清攻下中原土地后，八旗军队把俘获的百姓当做奴仆，对待他们凶残暴虐，因此逃亡的人很多。当时还有汉族地主带着奴仆一起投靠旗人的，这被称为“投允”，如果碰到主子暴虐，也一并逃走。逃人法自此起。顺治十一年（1655年），一名王姓大臣评议：匿逃人者给其主为奴，两邻流徙；捕得在途复逃，解子亦流徙。皇帝以其过严，命再议，仍如王大臣原议上。顺治十二年（1656年），李裀上疏极论其弊曰：“皇上为中国主，其视天下皆为一家。必别为之名曰‘东人’，又曰‘旧人’，已歧而二之矣。”李裀描述了这种悲惨的状况：“法愈峻，逃愈多。从逮捕到审问，道路驿骚，鸡犬不宁。其中很多是冤狱陷害，以及顺藤摸瓜式的牵连，以至于市场上镣铐都卖完了。饥民流离，妇女躅踯于郊原，老幼僵毙于沟壑。”由于李裀描写大清暴政的“七可痛”真实展示了百姓被奴役的凄惨场景，触到了大清朝廷的痛处，于是，李裀被流放到尚阳堡，一年后郁郁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