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78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罪，展示了一代明君的理性与宽容。汉文帝说：“古代治理天下，朝廷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疏通治理的道路，同时也接纳建言的人。现在的法律中有诽谤妖言之罪，这使众臣不敢尽情言说，而君主没办法听到自己的过失。这怎么能招徕远方的贤良之人？应该废除这条法令。老百姓有咒骂皇上的，官吏认为是大逆，要有别的言论，而官吏又以为诽谤。这是小民之愚昧无知，却要处死，我很不同意。自今以后，有触犯这条的不要加刑。”（《史记》《汉书》中均有记载）

    也就是说，至少从国家的法理上来说，言论的空间大大增加了，批评后被迫害的恐惧感大大减少了。比起秦帝国对言论的打压，汉文帝确实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闪耀人道主义光辉的统治者。当然，你可以质疑：帝国君王的旨意能落实到哪个层面，嘴上说的、文件上写的，与实际情况有多大反差？

    公元前84年，孔僖、崔骃因在太学议论汉武帝而被人告发，说他们“诽谤先帝，讥刺当世”，孔、崔随即受到审讯。孔僖上书说自己只是“直说书传旧事”，汉昭帝下诏命令不要追究，还拜孔僖为兰台令史。不仅没有追究批评言论者的罪责，还给了他一个官职！

    当我们为司马迁因言论被投入监狱，因无钱赎罪被阉割而悲痛的时候，也别忘记：在古代中国的黑暗中，也曾经有过人性的光芒，也曾经有言论相对宽松自由的时期。

    汉帝国末年，朝政混乱，统治者的治理能力和鉴别力急剧下降，外戚与阉奴也时时在朝中把握权柄，正直之士面对黑暗的时政，表现出了极大的言论勇气，值得我们反复回味。

    公元142年，汉帝国的朝廷委派八个使者去巡视社会风俗，这些人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知名老儒生。只有张纲年轻，职位和资历都浅。其余的人接到命令后就立即启程，而张纲却独自埋轮于洛阳都亭，说：“豺狼当道，何问狐狸！”他用埋轮表示了对邪恶的蔑视，看清了豺狼盘踞而拿狐狸开刀的荒谬。于是上书，指出大将军梁冀受外戚援引，元凶恶首，贪残无度，一心贪财，培养一群马屁之徒，陷害忠良，应该处以极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