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请来视为恩师的蔡元培和康有为，康有为题词称赞：“精深华妙，隐秀雄奇；独步中国，无以为偶。”许多人以前没听过徐悲鸿的名字，短短几天之间，这个名字就红遍了上海滩。
一夜，徐悲鸿梦中惊醒，思念留在巴黎的蒋碧微，赋诗曰《梦中忆内》：衫叠盈商阁，椽侵万卷书，梦中惊祚异，凄绝客身孤。不解憎还爱，忘形七载来，知卿方入夜，对影低徘徊。他随后乘船赶回巴黎。理应小别胜新婚，然而两人相见，却爆发一场争吵。原来，蒋碧微问起在星洲筹款所有，徐悲鸿告诉她非常可观，但他购买金石字画，交给蒋碧微的数目有限，蒋碧微大为不满。
其实，无论是艺术家的潇洒，还是艺术家夫人的现实，他们各有各的理。徐悲鸿把艺术放在生活之上，这是他挚爱艺术的天性流露。而蒋碧微牵挂的是维持生计，她的担忧也并非无事生非。苦撑十个月，他们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在欧洲打工挣钱不可能，徐悲鸿只得再赴新加坡，筹到费用再寄给蒋碧微，以作回国旅费。与蒋碧微的担忧不同，痴迷在艺术世界的徐悲鸿坚信“船到桥头自然直”，这也许是艺术家与一般人的区别吧。
一九二七年春，回到巴黎的徐悲鸿与蒋碧微同赴瑞士和意大利，游览欧洲诞生文艺复兴三杰的艺术圣地。在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等地，徐悲鸿欣赏着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大师的传世之作，心中升腾着一种使命感。
也就在一九二七年，在徐悲鸿即将结束留学生涯之前，他有九幅作品入选这一年的法国全国美术展览会，其中有一幅名叫《箫声》。
在徐悲鸿传世之作中，这幅《箫声》意味深长。徐悲鸿画的吹箫女子，以蒋碧微为模特儿，但又不拘泥于写生，而是画出了一种中国式的氛围。徐悲鸿曾经自信地对学生说，很多的人画油画，技术不过关，作品跟世界级大师的油画摆在一起，经不起比较。而《箫声》这张画可以跟伦勃朗的画摆在一起，还站得住。
法国诗人保尔·瓦莱里，这位日后的法兰西院士，在《箫声》的素描稿上题写了几行诗，意思是说，他看到的这位东方画家，是一位能够把握瞬间的魔术师，因为在这张画之中，我们仿佛看到美好的景致从竹箫中间流淌出来。
说到瓦莱里与徐悲鸿，不能忽略徐悲鸿的一个友人，就是以《我的母亲》一书轰动法国、曾获得法国“总统奖”的著名小说家、翻译家盛成。
他是与徐悲鸿在震旦公学读法文的老同学。一九八四年，他曾回忆说：“我与悲鸿的关系，一般人知不甚详。当时我已是国际知名的作家，我写了许多信，介绍他给法国朋友，尤其代我作长篇序言的瓦莱里。当时及至今，瓦莱里在法国文坛及世界文坛上具有不可一世的地位，瓦莱里有自画像在Robert字典上，他在当时一字一金（金佛朗），他代我写十六页序言，当时尚未出名的海明威说我是‘百万大富翁’。”
盛成又说：“我写了一封信给瓦莱里，特别介绍悲鸿，还有一封信给瓦氏的志愿秘书莫诺，是一位大银行家。悲鸿到巴黎后去看了他们，瓦氏在悲鸿画碧微吹箫的画上亲笔提了两句诗，这幅画于是轰动巴黎，画由莫诺重价买去。悲鸿因此成名。”
有关此画在《蒋碧微回忆录》的“附录”中这样写道：“我的画像《箫声》，油画在巴黎第八区六楼画室作，画我在吹箫，画面于朦胧中颇饶诗意。法国大诗人瓦莱里极为欣赏，曾在画上题了两句诗。大约有三尺高，一尺五寸宽。”
与入学考试一样，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结业考试也很严格，解剖、透视、美术史等理论科目是必考的，而且要全部及格，才能承认其学历。
徐悲鸿是第一个通过全部考试的中国学生。
徐悲鸿回国前，去向达仰先生告别。这是他来过无数次的院落，这里有他心向往之的画室，他曾站在达仰先生的画作前，感受达仰的博大胸怀和超凡的技法，他也曾与达仰交谈，总是满载而归。然而这一次，他的脚步有些沉重，眼眶也有些湿润。徐悲鸿在自述中说，他预感到他与达仰的离别可能是永诀，心情颇为凄楚。
法国巴黎大学教授彭昌明说：“达仰老师当时身体不好，病得很厉害，但是还是给他讲，说你已经学习了西方的传统，希望你回到中国之后，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不一定是要完全按照西方的画，一味地模仿西方的画，而是可以变成你自己的创作的一部分，丰富你自己，以后创造出属于你的独特的、新颖的中国绘画。”
尽管达仰是西方写实大师，但对东方写意手法却十分欣赏，徐悲鸿拿着中国清末名家任伯年的水墨画卷，送给达仰看，达仰题写了文采飞扬的赞语：“多么活泼的天机，在这些鲜明的水彩画里；多么微妙的和谐，在这些如此密致的彩色中。由于一种如此清新的趣味，一种意到笔随的手法——并且只用最简单的方术，——那样从容地表现了如许多的物事，难道不是一位大艺术家的作品么?任伯年真是一位大师。达仰巴黎”
徐悲鸿珍藏着达仰的题字，他把法文翻译成中文，带回国内，写进了推荐达仰的文章，还讲给他的学生听。他意识到，称任伯年为大艺术家，出自“持论最严”的法国恩师的见解，在告诫中国学生，你的民族精神不可或缺。
徐悲鸿与达仰相差四十三岁，他感到的不只是一段普通的师生之情，似乎还有一种超越国籍的父子之情。达仰对这位心爱的东方学生，也是心存依恋，早已当成了一家人。达仰夫人做了一双精致的小鞋送给徐悲鸿，送给他将来的孩子。
若干年，我再来巴黎，也曾想寻找达仰先生的后人，彭昌明教授告诉我：“达仰夫妇的独子是一名医生，不幸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
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七年，徐悲鸿在法国乃至欧洲，前后度过八年的留学生涯。这是一个中国学子对西方绘画的朝圣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