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陈寅恪虽自谓“处身于不夷不惠之间，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却长期以淑世为怀，终身探索自由之义谛，极其珍惜传统历史文化，崇尚气节，严守操持，不降志，不辱身，自少至老，始终不渝，真正做到不侮食自矜，不曲学阿世，坚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和批判之态度，实属不易。

    档案案主：陈寅恪

    籍贯：江西义宁（今修水县）

    属相：虎

    生年：1890年 卒年：1969年

    享年：80岁　墓地：江西庐山植物园内

    父亲：陈三立　母亲：俞氏

    配偶：唐筼　出身：留学生

    好友：王国维、吴宓、傅斯年等

    职业：教书

    著作：《论〈再生缘〉》《柳如是别传》等

    经典话语：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1919年，吴宓在美国哈佛大学得与陈寅恪交往，后来，其《空轩诗话》写到他对陈寅恪的印象：“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人之同于吾言。”吴宓的这一夸赞，直到今天，依旧不可推翻。上个世纪四十年代，西南联大最狂妄自大的教授非刘文典莫属，他研究《庄子》，堪称国内独步，曾宣称：“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即便是这位目高于顶的狂夫，也打心底里服膺陈寅恪是国内最渊博的学问家，他曾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

    苦学海外

    十岁时，陈寅恪即埋头于浩如烟海的古籍和佛书中；十五岁时，他陪二哥隆恪去日本，开阔了眼界；二十岁时，由亲友资助，他考入德国柏林大学，其后，又入读瑞士苏黎世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他游学欧洲，以自修为主，精研英、德、法、意等国家的语言、文字、学术，但求学问上的进益，不计学位之有无，绝不以收藏名校博士文凭为莫大之荣幸；三十岁时，陈寅恪入读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古希腊文，由于吴宓为之八方延誉，其博学之名广为人知；三十二岁时，陈寅恪重游欧洲，入柏林大学研究院。“读书须先识字”，“从史实中求史识”，其成熟的治学观点从此确定不拔。

    1923年底，毛子水抵达德国柏林，傅斯年从英国前来相晤，他对暌违多时的好友说：“在柏林有两位中国留学生是我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同年，赵元任打算辞去哈佛教职回国，须觅一位哈佛出身者代替，他脑海中第一闪念便想到陈寅恪，陈的回信很风趣，说是“我对美国一无所恋，只想吃波士顿醉香楼的龙虾”。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留学欧洲的我国青年多涉足声色犬马场所，据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回忆：“那时在德国的学生们大多数玩的乱的不得了，他们说只有孟真（傅斯年）和寅恪两个人是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由于国内时局动荡，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枯竭，陈寅恪生活极苦，惟以干面包果腹，身体相当虚弱，犹自手不释卷。有一回，陈寅恪和俞大维买票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他们把客人送到剧院门口就止步不前，杨步伟觉得奇怪，问他俩为何不看戏，陈寅恪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要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赵元任夫妇领了这份情，自然是又感动又难过。

    执教清华

    1925年春，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欲以现代方法整理国故。起初，校方聘请梁启超统摄院务，梁氏婉辞，转而推举王国维负责。论学问，王国维够大，足以服众，但他向来不喜欢纠缠于俗事，院务遂由吴宓主持。既然陈寅恪在吴宓心目中是当世最博学的中国学者，吴宓力荐陈寅恪为清华国学研究院教授，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收到聘书后，陈寅恪由德归国，以父病为由请假一年，昔日清华园翌年七月始就教职，住清华园工字厅，与吴宓为邻，吴赠律诗给陈，项联为：“独步羡君成绝学，低头愧我逐庸人。”清华国学研究院有四大教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还有一大讲师——李济之，一时间声名鹊起，号召力极强，首届研究班即招收到三十八名新生。据蓝孟博《清华国学研究院始末》一文介绍：“研究院的特点，是治学与做人并重，各位先生传业态度的庄严恳挚，诸同学问道心志的诚敬殷切，穆然有鹅湖、鹿洞遗风。每当春秋佳日，随侍诸师，徜徉湖山，俯仰吟啸，无限春风舞雩之乐。院中都以学问道义相期，故师弟之间，恩若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常引起许多人的羡慕。”陈寅恪口风幽默，曾撰联送给学生，调侃得很到位，也很诙谐，他称清华国学院的学生是“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梁启超的弟子自然是康有为的再传弟子，王国维曾任清室南书房行走，教溥仪读过书，也完全可以说，他的弟子与逊帝有同学之谊。

    人生五痛

    陈寅恪生活在多灾多难的乱世，身体屡遭病厄，心灵极富敏感，他的痛苦和忧伤几乎超过了他的承受力的极限，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挣扎着，抗争着，居然活够八十岁高寿，真可说是人间奇迹，粗粗计数一下，这位国学大师一生所遭逢的愁惨经历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亲友伤逝之痛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历任湖北按察使、直隶布政使、湖南巡抚，其为人足智多谋，且有实干能力。曾国藩以两江总督驻安庆时，待陈宝箴为上宾，视之为“海内奇士”，赠联给这位青年后辈，下联为“半杯旨酒待君温”，足见其看重之意。陈宝箴一生做过两件大事：为席宝田建策，生擒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和大臣洪仁玕，这是第一件，是福；赞成维新变法，荐举刘光第、杨锐辅佐新政，并在湖南巡抚任上励精图治，开学堂，办报纸，兴实业，勇为天下先，百日维新失败后，他坐滥保匪人罪，被革职，永不叙用，退居南昌西山，两年后即郁郁而终，这是第二件，是祸。祖父陈宝箴去世时，陈寅恪十一岁，对人生无常尚只有肤表的认识。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号散原，清末四公子之一（另外三公子为丁慧东、谭嗣同、吴保初），其人饶有诗才，在清末诗坛是首屈一指的名家。陈三立进士及第后，不乐做官，随侍其父陈宝箴，于政务多有谋划，多有襄助。六君子被斫头，陈宝箴遭严谴，陈三立对政局极感灰心绝望，他自号“神州袖手人”，从此远离政治漩涡，致力于开办新式学堂，但其爱国的心火并未熄灭。1932年，日寇占领上海闸北，十九路军奋起抵抗，陈三立从报纸上得悉战况不利，愀然而有深忧，梦中狂呼杀日本人，全家都被惊醒。及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倭陷北平，欲招致先生，游说百端皆不许。诇者日伺其门，先生怒，呼佣媪操帚逐之”（汪东《义宁陈伯严丈挽诗序》）。陈三立因此忧愤成疾，他拒不服药，拒不进食，五天后便溘然弃世。父亲死时，陈寅恪四十八岁，国恨家仇，燃眉灼睫，人间悲苦，味道转浓。

    陈寅恪的长兄陈衡恪，字师曾，画坛一代大家，山民齐白石蛰居京师多年，寂寂无名，润格甚低，多赖陈衡恪逢人说项，为之广为延誉，且携齐白石多幅国画赴日本展销，引起轰动，卖出天价。墙内开花墙外香，齐白石对陈衡恪自然是感铭肺腑，从他的悼诗——“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可以见出他们的交情之深。1923年秋，母亲俞氏病亡，陈衡恪冒雨去市中购买棺材，晚间席地而睡，寒湿侵身，竟尔英年早逝（48岁）。一年之内，一月之间，母、兄双双亡故。母、兄死时，陈寅恪三十四岁，正游学德国，噩耗传来，痛断肝肠。

    陈寅恪与国学大师王国维相识相交仅一年时间，王国维生性孤僻，木讷寡言，独独与陈寅恪相见恨晚，两人互相推重，互相欣赏，论书论世，意气发舒，至为契密，风义师友之间。1927年6月初，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昆明湖，绝命书中委托陈寅恪为他整理遗稿，信任之重非比寻常。陈寅恪猝失知己，不胜悲痛，他为王国维写下《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王静安遗书序》等多篇文章，还有挽联挽诗，其哀悼深惜之意见于字里行间。在“碑铭”中，他特别强调“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可以说，这十个字是王国维的人生基调，也是陈寅恪的人生基调，为了坚持不离谱，不走调，他们都是孤注一掷，以命相争。

    二、生计之痛　抗战时期，陈寅恪与夫人唐筼备历艰苦，贫病交加，自不待言；内战时期，物价飞腾，陈寅恪曾穷到以书易煤的地步。1947年冬，清华大学绌于经费，无力供应暖气，即便是陈寅恪这样蜚声海内外的大教授，所得薪酬也难以维持体面的生活。冰窟中岂能住人？他只好忍痛割爱，将珍藏多年的巴利文藏经和东方语文典籍卖给北京大学东方语文系，用以购煤取暖。1948年12月，陈寅恪夫妇与胡适夫妇同机离开北平去南京，在南京仅住一个晚上，即搭车离开，后来胡适到上海劝陈寅恪同赴台湾，陈寅恪婉言谢绝。半年后，他就欣然接受了岭南大学代理校长陈序经的聘书，享受该校最高薪水，开“唐代乐府”一课，却只有胡守为一个学生选修，他照样认真讲解。傅斯年与陈寅恪素有交谊，且为姻亲（傅斯年的妻子俞大彩是陈寅恪的表妹），他在被任命为台湾大学校长前后，致力于实施“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多次电催陈寅恪去台大任教，甚至要派专机来接，最后连“战时内阁”的财政部长徐堪和教育部长杭立武都登门来请，敦促陈寅恪去香港，答应给他十万元港币和一幢洋房，陈寅恪始终不为所动。他对蒋家王朝的种种倒行逆施多有领教，在和平时期，一个政府连中央研究院院士、国内第一流学者冬天取暖的小问题尚且置之不理，大溃败之际，再来临时抱佛脚，还如何能够收拾人心，聚拢人气？

    1949年5月，中山大学教授不堪忍受生活的悲苦，力请当局清偿积欠多月的薪酬，竟集体出动，在广东教育厅门前挂出“国立中山大学教授活命大拍卖”的醒目大招牌，当街变卖首饰、衣物、图书、字画，招致市民围观，也引起舆论哗然，成为中外教育史上的一大丑闻。陈寅恪住在一江之隔的岭南大学，对中山大学众教授内心的苦处显然感同身受，把最爱体面尊严的教授都逼上大街丢人现眼，这样的政府令陈寅恪失望之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举国饥荒，各地饿死人的事虽被遮捂，但已算不上什么新闻。陈寅恪就因为享受广东省委书记陶铸亲定的住房、吃饭、穿衣的若干照顾，以致引起某些教职员工的不满，这些人质疑道：“我们没有饭吃，为什么要这样优待他？”显然，他们只记得老祖宗的那句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却忘了往深处想一想，这一切是怎样造成的。

    三、失书之痛　陈寅恪嗜书如命，却屡遭书灾书劫。关于藏书受到损失的情况，陈寅恪在写于“文革”期间的第一次交代稿中有这样一段话：“抗日战争开始时清华大学迁往长沙。我携家也迁往长沙。当时曾将应用书籍包好托人寄往长沙。当时交通不便，我到长沙书尚未到。不久我又随校迁云南，书籍慢慢寄到长沙，堆在亲戚家中。后来亲戚也逃难去了，长沙大火时，亲戚的房子和我很多书一起烧光。书的册数，比现在广州的书还多。未寄出的书存在北京朋友家中。后某亲戚家所存之书被人偷光。”1938年，陈寅恪为避兵燹，将另外两大箱书籍交由滇越铁路托运，却不幸失窃，其中最珍贵的是他亲手批注的中文史书和古代东方书籍及拓本、照片。多年后，安南（越南）华侨彭禹铭在旧书店意外淘到陈寅恪那批失书中的《新五代史》批注本两册，无奈越南政府严**籍出口，这两册书便迟迟不能物归原主。其后，越战爆发，彭禹铭所藏古籍数千卷尽付一炬，陈寅恪的史本同为劫灰。这一损失严重影响到陈寅恪后来的著述。

    陈寅恪遭遇到的最大书灾当然还是在“文革”期间，造反派学生多次去这位史学大师居住的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楼抄家，将大字报贴得满院满室，甚至贴到陈寅恪的床头。红卫兵常常顺手牵羊，生活用品尚且不肯放过，书籍更是被他们抄得魂飞魄散。1969年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