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得细腻了。
杨干妈要蛾子，将那地地菜择了，洗干净，今格杨作新回来了，她要给他做一顿细饭，用地地菜，掺上干豆角，为儿子包一顿饺子。
在这样的年景，这样的家境，这算是最好的饭食了。杨蛾子将地地菜择净洗净后，又从墙上取下一串干豆角，然后将两样东西放在案上，聚成堆儿，剁了起来；这时候，杨干妈将面也和好了。配好调料的馅儿，还有和好的面团，一起拿到炕上，三口人便盘腿坐在炕上，开始“套窝窝”。陕北人的包饺子，不擀饺子皮，而是从面团上撕下一块面来，在手里玩成蛋蛋，然后用大拇指转呀转，将面蛋套成一个窝窝，把馅儿放进去。这种做法，自然比那饺子皮包的饺子，皮要厚得多，做起来也别扭得多，不过杀猪杀屁股，一人一个杀法，陕北人的包饺子就是这样的。
吃罢饭，见天色还早，杨作新提出，他想到父亲的坟头上看一看，祭奠一下他老人家，并且在坟头上添上把土。母亲说，让蛾子陪你去吧，山上满是荒坟，哪个是哪家的，你不清楚。于是，蛾子陪着哥哥，上了垴畔，沿着那条弓形的山梁，上到山顶，在那棵老杜梨树旁边，在那葬埋着两个古老的风流罪人的那一处坟地里，找到了杨干大的坟茔。
一个普普通通的土堆，简单，平常，要不了多久，如果没有人照管，这坟头就会被黄风和雨水拂平。站在父亲的坟头前，杨作新有许多感慨，父亲的音容笑貌，这一刻，倒海翻江似的涌满了心里。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像一切为人子者这时候应该想到的那样，杨作新此刻觉得，他欠父亲的太多，或者说父亲给予他的太多。他觉得父亲还没有给他一个偿还的机会，就这样匆匆撒手而去了，实在叫人遗憾。他想到父亲一生一天好日子也没过过，一天福也没享过，眉头的锁结一天也没打开过，这似乎是他的一个失职；而他所从事的事业，正是为了在未来的某一天，让千千万万父亲这样的人能过上好日子，能放开肚皮吃上一顿，能在业余时间除了捉虱子以外，还有另外的精神活动；这一刻他意识到了自己使命的神圣，他的心中除了原先的悲怆之外，又加上了一层崇高的感觉。
他跪了下来，为父亲烧纸，烧完纸，又接过杨蛾子端上山来的一碗凉水。乡里人除了年节，难得见酒，遇到事情，水酒水酒，便以水代酒。杨作新接过水酒，跪在地上，自左至右，将那水酒，成一条直线，洒了三巡。祭奠完了，便将那只盛水的粗瓷大碗，扬手高高举起，“啪”地一声摔在地上。瓷碗顿成碎片。这叫“摔瓦罐”，本该是杨干大入土那天，他该做的，现在补上。一切结束后，就又叩了个头，然后一手拄地，站起。
杨蛾子见毕事了，走过来，为哥哥拍拍膝盖上的土。和杨作新的沉重的心情相反，她的态度竟是出奇地平静，宛如母亲对待这件事时的态度一样。时过境迁以后，杨作新时常想到这一点，他认为，是乡下人淡泊惯了，因此对于这生生死死，哪怕是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死，也麻木了；后来，在肤施城监狱里，当他自己为自己选定了死期，并且以异常平静的心情，去自行结束生命时，他才幡然省悟：在陕北人的性格中，有一种知生知死的达观意识，他们明白人注定要死亡，一抔黄土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不可避免的归宿，每一个人闭上眼睛的那一刻便是苦难命运的终结，便是一种得以永恒的幸福的开始，所以应当平静地接受命运，所以应当吹奏起唢呐为上山的人送行才对。
离开坟头，离开乡村公墓，刚刚踏上下山的路，杨蛾子就笑了起来。她的银铃般的笑声回荡在山谷里。苦难的生活还没有磨掉这山野女子的青春的笑声。我不明白姑娘们为什么爱笑。我去请教一位懂得姑娘的专家，他告诉我，姑娘爱笑，就是因为她们想笑。我觉得他的话说的饱含深意。上面这段话是一位前辈作家说的，现在用给我们的杨蛾子，不能说不妥帖。
笑声感染了杨作新，他深深地吸了口山野间的清气，也感到心情愉快起来。前面说了，自从遇见了黑白氏以后，这个男人的感情变得细腻了，当然，他自己并不知道细腻的原因。这时，他告诉了妹妹，在肤施城里，枪杀秃子的事，他问妹妹，事情发生后，花柳村那边，还找没找这边为难。
杨蛾子说，杨作新杀秃子的事，传到乡下，她也知道了，哥哥真是个大男人，说到做到，替杨家出了这口恶气。她还说，事发后，花柳村那边，也没敢到吴儿堡骚扰，大约是慑于杨作新，或者是觉得自己理亏，咽下那口气了。
杨作新这时候记起了父亲的嘱托，他对杨蛾子说，你现在是自由的身子了，该找一个了，是不是已经有了，还瞒着哥哥。
杨蛾子羞红了脸，说她没有———确实没有。闪过年龄了，好小伙子都有了家，没结婚的，她都瞧不上眼。
“莫要心高，就像我！”杨作新说着，想起了老实的灯草儿，心里不是滋味，“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给我说，哥哥帮你找。”
“你的腰里别着手枪吧，哥哥！你刚才叩头的时候，我看见了。”杨蛾子说，“我要找，不图银钱，不图人样，就想找一个，哥哥这样一个拿得起、放得下，站得起、蹲得下，走南闯北的男子汉。”
“好妹妹，你还是心高，像我的禀性一样！”杨作新取笑妹妹。
“哥哥！”杨蛾子难为情地叫了一声。
“我帮你找，我帮你找！遇见那背着短枪、打着裹腿的好小伙子，我抢也要抢一个回来给你！”杨作新赶紧说。
杨蛾子笑了。她有些害羞，于是一个人，飞也似的，顺山梁跑了下来，身后响起一串银铃般的笑声。
杨作新在吴儿堡，盛了三天。三天期间，除祭奠了父亲杨干大以外，他还以一个孝子的身份，叩拜了埋杨干大时，帮过忙的族人，并且托付他们，关照他母亲和妹妹。这件事自不必说，村里人见杨家老大，如今气宇轩昂，成了一代人物，自然满口答应。三天头上，杨作新辞了母女二位，启程上路。临行前，母亲抹着泪水，又提起抱孙子的事，杨作新这时也猛然感到，这确是一件大事，他满口应承了下来，说有合适的，就成亲。母亲说了，趁她这二年，还没有老得走不动，还能服侍月子，杨作新得把这事抓紧。杨作新听了，又是一阵鸡啄米似的点头。最后，他给家里丢了一点钱，嘱咐妹妹，好生照顾母亲，说罢，终于抽出身子，别了家门。
人世间，总是乡情最浓，那山，那水，那破旧不堪的窑洞，那衣衫褴褛的母亲，那足以引起你童年回忆的每一件物什，它们都带给你一份情感，使你真诚、崇高和善良。而作为游子来说，当他在险恶的世界上游历的时候，他明白，有一处地方，永远在他的世界上存在着的，那就是故乡，无论他在外边，闹成了天大的世事，或者在外边，一败涂地，头破血流，当他推开吴儿堡那破旧的柴扉，总有滚滚的米汤，灼热的石板炕和亲人的笑脸。你在外边或荣或辱，那是你的事，他们不问这个，他们永远认为你是对的，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爱你，无条件地爱你。哦，假如在动荡的世界上，还有一块固定的、永恒不变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乡情。
杨作新离了吴儿堡，晓行夜宿，不几日，进了肤施城。肤施城里，时过境迁，认得当年那个激进学生的人，不会多了，况且国民党军队在此期间又多次换防，因此杨作新放开胆子，进了北城门。
世事沧桑，这几年，肤施城里，人口又增加了许多，也热闹了许多，尽管是战乱加上灾荒，城内的建筑物还是新起了不少。
杨作新在一个小客栈里下榻。洗漱一毕，吃了顿饭后，便将短枪别在腰里，径直来到市场沟一家山货店门口。
山货店生意异常冷落，只一个掌柜的，站在柜台里边，向街上张望，见了杨作新，叫一声“发财发财”，算是招呼。
杨作新站定，一只手扶住柜台，另一只插在腰里，回敬一声“彼此彼此”，然后说道：“兄弟是从北草地下来的皮货商，这次赶脚，带回来一些上等皮货。”
“都是些什么？”掌柜的问道。
“五十张黑羊皮，五十张白羊皮，外带两领狐皮！”
掌柜的听了，笑起来。笑罢之后，他说：“客官是个外行，还是故意逗趣，羊皮不论黑白，只论山羊皮和绵羊皮。”
“此话怎讲？”杨作新问。
掌柜的答道：“山羊皮做穷汉穿的光板子皮袄，绵羊皮做富汉穿的皮大氅！”
杨作新接着说：“山羊皮擀穷汉睡的沙毡，绵羊皮擀富汉睡的绵毡！”
掌柜的说：“正是这样！”杨作新亦回应一句：“正是这样！”说罢，二人击掌，哈哈大笑。暗号对上了，掌柜的四下瞅瞅，说句“屋里说话”，杨作新听了，一闪身，进了柜台。
接上头后，杨作新召集支部内部身份没有暴露的同志，开了个紧急会议，传达了上级指示，批评了前一段工作中急躁冒进的情绪，指出在肤施城这样的地方，党组织的活动一定要慎之又慎，宜灰不宜红，宜散不宜聚，首要任务，是保证肤施作为中枢地带，以交通站性质，沟通远在陕北北部边缘的红军游击队和上级的联系，接送过往首长，及时为游击队传递情报等。
安排停当后，杨作新便换了一身干净衣服，装扮成教书先生模样，前往小镇小学就教。这一次，他在小镇，待了好几年时间，一边教书，一边领导肤施城区的地下党活动。他的婚姻问题，也在小镇得到了解决。
学校建在一所旧庙里，刚刚成立，规模很小，教书先生连同这个校长在内，一共三位，所教的学生，年龄大小不一，合起来，也就是四五十人。这里虽是肤施城郊区，却十分落后，农民的生活也很苦，经济的制约，农民们对孩子上学，也不热心。没法子，杨作新只好挨门挨户地去请，好容易收起了几十名学生，于是制订教学规划，安排国语、算术诸类课程，破庙里的钟声，当当当地敲响了。
杨作新是农家出身，知道孩子上学的艰难，对农民的苦处，也不乏深刻了解，所以在教学中，尽心尽力，加之他为人和蔼，学识渊博，所以过了不久，便在这小镇及周围几个有学生的村子，熬上了好乡俗。那些上过一段学的学生，回家后写个对联，记个出入小账，也都没给杨校长丢脸，这样久而久之，学校便巩固下来，并且得到肤施教育局督学的表扬。
那肤施城教育局的督学，你知道是谁？原来这位女士，正是当年，与杨作新生别死离的那个“密斯赵”小姐。她嫁给警察局长后，接着又去省城，上了两年大学堂，回到肤施，可以说是肤施城中学识最高的女才人了，所以入了官场，占了督学这个位置。赵督学正当春风得意马蹄疾之时，不料有一喜即有一悲，她的丈夫，警察局长在一次“剿红”时，不幸阵亡，所以，赵督学至今还空守闺房。以她的才貌，来求亲的自然不少，想占便宜的也不少，但是都被她婉拒了，据说她拒绝的自然都是些凡夫俗子，但和肤施城中，几位有权有势的人物，却私下里有些来往，不然如何能久占督学这个位子。说是说，这话也不一定当真。
赵督学来小镇小学视察，眼睛一亮，瞅见了正在操场领学生们跑步的杨作新。虽然杨作新脸上落满风尘，挺直的腰身也稍有一点前倾，已不是当年那个白面书生的模样了，但是赵督学当年动过真情，动过真情自然也就记得实在。她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当年亡命出肤施的那个人，只是碍着还有几位冬烘先生，于是，她只意味深长地瞅了杨作新一眼，并没露出什么。
杨作新也认出了当年的“密斯赵”。他暗暗叫苦。肤施城内，人事沧桑，他知道经过这么多年，能认出他的人不会多了，入肤施城初始，他怕的就是这个昔日的情人，知道她肯定会认出他来。事已至此，这个早晨，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打着哈哈，支应这一伙上峰来的视察大员。那赵督学几次想找一个说话的机会，单独和杨作新拉一拉，杨作新经历了这些年的摔打，也是一个场面上的人物，只是虚应，不给心慌不定的赵督学这个机会。
这赵督学自然不是一般的女子，见了杨作新这样，她于是装做不知。一行人视察了校舍，观摩了杨作新的讲课，就要启程回城时，赵督学说，让各位先走，她还想和杨校长，再拉一拉“盐蛹蛹”的事，杨校长除了治学有方以外，视民众如父母，这个“盐蛹蛹”的事，她早就有所风闻，现在，想听杨校长再亲自谈一谈。
一行人走了以后，这赵督学便昂首走进了杨作新的办公室兼寝室。杨作新见她将别人都支应走了，只留下自己一个，料想她没有恶意，起码这次没有恶意，于是也就放下心来。既然赵督学想问问“盐蛹蛹”的事，于是坐定之后，便清清嗓子，讲了起来。
待到坐定，四目相对时，赵督学也早就没了刚才的气势。眼见得杨作新的官样文章，她忍耐了几次，终于忍耐不住，竟鼻子一酸，扑簌簌地掉下几滴眼泪。她掏出手帕，将眼泪擦了，问道：“杨作新，你真的不认得我是谁吗？”
杨作新停止了汇报，故意有些诧异地说：“你是赵督学呀！”
赵督学的脸刷地一下红了，她说：“你只知道你眼前的是赵督学，你就不记得，当年那个剪着短发的，热情洋溢的女学生，那个叫嚷着要学秋瑾，也写出一幅‘秋风秋雨愁煞人’条幅的‘密斯赵’了。”
“记得，当然记得，不过那都是当年的事了。‘行人莫问当年事，故国东来渭水流’，那时的少不更事，少年狂热，我们都不要提它了吧！如今，我是国民政府的顺民、模范小学的校长，说穿了，也不过是为了个衣食饭碗而已。我想，你不至于寻我的麻烦吧！即便寻，我想我也不怕，时过境迁，谁也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赵督学想不到杨作新这样绝情，也想不到杨作新现在是这样的精神状态，她有些信了。这些年来，她的心里，其实一直有杨作新，她希望他干成一番大事，不管干什么，就是当**也行。作为一个女人来说，总是把自己最初钟情的男人，看做整个世界，看做崇拜的偶像，希望有一天，在邂逅相遇的时候，男人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以君临万方的姿态降临人间，这时，她将对她身边的人说：“瞧，这是我最初的恋人！”
赵督学深深地感慨起来，看见生活将这样一个精力充沛、才华横溢的昔日的英雄，变成了现在的冬烘先生，她甚至有些可怜他了。她开导他说，应当面对生活，尤其对一个男人来说，如果她看见她所爱的一个男人，最后竟在这座破庙里，消磨掉他的生命，直到死亡，她会伤心的。她接着问起杨作新的婚姻，听说杨作新如今还是单身，她很留意，她强调自己目前也是单身。最后，她鼓励杨作新说，在省城上学的时候，她不知道从哪本书上，抄了一句一个外国作家的名言，名言是写给男人的，出言粗鲁，有伤风化之嫌，但是现在就他们两个，因此她斗胆将这名言说出，算是口赠给杨作新吧！
“这句名言是———”赵督学停顿了一下，脸上泛起一阵杨作新曾经熟悉的红晕。她很快地接着说，“这句名言是：‘男人的事业在酒杯里，在马背上，在女人的肚皮上！’”说完以后，她镇定了一下自己，然后盯着杨作新看。她毕竟不是当年的“密斯赵”了，经历了社会，经历了人生，经历了婚姻，她已经成了一个干练的女人了。
杨作新迎住了赵督学的**辣的目光，并且从她的话语中，也听出了那露骨的暗示。但是他装做困惑不解，他的眼神是迟钝的和惶惑的，而且似乎还有一丝胆怯，其实在他的心中，也翻滚着一股滚烫的激情，故人相见，不管怎么说，那一段感情总是存在过的，并且曾经是那样美好，因此此刻杨作新真想迎上前去，攥起她的手，彼此都卸去伪装，认真地或者轻松地谈一谈。女人先卸去伪装了，但她毕竟是女人，虽然聪明过人，对这个世界毕竟还知之甚浅。杨作新成命在身，不敢有丝毫闪失，对于女人的用情，一时间也难辨真伪，他明白，一定要稳定住自己，不能感情用事，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想法子请这位赵督学上路。于是，好个杨校长，拽拽衣襟，咳嗽了一声，避开赵督学刚才抛过来的话题，又开始汇报起他的“盐蛹蛹”来。
杨作新迟钝的目光本来已经使赵督学难堪，觉得初次相逢，她的话说得多了点，露了点，正有一丝悔意，这时，见杨作新又拉起了那肮脏的“盐蛹蛹”，于是有些恼火地打断了他的话。赵督学说：“改天再拉你的‘盐蛹蛹’吧！杨作新，你也明白，我不是为这事才在你这里耽搁的。我现在要走了，不过，我还会常常来的，或者，将你调到城里的学校去。唉，谁叫咱们曾经有过那一阵子哩！”
女人说到这，眼圈有些红，她掏出一面小镜子，匆匆地收拾了一下，最后，她要起身告辞了。这时，她看见了杨作新叠得有些零乱的被子。“你还没有学会叠被子？”她说，“记得上肤施中学时，我到男生宿舍找你，进了宿舍，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你将被子整好。我一边整一边说：‘我的乖孩子，你什么时候才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呢！’”
杨作新见女人这样说，学校里的那些日子，顿时历历在目，浮现在了眼前，他觉得他和眼前的这个赵督学，接近了许多。如果赵督学现在能不走，能继续说下去，也许，她将攻破杨作新，他们之间存在的那个鸿沟，起码在这个高原的早晨，会暂时填平，她所期望的那个当年的杨作新，会放下冷漠、戒心和自尊，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然而，遗憾的是，赵督学没有能够继续说下去，出于一种习惯使然，她现在走到了杨作新的床前，伸出手来，要为杨作新整理被子。
杨作新见状，吓得冒出一身冷汗，刚才那骤然而止的温情，一下子跑到九霄云外去了。原来他的枕头底下，压着那支短枪。前面说了，肤施城距小镇，仅二十华里，敌人的马队，十多分钟就可以赶到，平日里，小镇的街道上，一溜一串，南来的、北往的，时常过队伍，所以杨作新不能不防。平日睡觉时，这支短枪，老在枕头底下，以防不测，白天就塞进被子里，以备急用。督学一行来视察，已属意外，那赵督学却是故人，则更是意外，如今这督学大人的纤纤玉手，正待揭开被子，则意外之处，又添一层惊惧了。
杨作新一改刚才木讷委琐的样子，一个箭步赶上前去，拦住了赵督学的手，然后陪着笑说：“赵督学，咱们为人师表的，你看窗外，有学生在瞅哩！”
赵督学听了，也感到前面的举动，有失督学尊严，于是缩回手，起身告辞。杨作新赶紧打发两个大一点的学生，送赵督学回肤施城去。
“我还会看你来的！”赵督学说。
送走了赵督学，杨作新返回屋子，关了门，将那只短枪，藏进那只随身携带的手提箱里。想一想，觉得放在箱子里，还是不方便，又取出来，重新塞进被子里。收拾停当，锁上门，出来为学生上课。
又过了些日子，相安无事，于是杨作新便安下心来，依旧晨钟暮鼓，度着他的教书先生生涯，不提。
前面三番两次，提到的那个“盐蛹蛹”，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杨作新除了教书以外，出于天性使然，为乡亲们办了不少好事，那“盐蛹蛹”的事，只是其中一例。
先生吃饭，没有个专门的灶，只是轮流在学生家中吃派饭。杨作新喜欢吃酸菜，这大约是他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学生家长见他爱吃，便每顿饭都有一碟酸菜侍候，或生调着，或熬成熟菜。却说有一次，做饭的婆姨忙着，或者说杨作新来得早了点，于是他就发个勤快，拿起一双筷子，一只碗，自己去那酸菜缸里捞。面板盖一揭开，只见酸菜缸里，咕容咕容，白花花一层，尽是蛆。那顿饭，尽管切好的酸菜里，主家婆姨还特地泼了些葱花油，可杨作新一筷子也没有动它。第二天学校里一上课，杨作新就给学生们讲了一通卫生和文明的道理，告诉学生，回家闹一场“卫生革命”，从酸菜缸闹起，把酸菜缸里的蛆捞出来，或者干脆，把盐水倒了，另腌。学生们下午来到学校后，告诉杨校长，家里大人们说，那酸菜缸里，不是蛆，是“盐蛹蛹”，酸菜所以好吃，所以不坏，就是因为水里有盐蛹蛹。这腌菜水，虽然黑糊糊的看起来恶心，却是他们老几辈人一直用下来的，万万倒不得。杨作新听了，哭笑不得。上课的时候，他做了这样一个实验。他拿起一块肉，放在课桌上，这时正是秋天，一会儿，便飞来苍蝇无数。那苍蝇擞过的肉上，开始有几个白色的小点，小点慢慢地变大，等到下课铃声响起，这些白色小点，已经变成涌涌蠕动的蛆了。杨作新让学生们排成一行，轮流看着，看这桌上的蛆，和他们家酸菜缸里的东西，是不是一样的。学生们看了以后，信了；杨作新告诉他们，回到家后，也仿照他，给父母做这样一个实验。学生回去，照此办理，家长们见了这白花花的蛆，和他们家酸菜缸里的盐蛹蛹，确实是一样的，登时恶心起来，纷纷将腌菜水倒掉，把酸菜缸扛到河里去洗，更有恨不得把自己这些年来吃下去的酸菜，也都吐出来的。一时节，小镇及其周围几个村子，倒腌菜水成为一种风气。
赵督学谈起这“盐蛹蛹”，倒给杨作新一个提醒，他虽然明白，赵督学所以缠他，是另外的原因，这“盐蛹蛹”不过是个借口而已，但是，自己在教学中，是不是表现得进步了些，违背了上级制订的“宜灰不宜红”的原则？从此他格外谨慎起来，言谈举止，都思忖再三。那赵督学，接着又来了几次，看来对于杨作新，确有一番旧情，杨作新虽然时时有所冲动，但总是能克制住自己，做到有理有节，不卑不亢。赵督学见杨作新，不似她那天见到时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言语过往之间，也多了几分敬重成分，并且重新提出，要将他调往肤施城去，杨作新听了，只是笑着摇头。双方的关系，就这样僵持着。
其实，杨作新何尝不想揭开枕头，亮出短枪，当着昔日的情人，公开自己的身份，告诉她，他杨作新是个什么人。只是，这样做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这女人依旧良心未泯，她愿意舍弃自己眼前的荣华富贵，跟定这个**，和他一起去经历风风雨雨；另一种可能是这女人突然变了脸色，那样杨作新不但性命难保，更重要的是肤施地区的党的工作将受到严重危害。想来想去，杨作新不敢担这个风险了。
隔墙须有耳，窗外岂无人。这些情形，小镇的人也都瞧在了眼里。他们看见那个态度傲岸、服装鲜艳的年轻女人，三番两次来找杨作新，断定他们的关系非同寻常，男人女人，往一起凑，还有什么好事情？这样他们想到了杨先生原来也不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后来他们见杨先生见到那女人后，并不欢喜，脸上常透出闷闷不乐之色，于是他们明白了，事情出在那个女人身上，杨先生只是迫于她是督学，敷衍应付而已，于是从心里可怜起杨先生来。这时，风闻那个女督学，想将杨先生调进城里去，乡亲们听了，有些发慌。担心者一，是怕杨先生走了后，上边派一个只会吃皇粮的校长来，那样，非但误了他们孩子的学业，就连学校能否惨淡经营下去，都是问题。担心者二，既然杨先生不喜欢这位女督学，那么调进城里以后，整天在这女督学的眼皮底下，杨先生胳膊敌不过大腿，难免有一天就范，那岂不欺侮了杨先生。
乡里人有乡里人的思维方法。大家想，就在这小镇方圆，为杨作新物色一个媳妇吧，这样，既留住了杨校长，令他不能远走高飞，不得不终生服务于咱们这个学校，又抵挡住了那妖冶女人，杨作新的床上不空着，她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不至于再往床上挤吧。
乡下人爱热闹红火，这个主意一定，于是就有不少好事者，四处张罗，八方奔走，踢塌了不少家门槛，费了不少唾沫星子，最后，这个以笑谈开始的行动，想不到倒真有了结果。那杨作新，果真在这小镇上，唢呐吹奏，红绸披挂，成就了一桩婚姻，而因为有这桩婚姻，我们这部小说，在杨作新屈死肤施城后，才又有了一个新的主人公，使这部以二十世纪高原的世纪史为题材的小说，它的下半部免了断裂之虞。至于那新人是小镇上哪家的女子，下边自有叙述。
农家的女子，大约十二三岁上、十三四岁上，就嫁出去了；有些虽还没有出嫁，却也有了主家———过了财礼，就算人家的人了，现在只不过是娘家代为监护而已。何况这一带时兴“奶头亲”，男孩女孩，还在吃奶的时候，就由父母做主，换过八字定了亲。因此说媳妇这件事，说说容易，真正实施起来，也很费事，搭眼一眺，畔上、窑院里、大路边，穿红挂绿的不少，耀得人眼睛乱乱的，细一打听，不是已经做了媳妇了，就是已经有了主了。大家忙活了一阵，工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为杨先生物色了两个。一个是一条拐沟的闺女，叫荞麦儿，刚从绥米一带逃年馑下来的，一个是本镇的寡妇，叫灵秀儿，男人当兵死了，如今只她一个在家，守着空房。光听名字，我们就知道，这个叫荞麦的，长得粗俗一些，那个叫灵秀的，长得秀气一些。
事情办得妥帖了，才说给杨作新听。杨作新听了，抿着嘴笑，把这当做是笑谈。这天下午吃派饭，又轮到那家酸菜缸里有“盐蛹蛹”的人家了，杨作新明白那“盐蛹蛹”早已除掉，酸菜水也重新换过了，不过进了这家，头皮仍有些发怵。进窑坐定，看到饭菜比往日丰盛了些，不独有酸菜，炕桌上还有一盘肉粉汤，一壶酒，吃饭的人，主家之外，镇上几个好说事故的人①都来了，杨作新见了，有些诧异。吃饭期间，大家又说起了为杨作新问媳妇的事，并且郑重其事地告诉他，一个荞麦，一个灵秀，两个中间，选定哪个是哪个。又有好事者，为杨作新参谋，说荞麦虽说长得次一点，可是个没沾过男人的闺女家；那灵秀，结婚才三个月，男人被国民党抓壮丁抓走了，死在外边，没了音讯，她虽然是个二婚，可是人长得体面，大家伙公认的小镇上的人物尖子，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杨作新图个大女子，就找荞麦，图个人样，就找灵秀，主意自己拿。
陕北的大炕，通常给锅台跟炕连接的地方，筑道短墙。这矮墙叫背墙，歇后语“纸糊的背墙———靠不住”里面所说的背墙，即是指此。这背墙上，通常架一块木板，木板的另一头，担在炕靠近窑掌的那面墙上；木板上，便成了一个放着坛坛罐罐，或者箱子，或者一应杂物的地方；木板下边，虽然仍属于炕的一部分，但是相对隐蔽，如果这家主人爱好，给板上缦一道布帘，就又成了一个小小的独立的空间。
这家，正有这样一个去处。那木板上架着箱子，木板下缦道布帘，如今，大家七嘴八舌，说完上面一番话后，然后互相使了一下眼色，就都不说话了，席间出现暂时的冷场，好像为一个重要的行动酝酿气氛似的。稍过片刻，只见这家主人，“刺拉”一声，拉开了布缦，随着响声，炕上所有的人，一齐朝那箱子底下瞅去。杨作新也随着大家的目光瞅去，这一瞅不打紧，登时脸色绯红：原来那箱子底下，盘盘脚坐着两个女子，两人正襟危坐，好像两具菩萨，全身不动不摇，只有扑噜扑噜的两只大眼睛，毫不怯生地盯着他看。同在一个炕上，咫尺之间，杨作新竟没有发现这两个大活人，他不免有些惊讶。他细看这两个女人，一个肤色黑一点，粗手大脚，头上梳着一个大辫子，辫根上扎一道红皮绳，他想这是荞麦了。另一个女子，面皮白净，小手小脚小脸儿，头上剪着短发，脸上搽着官粉，他想这是灵秀了。粗一看，这荞麦，与他过去的妻子灯草儿，有点相似，那灵秀，又与那黑白氏有些相似，再细细一看，所谓百人百样，相似固然相似，只是那荞麦，面皮更为黧黑一点，而这灵秀，尽管同样的一张小粉脸儿，却少了黑白氏那大家闺秀的韵致。
众人趁热打铁，发一声喊，说这荞麦灵秀，由你自个定，不要不好意思；说一句唐突的话，你要是情愿，将这两个，一并娶了，一个做大，一个做小，也未尝不可以；总之，大家不过是古道热肠，想叫杨校长，成为他们镇上的女婿而已。
事出突然，杨作新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他瞅了众人一眼，又瞅了瞅箱子底下的两个女子，然后说道，乡亲们的一番美意，他心领了，只是他现在还不想谈这类事情，荞麦与灵秀，愿意嫁人的就去嫁，愿意守身子的就去守，不要耽搁了人家吧，也不要把他，和这二位扯在一起！说完，一甩袖子，竟自去了。
乡亲们见了，觉得自己热屁股遇上了个冷板凳，都有些尴尬。有的人说，人家不承你这个美意，何必自讨没趣，去磨这个闲牙；有的却觉得，煸腾起这事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为人为到底，送佛送到西。大家打听到杨作新是个孝子，于是合计一番，派了个办事牢靠的人，一头毛驴，从吴儿堡请来了杨老太太。
杨老太太一听这事，登时乐了，不顾路途遥远，骑着毛驴，从吴儿堡乐颠颠地来到小镇。杨老太太下了毛驴，不奔那破庙学校去见儿子，却要吆驴的，领着她先去相媳妇。见了灵秀，看见灵秀搽着官粉、打着胭脂、梳着油头、穿着洋布袜子红缎鞋的样子，先有几分不悦。一打问，又是个正守空房的寡妇，杨老太太心想，寡妇人家，正该门户紧闭，衣着俭朴，防止人家说长道短才对，这番打扮，肯定不是个省油的灯，于是，一个心眼，将灵秀排在了圈外。其实这灵秀的一身装束，正是为杨作新打扮的，想不到弄巧成拙，杨作新没见到，倒让这横桃鼻子竖挑眼的杨老太太遇上了。看完灵秀，又看荞麦。荞麦老实，见了杨老太太，不似灵秀那样伶牙俐齿，家里也穷。谁知杨老太太见了，却中意这个，其中的道理，大约与当年选后庄的灯草时的考虑一样。而且这荞麦，较之灯草，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胯骨很大，杨老太太始终认为，胯骨大的女人，容易坐住孩子，就像有的花容易坐住果一样，她娘家就有这么一个女人，一年一个，一气生了十三四个，当然对于杨作新，她也没有这个奢想，但是，起码，你杨作新得为杨家，留下一个男丁才对。
杨老太太大包大揽，将这桩婚事说死了，嘱咐镇上的人准备办事，然后才下了毛驴，拖着两条又酸又乏的腿，颤巍巍的，踏进了小镇小学。杨老太太准备，一旦杨作新不愿意，她就拼了老命，你死我活地和杨作新大干一番。
那天晚上回到学校，杨作新早早就睡了。躺在床上，前思后想，睡不着，将思绪理了理，这时才明白，他仍在惦念着黑白氏，惦念着在交口河的那个月夜，叫他懂得女人的那个女人；但凡遇见女子，尤其是提到婚姻这档事时，他总拿出个黑白氏，和人家比较，他不了解一方水土养一方物，黑白氏的人样、禀性，只出在无定河流域。那一块地面，是曾经出过美女貂蝉的地方呀。
世界上事情，偏偏都遇到了一起。第二天早晨，那个衣冠楚楚、洋味儿十足的赵督学，也赶到学校里凑热闹来了。她当然不知道小镇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镇上的人也不会告诉她。她来找杨作新，纯粹是想来看他一眼，大约她的生活除了抛头露面的时间以外，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很空虚，她需要一个她做女时就认识她的人，来和她拉一拉她做女时的事情。或者，如前所说，她还爱着杨作新，她想培养杨作新按她的标准振作起来。或者，她的自尊心在杨作新的面前碰了壁，从而激起了她的好胜心和好奇心，她想得到他，哪怕是片刻的工夫。总之，一位地位显赫的女人去追逐一个卑微的人，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用不着为她的行动寻找更多的依据。而且，如果杨作新斗胆，说穿了他的真实身份，也不见得这顽强的踏访者就会突然翻脸，说不定，事情会得到一个大团圆的结局，但是我们知道，杨作新已经无心，也不愿去冒这个风险了。生活就是这样，它往往使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失之交臂。
好容易送走了赵督学，杨作新一时间变得心事重重，他明白如果这样长此以往，总有一天，他会支持不住，从而倒在这个女人的怀里，或者，她在频繁的踏访中，终有一天，她会发现自己的身份的。想到这里，他想离开这所学校，长期以来，他其实一直渴望着根据地那种痛快的兵刃相见的生活，而不愿在这里过得如此窝囊。但是，革命工作需要他继续留在这里，支撑这里的局面，投身革命即为家，身不由己，他的去留需要上边决定。
这时候，他想起了乡亲们为他物色的那两个对象，他觉得如果能够结婚，倒是一件好事，既可以断了赵督学的念想，又可以在这小镇，安生地住下去。这时候他想起了遥远的吴儿堡，他觉得自己是应该赶快考虑这件事情了，仅仅是为了想抱孙子的母亲，为了长眠在地下的父亲，他也该早早结婚才对。至于那两个女子，她们只给他留下了肤浅的印象，但是他明白，和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结合，都是可取的，她们都会好好地和自己过日子的。既然自己，已经以这样平淡的口吻来谈论婚姻，那么，不论找其中的哪一位，其实都是无所谓的事情了。
杨老太太恰好在这个时候，推开了杨作新办公室的门。这样，她原来准备大干一场的打算，其实已经落空，杨作新将心悦诚服地接受母亲的训导和决裁。而作为杨老太太来说，她此行的目的，便不是成了来迫使杨作新结婚，而是成了在那业已选就的两个候选人中间，确定一位而已。
母子相见，自然是一场惊喜，知道是镇上的人将杨老太太接来的，杨作新对乡亲们的淳朴和热情，又是一番感慨，至于谈到婚姻，或者更准确地说，谈到荞麦儿，杨作新也是满口答应，并且说，其实他的心里，也倾向于荞麦，只是怕亏了那灵秀儿，惹她伤心，此刻心里，正二心不定哩。
杨老太太知道儿子的禀性，心想儿子当年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念书娃时，就心高气盛，瞅不上灯草儿，这些年在外边闯荡，外边有的是花花世界，儿子一定早就看花眼了。因此，见儿子应承得这么利索，反倒起了疑心，以为杨作新是在哄她，打发她走了以后，再把这事搁下。想到这里，杨老太太说道，既然杨作新答应了，那么，她就看着杨作新把婚事办了，再回吴儿堡去。
有杨老太太坐镇督促，婚事很快就办了。有镇上这么多热心人乍舞，再加上学生们捧场，婚事办得很热烈。办完婚事后，杨老太太了了一桩心事，欢喜得好像猴儿—般。镇上的人仍然用毛驴将她送回吴儿堡。行前，骑在毛驴上的杨老太太，又将毛驴停住，把个没牙的嘴，附在荞麦耳边，就新婚应当注意的事项，絮絮叨叨，没完没了地讲了好一阵，直说得荞麦一阵阵脸红，才算罢休。末了，杨老太太又大声地对荞麦、同时也是对杨作新说，等着荞麦“有”了，就回吴儿堡来生，她要亲自看着荞麦把孩子生出来，她要服侍荞麦的月子。
镇上的人见事情已经撮合成了，心满意足，各人又忙各人的去了。夜来，这幢用做小学校的破庙里，杨作新搂着自己的新婚妻子荞麦儿，油灯吹熄以后，也不去计较什么白脸黑脸，夫妻也还恩爱。那赵督学，婚礼过罢的第三日，来了一趟，见了门上的红对联和窗花，脸上变了颜色，后来硬着头皮推开门见了荞麦儿，于是明白自己只有喝喜酒的份儿了。她倒也不**份，屋子里坐了一阵，说了些在这种场合应该说的话，然后起身告辞。她把自己的所有恼怒和轻蔑，放在临告辞时。当只有杨作新一人在场，她说了一句话，那句话是：“杨作新，我看不起你！”
赵督学回到肤施城后，派人送来了一盒当时还算稀罕的洋糖(水果糖)，算是礼节，从此在肤施城通往小镇的路上，断了她的踪影。赵督学的事，算是了了，杨作新却没有料到，他的这桩婚姻，却又得罪了另外一个人，这人就是灵秀儿。
满世界上，现在只苦了个自认为是小镇上“头道梢子”的灵秀儿。当初灵秀坐在箱子底下的时候，信心十足，胜券在握，觉得身边粗俗的荞麦，只不过是陪衬而已。顶多，杨先生将来不婚不娶，她和荞麦，只不过是演了一场戏，为贫乏的生活增加了一点笑料。谁知，杨老太太一番搅和，竟让荞麦占了上风，走了好运。灵秀儿现在觉得，她在众人面前丢了脸，她还觉得，杨作新其实心里喜欢的，还是她。现在，她想耍黑皮，脱了裤子，也到杨先生的床上挤一挤，可是又舍不下这个脸，不是怕文文雅雅的杨作新，更不是怕没见过世面的荞麦，她是怕学校里杨作新养的那一群活蹦乱跳的学生娃，出她的洋相，所以不敢过于造次。灵秀没了诀，每天，她就在家门口的畔上，对着学校，骂一阵脏话，唱一阵酸曲，吓得荞麦，红着脸，捂着耳朵，躲在杨作新的房里，不敢出来。
就这样好长时间后，来了个赶牲灵的。灵秀家和这小学校，隔着一条骡马大道，那赶牲灵的，听见畔上有人在骂脏话，叫一声“这女子好口才”，于是吆住骡子，跟灵秀对骂起来。一来一往，成套的脏话配合得十分默契，正像俗话说的“顺说顺对，斜说斜对”。灵秀见骂脏话和他只骂个平手，于是换了口吻，开始唱酸曲，仍旧是你来我往，不分高低。那支支酸曲，都直唱到挠人处，才算罢休。最后，那赶牲灵的找了个借口，说是要讨口水喝，便进了灵秀的暖窑。第二天早晨，天不明，一头大骡子，就把灵秀儿拐跑了。镇上人操起农具，撵了半天，也没见灵秀的踪影———两条腿哪有四条腿快！后来，镇上有人，在北草地见过她，说那灵秀，果然跟赶牲灵的结婚了，见到乡亲，不问长不道短，只一个劲地打问教书先生的消息。
灵秀跟人一跑，算是解放了荞麦，从此晚上睡觉偎着杨作新，才觉得瓷实了。杨作新的耳根，也觉清静了许多，偶尔想起这女子的痴情，也不无一丝憾意，只是天长日久，风云流散，该办的事很多，该记的事也很多，自然就把她忘记了。
于是这桩乡间喜剧到了尾声，接下来，就是安安生生地打发日月了。那时**的章程是“党内的事，上不告父母，下不传妻子”，因此，杨作新对于自己所从事的革命活动，也不便对荞麦儿说。那荞麦与杨作新同席共枕，时间长了，焉有不发现枕头底下的短枪的道理，只是看见了，也默不作声，只当没有看见，并不惊扰丈夫。有一段时间，局势紧张，杨作新为了叫荞麦有个思想准备，于是暗示了自己的身份，谁知荞麦听了，淡淡一笑，说见了枕头底下的枪，她已经约摸出七八分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掌柜的是革命人，她就是革命的婆姨了，她虽然不识字，跑跑腿还是可以的，以后有用得着她的地方，只管说话。杨作新听到，心头一热，搂住荞麦儿，亲了个口口。
二十年代末期到三十年代中期，革命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在陕北这块荒凉而又贫瘠的土地上，如火如荼地风行。这里成为当时中国境内屈指可数的几块革命根据地中之一块，并且建立了并不逊色的一支武装。当时有一句流行的话叫“南有瑞金，北有照金；南有井冈山，北有永宁山”，这话后来理所当然地被作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主义而受到批判，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中感觉到，当时陕北地区革命武装斗争的规模。
这支队伍由最初的几个人，几十个人，发展到几百人，最后达到了数万浩浩之众，以两个军的建制活跃于陕北和陕甘边一带。他们也由最初的拥有大刀、长矛这些冷兵器，发展成为一支装备精良、骁勇善战的队伍。这其间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有许多可书可记的史诗，它们构成了中国革命英勇卓绝的斗争的一部分，而且由于这里的荒凉和贫瘠，闭塞和粗蛮，这种斗争显得更为残酷壮烈和更加勇敢豪迈。
我们所记述的收编后九天武装的经过，只是这红军草创期间，许多次斗争中的一件。其实，每一支小部队，哪怕是只有几个人的小部队的扯起旗帜，都有一番曲折的过程，每一个农民丢下犁杖，成为红军战士，也都有一个曲折的过程。“一人一马一杆枪，咱们的红军势力壮”，百川归海，所有的力量凝聚起来，于是便在陕北高原，形成了一番大气候。
民国十八年的大年馑，是这场革命得以在陕北大大风行的直接的契机。正如斯诺先生在他的《西行漫记》中，在目睹了饿殍遍野的悲惨景象后，问自己的话那样，大年馑中，那些坐以待毙的农民，也在用同样的话问自己，不过，他们将斯诺先生的“他们”这个词儿换成了“我们”。
“我们为什么不造反？”他们这样问自己，“为什么我们不联合成一支大军，攻打那些向我们征收苛捐杂税却不能让我们吃饱、强占我们土地却不能修复灌溉渠的恶棍坏蛋？为什么我们不打进大城市去，去抢那些把我们的妻女买去，那些继续摆三十六道菜的筵席而让诚实的人挨饿的流氓无赖？为什么？”
不要忘了这些头上用白羊肚子手巾扎成英雄结的人，曾是斯巴达克式的悲剧英雄李自成的直系后裔，曾是八大王张献忠的直系后裔，曾是高迎祥高桂英的直系后裔，在他们的血管里，澎湃着叛逆者的高贵血液，而祖先的光荣又在召唤着他们，激励着他们，引导着他们。当封建大一统在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统治和驯化这一块广袤的国土的时候，网开一面，它遗漏了陕北。这当然不是为牧者的恩赐，而是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这里一直处于民族战争的拉锯战局面，致使这种文化无力渗透或较少渗透而已。我相信我们的吴儿堡故事，已经准确无误地向读者告诉了这一点。这种独特的人文地理是这块土地显赫一时的重要原因，并且为不久就要到来的**以及他所从事的伟大事业的风行高原以至风行全国，准备了基础。
于是，成千上万的饿得发昏的农民，开始抢粮，吃大户，打家劫舍，甚至绑票，而成千上万的人，则涌进陕北高原的几十座县城，冲进衙门，冲进粮行。许多人没有走到县城，就倒毙在路旁了，许多人进了县城，但是手指刚触到那囤积的白花花的大米、黄灿灿的小米，就挨了枪子儿，大部分人于是又重新回到乡间，守着老婆孩子和几孔破窑，等待着那不可避免的死亡降临。对“死去还是活着”这个问题上，他们思谋了很久，最后决定扯旗造反，走向革命，这样或许还有一步活路。
公允地说，如果没有**在这块土地上的发生和发展，那么，在这个年代，在陕北高原，仍然不会安生，仍然会有人举旗造反，但那就是黄巢李闯式的农民起义了。**运动适时而至，从而给这块土地，带来了希望，给这些愤怒的可怜的人们，带来了行动纲领，从而引导他们结伙成团，为自身的基本生存权利而斗争。
陕北高原的革命武装割据，在与国民党当局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中，日益壮大，大约到了一九三四年，达到全盛，控制了陕北高原一半的县城，并且成立了刘志丹将军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和谢子长将军指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一个以陕北与甘肃接壤的子午岭山系为依托，一个以陕北高原腹心地带、山大沟深的安定横山地区为依托，两块根据地互成犄角之势。当时，“正月里来是新年，陕北出了个刘志丹”和“红军游击队，老谢总指挥”的陕北民歌，宛如当年的“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的歌谣一样，唱彻了陕北高原偏远山区的山山岭岭。而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下，中国地面各个红色根据地都先后失陷之际，独有在这块偏远的陕北高原上，在这块中国的西北角，保留下了这唯一的一块，从而给历经两万五千里风尘之苦的中央红军，提供了一块落脚地，提供了一次恢复元气和东山再起的机会。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愿意在这里，再引用一段斯诺先生珍贵的笔墨。当然倒不仅仅是为了省力，而是由于这一段历史，诸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党史专家的琐碎考证，又使每一个试图再现这波澜壮阔一页的人，望而生畏，那么，我想我们的求助于斯诺先生，就是读者可以谅解的事情了。当然，斯诺先生的叙述，中间肯定也有许多的不周不到之处，但是大致的走向是正确的，况且那些现成的文字，是已为社会所认可的东西。
埃德加·斯诺写道：“这个不法之徒的大胆勇敢、轻率鲁莽很快在整个西北名闻遐迩，传开了‘刀枪不入’的神话……他们的行为很像普通的土匪。到一九三二年刘志丹的徒众在陕北黄土山区占领了十一县，**特地在榆林成立一个政治部来指导刘志丹的军队。一九三三年初成立了陕西的第一个苏维埃，设立了正规的政府，实行了一个与江西类似的纲领。
“一九三四年和一九三五年间，陕西红军迅速扩大，提高了素质，多少稳定了他们所在地区的情况。成立了陕西省苏维埃政府，设立了一所党校，司令部设在安定。苏区有自己的银行、邮局，开始发行粗糙的钞票、邮票。在完全苏维埃化的地区，开始实行苏维埃经济，地主的土地遭到没收，重新分配，取消了一切苛捐杂税，设立了合作社，党发出号召，为小学征求教员。
“这时，刘志丹从红色根据地南进，向省会进逼。他攻占了西安附近的临潼，对西安围城数日，但没有成功。一个纵队南下陕南，在那里的好几个县成立了苏区。在与杨虎城将军(后来成了红军的盟友)的交战中遭到了一些严重失败和挫折，但是也赢得了一些胜利。军内纪律加强，土匪成分消失后，农民就开始更加拥护红军。到一九三五年中，苏区在陕西和甘肃控制了二十二县。现在在刘志丹指挥下有二十六军、二十七军，总共五千人，能与南方和西方的红军主力用无线电联系。在南方红军开始撤离赣闽根据地后，陕西这些山区红军却大大加强了自己。后来到一九三五年，蒋介石不得不派他的副总司令张学良少帅率领大军来对付他们。
“一九三四年末，红二十五军八千人在徐海东率领下离开河南。十月间他们到达陕西南部，同刘志丹所武装起来的该地一千名左右红色游击队会合。徐海东在那里扎营过冬，帮助游击队建立正规军，同杨虎城将军的军队打了几次胜仗，在陕西南部五个县里武装了农民，成立了一个临时苏维埃政府，由陕西省“契卡”二十三岁的委员郑位三任主席；李龙桂和陈先瑞为红军两个独立旅的旅长。徐海东把这个地区留给他们去保卫，自己率二十五军进入甘肃，在成千上万的政府军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来到苏区，一路上攻占了五个县城，把马鸿宾将军的回民军队两个团缴了械。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军在陕西北部的云长整编为红十五军团，以徐海东为司令、刘志丹为副司令兼陕甘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一九三五年八月，该军团遇到了王以哲将军率领的东北军二个师，加以击败，补充了新兵和亟需的枪支弹药。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八月份陕北来了一个**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一个名叫张敬佛的胖胖的年轻人。据告诉我消息的人(他当时是刘志丹部下的参谋)说，这位张先生(外号张胖子)有权‘改组’党和军队，他可以说是钦差大臣。
“张胖子开始着手收集证据，证明刘志丹没有遵循‘党的路线’。他‘审问’了刘志丹，命令刘志丹辞去一切职务。现在可笑的是，或者说奇怪的是，或者可以说既可笑又奇怪的是———不过，反正这是遵守‘党纪’的一个突出例子：刘志丹不但没有反诘张先生凭什么权利批评他，反而乖乖地接受了他的决定，放弃了一切实际指挥权，像阿基利斯一样，退到保安窑洞里去发闷气了！张先生还下令逮捕和监禁了一百多个党内军内其他‘反动派’，心满意足地稳坐下来。
“就是在这个奇怪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南方的红军先遣部队，即在**、周恩来、彭德怀、**率领下的一军团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他们对这奇怪的情况感到震惊，下令复查，发现大多数证据都是无中生有的，并且发现张敬佛不仅越权，而且本人受到了‘反动派’的欺骗。他们立即恢复了刘志丹和他所有部下的原职。张胖子本人遭到逮捕，受到审判，关了一个时候以后，分配他去从事体力劳动。
“这样，在一九三六年初，两支红军会合起来尝试著名的抗日‘东征’，他们过了黄河，进了邻省山西，仍由刘志丹任指挥，他在那次战役中表现杰出，红军在两个月内，在那个所谓的‘模范省’攻占了十八个以上的县份。但是他在东征途中牺牲的消息，不像许多其他类似的消息那样不过是国民党报纸的主观幻想。他在一九三六年二月领导突击队袭击敌军工事时受了重伤，但红军能够渡过黄河靠他攻占那个工事。刘志丹被送回陕北，他双目凝视着他幼年漫游的心爱的群山，在他领导下走上他所坚信的革命道路的山区人民中间死去。他葬在瓦窑堡，苏区把红色中国的一个县份改名志丹县来纪念他。
“在保安，我看到了他的妻子和遗孤，一个六岁的美丽的小男孩①。红军为他特地裁制了一套军服；他束着军官的皮带，帽檐上有颗红星。他得到那里人人的疼爱，像个小元帅一样，对他的‘土匪’父亲极感自豪。
“但是，虽然西北这些苏区是围绕着刘志丹这个人物发展壮大的，但不是刘志丹，而是生活条件本身产生了他的人民这个震天撼地的运动。”
斯诺先生站在旁观者的角度，居高临下、准确生动地概括了陕北高原那一段历史。如果说要给他的缜密的叙述稍作补充的话，那么我们应当补充进去谢子长之死这个事件。谢子长将军是与刘志丹齐名的陕北红军创始者和指挥者之一，他死于一九三五年二月二十一日。一九三四年国民党的一次围剿中，他在河口战役中负了重伤，由于没有药物治疗，只好用南瓜瓤儿贴在伤口上。他在死前曾与刘志丹见过一面。谢子长死后，正如苏区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来纪念刘志丹将军一样，苏区将陕北的另一个县安定县改名子长县，来纪念这位杰出的革命者。
如果还需要稍作补充的话，那就是刘志丹及其属下在那次所谓的肃反斗争中，所受到的迫害较之斯诺先生所说，更为严重。陕北红军中团以上干部，几乎全被活埋，刘志丹和一些高级将领，则被关在瓦窑堡，已经挖好了大坑，准备埋他，多亏**周恩来派人及时赶到，高喊一声“刀下留人”。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传说，说那些机会主义者派人送来了逮捕刘志丹的命令，送信的人不知道信的内容是什么，结果把信送到了刘志丹手里。忠诚的刘志丹看完信后，自动让人把自己绑在马上，前往瓦窑堡。如果说，事情发展到“退到保安窑洞里去发闷气了”的程度时就足以使人觉得既可笑又奇怪，那么，如果事实本身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的话，则更是令人对刘志丹将军的做法困惑不解了。然而，这个事情的本身，却也显示了刘志丹将军的高贵气质和对革命的愚忠般的虔诚。在这个二十世纪的陕北人物身上，凝聚了那个时代的革命者的许多特征。
还需要对叙述订正一点的是，刘志丹膝下，是个美丽的小女孩，而不是男孩。也许她自己曾希望她成为一个男孩，好像父亲那样驰骋沙场，但是遗憾的是她确实是个女孩。她的光荣的名字叫刘力贞。
“江西上来了一群老**，一人一杆乌焰钢”，这首陕北民歌最初由与甘肃交界的吴起镇唱起，接着高一声低一声地弥漫了整个陕北高原，从而揭开了陕北高原一段划时代的历史，也揭开了中国革命一段划时代的历史，从而使杨作新及其他的领导和同志们在先前所从事的一地一域的斗争，有了直接的全国性的意义，从而使这块人迹罕至的高原，有整整一十三年的时间，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同样的，从而使这部描述中国这块特殊地域的世纪史的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成了一部中国革命的世纪史。
这个经典世纪的经典时间是一九三五年十月十九日，经典地点是吴起镇。在高原，那已经是个有些寒气的日子了，那天天有点阴，我们知道，那天的晚上，吴起镇下了一场初雪。作为南方人的**，作为长途跋涉刚刚在这里落脚的**，阅历已经使他见过了不少落雪的日子和积雪的大地，然而，当雪纷纷扬扬地落下来的时候，当积雪笼盖起这被斯诺先生认为是“疯神捏就的世界，抽象派的写生画”的高原地貌时，那雄伟的气象，仍给他以极大的震撼，加之，在飘飘白雪中，在吴起镇这个落雪的夜晚以及翌日玫瑰色的高原黎明，那个气质不凡的陕北人杨先生始终陪伴着他，作为陕北红军的联络员，喋喋不休地向他讲述着陕北，讲述着当前的斗争，讲述着诸如黄帝陵、扶苏陵、蒙恬陵、隋炀帝美水泉、杜甫鄜州羌村、赫连台、镇北台等等高原辉煌的历史陈迹，诸如此类，亦不能不给他的踌躇满腹的胸怀以激荡。这些思想和感情恰好与眼底的雪联系在了一起，于是雪升华为意象，一年以后，在陕北的另一个地方，在倥偬的战争之间隙，在一个高高的山峁上注视北国原野、沉吟良久后，他回到了他下榻的清涧袁家村，在房东黑白氏的暖窑里，在黑寿山学习写字用的那张炕桌上，写下了那首直抒胸臆、雄视古今的泱泱大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唯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驱(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吴起镇是个只有六户半人家的小村子，坐落在一个半里宽的川道上，浑浊的洛河水自川道中间匆匆流过。它的地名可以令人想起遥远年代的当地驻军大将吴起，但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它更多地留给人们印象的，是一个荒凉偏僻的小镇，通往边关路上换马的驿站，《走西口》歌儿中那种“住店你住大店，莫要住小店”的行人小店。
这一天，从子午岭方向，顺着蜿蜒的黄土山路，走来了一支络绎不绝的队伍。他们衣衫褴褛，有的没有穿裤子，有的打着赤脚，而那些穿着衣服的士兵，他们的衣服也是千疮百孔，补丁累累。这些补丁是由男人粗笨的手匆匆连缀上去的，补丁的颜色不同，质地不同，也许是来自松潘地区的一片绵毡，也许是来自回民地区的一块白布；补丁累累，遮盖了军服原来的颜色。吴起镇是陕北最为贫困的地区了，这些士兵们的服饰较当地农民却还要差些。当第一拨人马在远远的头道梁子出现的时候，就引起了当地哨兵的注意，这条死气沉沉的道路通常是很少人迹的，他们最初以为这是一支迎亲或送女的队伍，他们是从服饰上这样判断的。接着，随着队伍渐渐走近，随着后边那不断涌来的、仿佛没有尽头的长阵，他们明白自己的判断错了。因为这群人中没有唢呐声和花轿，还因为随着视野的接近，他们看见了阳光下闪闪发亮的钢枪。这支身份不明的庞大队伍突然进入陕北高原，令哨兵吃了一惊。这里已经是刘志丹治下的陕甘边苏区了。苏维埃哨兵见状，立即搬倒了消息树，于是，消息立即传到了陕北红军驻地永宁山。
庞大队伍的先头部队在吴起镇停下。镇上的人已经跑光，队伍围住了一孔挂着吴起镇苏维埃主席团招牌的窑洞。看着牌子，抚摸着牌子，疲惫的士兵们有不少人哭出声来。“我们到家了！”他们喊道。队伍好容易从村里，找了个没有来得及跑的老乡，他们告诉老乡说，他们是红军，明白吗，红军！———走过漫长道路的中央红军。说话的人也许是湖南人，也许是湖北人，他把“红”字的音念成了“丰”字。陕北老乡不知道“丰军”这个名词，他很害怕，摇了摇头。“红军呀！”队伍中的人急了，有人指着自己头顶的红五星，还有人提到**这个名字。老乡这回明白了，是自己的队伍来了，不是张学良杨虎城，不是井岳秀，更不是马回回，而是红军呀！他先前听公家人谈论过神奇的**，这时又认出了士兵们头上的红星，于是他一个蹦子，攀上了吴起镇旁边的大山，扯开嗓子喊道：“红军来了！中央红军来了！老**来了！”喊着喊着，喊声变成了歌声———“江西上来了一群老**，一人一杆乌焰钢！”“**，势力重，麾下领着百万兵！”喊声起处，四面的崖娃娃一齐回响。
坦白地讲，在中央红军由甘入陕的这漫漫长途的最后一站中，有不少红军士兵没有熬到吴起镇，他们由于饥饿和寒冷，倒毙在了路旁，还有一部分掉队的红军士兵，被当地老乡在半路上，用镢头打下了山崖。老乡们不知道这是什么队伍，他们看中了士兵手中的枪支和背上的大烟土。由于缺乏给养，许多红军士兵的背上，除了枪支以外，都背着一包路途上收购来或没收来的大烟土，用做解决粮饷时以物易物的交换品。
在这庞大队伍的中间，有一副单架。单架上抬着正在患病的**。他面色浮肿，目光忧郁。他大约有半年光景没有理发了吧，零乱的头发掩住了脖颈。他的面孔由于营养不良而显得异常消瘦、苍白，下巴很尖，下巴上的痣很明显，两只双眼皮的大眼睛也显得大得出奇。他在长征中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单架上度过的，长龙般的队伍用脚步在行动，而他却是用思想在行动，极度的艰难困苦，随时都有陷入灭顶之灾的可能，再加上层出不穷的党内斗争，从而令这个系天下安危于一身的他，在这一年的行旅中，锤炼了意志，消磨掉了身上最后一丝书生气，成为一个讲究实际的、最了解中国国情的革命者，一个令一切政敌都不寒而栗的权术家和铁腕人物，一个以无限的爱心热爱他的事业和他的人民的人，一个在未来的岁月里将改变中国命运、改变世界进程的领袖，一个无可争议的中国革命之父。
鬼使神差，历史把这一次再造神州的殊荣，给了陕北高原，给了这块黄土地，给了这片轩辕本土。斯诺先生当年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奇妙的巧合，他说，这块高原以及毗邻地区，曾经是中华民族最早发祥的地方，“中国最近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运动，竟然选择在这个地方来决定中国的命运，不可不谓恰当”。
按照传统的说法，**本人是一个法家，而按照同样的说法，陕北高原是一个“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的地方。所以在这块剽悍而豪迈的高原上，**如鱼得水，深厚的大文化沉淀层有利于张扬他的个性，而有异于其他任何地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有助于他独立思考的完成。从这一点来说，**的踏入陕北高原，也许是一种天意。
他下了单架，他撩起有些浑浊的洛河水，拍在自己发烫的前额上。然后，他命令随行人员架起电台，给尚在四十里外、处于中军位置的彭德怀司令员发报，告诉彭他同美髯公周恩来，已率前军，进入陕北苏区的门户吴起镇，命令彭就地扎营，部队走路太多，务必注意给养，休整部队，并注意游击来犯敌人。末了，请彭于第二日来吴起镇议事，彭部暂交叶剑英指挥。
尔后，他久久地站立在山坡上、他的那孔临时用做办公室兼寝室的窑洞门口，以忧郁的目光，注视着苍茫的陕北群山。一个一个像大馍馍一样的山头，奇形怪状，拥拥挤挤，向他压来，田地里的几根稀疏的庄稼已经收割，光秃秃的山城、山梁、沟壑，呈现出一片黄色或褐色，风从鄂尔多斯高原方向吹来，夹杂着沙砾和黄尘，掠过空寂荒落的山野，吹动他的有些破旧的衣服，和头上的长发。尽管行进在陕甘道上的时候，尽管在通渭河畔捡到了那张国民党的旧报纸，知道了刘志丹和陕北苏区的消息，从而决定在这里落脚的时候，他已经对这贫瘠与荒凉的李自成的故乡，有了心理上的准备，但是，眼前的一切仍然使他吃惊。面对这样的地形地貌，面对这一方人类之群的生活图景，不久以后到达这里的斯诺先生曾说，“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虽然作为农民的儿子的**，他不至于发出那样的布尔乔亚式的惊叹，但他毕竟在这注望的一刻，有些惊讶了的。那时，他对究竟能不能在这里站住脚，还持怀疑态度，即便是在见到刘志丹以后的一段时间内，他仍然将精锐的三五九旅，驻扎在吴起镇以北的三边地区，作为侧翼，并在三边建立一个特区，一旦在陕北高原不能立脚，就经三边而达内蒙、外蒙———三边是一条退路。他那时候纵然有再丰富的想象力，也不会料到，他的一生的最辉煌的一段时间，他所从事的事业的最辉煌的一段时间，将在这重重叠叠的大山中度过，将在这土挖的窑洞、砖箍的窑洞、石砌的窑洞中展开，他的千秋霸业(准确地讲是阶级的千秋伟业)实际上是在这个金黄色的祭坛上奠基的。他在这里整整生活了十二年又四个月零四天，刨去去重庆谈判的七天，一共四千四百九十七天，占去了他生命的几乎六分之一的时间，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三日，当他从陕北高原的另一面吴堡县(有理由相信此处的吴堡，亦是“匈奴高筑吴儿堡”时诸多的“吴儿堡”之一，只是为了适应现代生活的节奏，它在本世纪缩写成现名)川口，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后，他站在黄河东岸，满怀感慨、满面热泪地望着陕北，他说，“陕北是个好地方”，他还说，“我们永远不要忘了陕北”。
这天夜里，**在吴起镇宿营。接到彭德怀的回电后，**又去电一封，详细告诉了吴起镇周围的军事态势，及各纵队驻营情况，并请彭务必第二日七时赶到吴起镇议事。电文刚刚发出，这时通讯员前来报告说，陕北红军派人联系来了，来人叫杨作新，现在是永宁山地区的工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永宁山小学的校长。**听了，将来人迎进窑。见了杨作新，详细地询问了当时陕北地区的军事政治形势，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情况，并着重询问了前往红军总部下寺湾的路径。谈话期间，又接到彭总回电，电告毛政委部队驻防的摆布，并建议近日在吴起镇，进行一次战斗，伏击尾随的敌骑兵。我们知道，这场战斗在两日之后付诸实施了，这就是那场著名的长征路上最后一仗———割尾巴战斗。
原来这个匆匆赶往吴起镇的杨作新，正是那个我们熟悉的籍贯吴儿堡的杨作新。
正当杨作新在小镇小学，过着他的平淡和担惊受怕的日子的时候，他接到了刘志丹将军的邀请。刘志丹邀请这个文武兼备的教书先生，担任他的秘书。这样，杨作新便辞别了小镇上那些热情的人们，离开了他的丈人村，带着荞麦，前往根据地。其时，杨老太太的谆谆教导发生了效益，荞麦已经怀孕了，面对难以割舍的小镇上的乡亲们，杨作新只能说，他此行仅仅是将有了双身子的妻子送回吴儿堡，他还会回来的。他也只能这么说，他怕看见乡亲们那失望的眼神。他最后一次地吃了一顿没有了“盐蛹蛹”的酸菜，便启程了。他在吴儿堡安顿好了荞麦，当他看见母亲像迎接一位尊贵的公主一样迎接身子已经显形的荞麦时，他感到一丝欣慰。他没有在吴儿堡停留，就匆匆地赶到了永宁山，投入了他梦寐以求的豪迈序列中去了。杨作新在刘志丹将军身边，只干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当时，苏维埃政府在永宁山成立了第一所完全小学，并命名为永宁山列宁小学。小学建成，急需一名校长，于是，刘志丹忍痛割爱，委派杨作新前往永宁山小学任职，并兼永宁山地区党的工作委员会书记。当然，杨作新后来才意识到，刘志丹要他离开部队，到地方任职，也许除了上面的原因之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们知道，不久之后，陕北红军中，大部分团以上领导人被活埋，甚至包括刘志丹本人，也被关押，而就在此刻，**与杨作新在吴起镇这孔窑洞里谈话时，刘志丹正被押在几百里外的瓦窑堡城里。所以说如果杨作新不离开部队的话，他本人也很难逃脱那场被后来的党史专家称之为“肃反扩大化”的厄运。鬼使神差，他留了下来，并且在**到达陕北苏区的第一天，就将这个消息吞吞吐吐地告诉了他，致使**在愤怒之中，发出了“刀下留人”的指示，并派员紧急赶往瓦窑堡，救出刘志丹，而美髯公周恩来，这位当年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亲自为他的军校第四期毕业生刘志丹，松了绑。
这天夜里，在吴起镇半山腰这孔简陋的土窑里，杨作新与闻名已久的**，进行了一次深谈。杨作新告诉他，早在自己上省立肤施中学的时候，就读过**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委员和朱总司令在井冈山岁月中那些神奇的传说，他也早有风闻，而中国革命的指挥权交给**，将是全党的大幸和中国革命的大幸。**耐心地听着这些话，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但是，他认为目前最重要的，是多听这位陕北同志谈谈陕北。因此，在杨作新谈话的间隙，他适可而止地打断了他，将话题引到了杨作新的身世，引到了陕北的历史沿革，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的内容方面，他津津有味地听着陕北民歌、陕北剪纸、陕北唢呐、陕北腰鼓以及构成高原大文化的一切东西，他记住了“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这句陕北俚语，他还对那个清代的翰林御史王培棻来陕北视察后所写的《七笔勾》发生了兴趣。**认为《七笔勾》中“圣人布道此处偏遗漏”一句是解开奇异的陕北大文化现象、了解陕北人强悍性格的一把钥匙。他说他可惜革命工作过于忙碌，要不，如果有闲暇，顺着这句话深入探讨下去，一定会揭示出一些属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大奥秘来的。他叮咛杨作新说，有了空闲，请杨作新将《七笔勾》的全文，抄写一份给他。
杨作新注意到了，拉话的当中，**时不时地将手伸进衣领里，或者裤腰里，摸出一个虱子来，然后当着杨作新的面，毫不掩饰地用两只指甲盖“嘎嘣”一声，将虱子挤碎。“又消灭了一个寄生阶级！”**自我解嘲地说。
他们一直谈到深夜，一直谈到雪花在门外纷纷扬扬地下起。他们就要分手了，因为**行军了一天，而明晨七点钟就要和彭德怀司令员进行一次关于“割尾巴战斗”的重要的谈话；还因为杨作新要赶回永宁山，赶快组织各县各区各乡苏维埃安排解决中央红军的给养问题；并且，杨作新有些害羞地告诉**，他的妻子生孩子了，是个男孩，他临离开永宁山、前往吴起镇时，吴儿堡来人报了讯。分手时，**向这位刚刚做了父亲的陕北同志祝贺，并祝愿那小生命在未来的岁月里幸福。他笑着问杨作新，为孩子起下名儿没有。杨作新告诉他，自从妻子有了身子以后，他就为孩子想名字了，他想将那个还未见过面的小生命，起名叫“杨岸乡”———一棵白杨傲岸地屹立在故乡的原野上。**听了，拍着手说，名字很好，听名字，将来恐怕会是个读书人的。最后，当杨作新踏着纷纷扬扬的雪花，已经向畔上走去时，**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叫住他。**从桌上拿起一把自己用的德国造手枪，和用布包着的三十发子弹，递给杨作新，然后说，这支手枪，留给你做个纪念吧。
杨作新辞别了**，顺山路天明赶到了永宁山。他没有工夫回吴儿堡了，于是托人，给家里送去了一点资助，和一个叫“杨岸乡”的名字，然后，便召集会议，发动群众，为中央红军筹粮。十多天后，共筹粮十万多斤，猪二百多头，羊一千多只，然后吹着唢呐，送给中央红军；并且在吴起镇至红军总部下寺湾一路，设立了二百多个欢迎接待中心站，以候中央红军前往下寺湾，与陕北红军主力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