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冬，日本侵略者策动亲日派汉奸搞所谓“华北自治”的阴谋活动，而国民党政府却也酝酿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并继续钳制抗日言论，取缔抗日运动，以致爱国有罪，大小汉奸弹冠相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１

    12月9日，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青年学生在沉默中爆发，举行了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队伍在**集齐，经新华门，绕什刹海，到王府井大街，秩序很严整，沿途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反对华北自治”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他们赤手空拳，迎着凛冽的寒风，为中华民族的生存而呼号，沿途遇到的却是“上了刺刀的步枪，大刀，横冲直撞的摩托警车，落地即成冰的自来水激射”，结果，学生有的受伤，有的被捕。第二天，全市学生总罢课，接着全国各地学生也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抗日民主的浪潮迅速扩展到全国各界同胞中。这就是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

    胡适怎样看待“一二·九”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爱国运动呢？

    12月15日，他在《大公报·星期论文》发表一篇《向学生运动进一言》的文章，① 其中确也赞扬说：“12月9日北平各校的学生大请愿游行，是多年沉寂的北方青年界一件最可喜的事。我们中年人尚且忍不住了，何况这些血气方刚的男女青年－…人数不算多，队伍不算整齐，但我们望见他们，真不禁有‘空谷足音’之感了。”还说那天的学生运动“是天下皆知的壮举”，也肯定这次运动反对华北“自治”的傀儡丑戏的功绩。

    但是，胡适的赞扬仅是一点表面文章。他向学生运动“进言”，主旨不在于赞扬，而是反对学生罢课。他一再说“罢课是最无益的举动”，是“很不幸的”，“会导致社会的轻视与厌恶”。胡适大约也知道这次学生运动是在中国**领导和推动下进行的，因此他指责鼓动罢课的“少数人”是“播弄一些无根的谣言”，是少数人“把持操纵”，是“浅薄的煽惑”，又指责广大学生是“轻信”、“盲动”、“一群被人糊里糊涂牵着鼻子走的少年人”。胡适摆出一副青年导师的架势，教学生要认清这，认清那，真意却只有一点，即是要青年们不顾当前的国难，埋头读书，“决心向图书馆实验室里去寻求他们将来报效国家的力量”。他一概否定“口号标语游行示威”，说是“空虚无补”，“绝对无力”的。他甚至还亲手撕掉北大爱国学生贴在一院的通告。②

    胡适的这种既表面赞扬却又否定指责的态度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显然是随着他的政治地位的变化一步步变得保守起来了。五四时期，他对学生运动是鼓励的，认为“学生干政的运动为‘变态的社会里不得已的事’”。1921年纪念“五四”，他还借明末大学者黄宗羲之口，肯定学生运动是“三代遗风”，“是保国的上策，是谋政治清明的惟一方法”！③“五卅”运动时，他一方面仍然承认“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是可爱可敬的，又指责政府“不但不能用民气，反惧怕民气”，或者“只会利用民气来便利他们自己的私图”，但另一方面，他又开始指责学生运动“不能持久”，是“跟着人家乱跑乱喊”，特别反对学生罢课，放弃学业。他一再劝学生学习歌德(Goethe)和费希特(Fichte)，不受“外界的扰乱”，安心坐在图书馆里读书，“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④ 到了30年代，胡适又要广大青年学生学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德(Pasteur)，“在国家蒙奇辱大难的时候，终不肯抛弃他的显微镜与试验室”。⑤

    从这种“教育救国”、“科学救国”的思想出发，反对学生罢课，荒废学业，而主张学生应专心学习，把自己造成有用之才，这可以说是胡适一贯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