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初，胡适抵达伦敦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他这次游欧，主旨便是来参加庚款会，但会没开几次委员会的人便四散了。胡适没事可做，在伦敦游览居留十来天，便又渡英吉利海峡来到法国的首都巴黎。他一方面是想在巴黎玩一玩，还想顺便去“世界公园”瑞士逛一逛，另一方面，则是履行他游欧的另一项计划，去巴黎图书馆看我国的敦煌卷子。

    胡适1926年在伦敦

    敦煌卷子是什么贵重东西？又为何要跑到远隔重洋的巴黎去看？

    原来，这敦煌卷子真可以说是我国的一批国宝。1899年，敦煌千佛洞的一个道士偶然发现洞中夹壁后有一个密室，藏有许多古本经卷，除几本最古的印本之外都是写本，共计约有两万来卷。最古的大约是一千五百年前写的，最晚的也有近千年的历史了。那道士没有什么知识，根本不懂得这些卷子的珍贵，把它当符咒卖给周围的乡民治病，烧毁了一些——幸亏那沙碛之间地广人稀，所毁无多。后来，英国人斯坦因(M．A．Stein)到敦煌来，知道了这些古本抄卷，花很少一点银子贿赂那道士，便运走了六千多卷。不久，法国的一个汉学家伯希和(P.Pelliot)也来了，也只花一点银子便挑选运走了二千多卷。我国的这一批珍贵文物便这样被窃运到英法两国，成了伦敦不列颠博物院和巴黎国家图书馆的珍藏。现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只是他们拣选剩余的一部份了。

    胡适出国前曾试作《中国禅宗史》初稿，写到神会和尚，发现神会在禅宗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但后来研究禅宗史的人往往忽略了他，埋没了他。胡适决心替神会打抱不平，于是在国内大力搜求史料，结果却很不理想，他所能看到的神会著作仅仅659个字！胡适便打定主意，趁这次欧洲之行到巴黎伦敦来看敦煌卷子，希望在那些唐代抄写的经卷中能够掏摸出一点神会和尚的史料。

    8月26日，胡适走进了巴黎国家图书馆，开始翻阅敦煌卷子。那时，伯希和因捞得我国敦煌的大批珍贵文物，写了《敦煌千佛洞》等书，名声大噪，已经当了巴黎法兰西学院的教授，并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胡适也去拜访了他，并得到他的帮助：“他给我介绍，得进‘写本书室’，看敦煌各卷子。”①

    果然，在巴黎读敦煌卷子竟大有收获。胡适自记道：

    我到巴黎，不上几天便发现了一卷无名的语录，依据内容，定为神会的语录的残卷。后来我从别种敦煌卷子里得着旁证(例如《历代法宝记》)，可以确定此为神会的语录。(卷子号目Pelliot 3488)

    过了几天，又发现了一长卷语录，其中一处称“荷泽和尚”，三次自称“会”，六次自称“神会”，其为神会的语录无疑。此卷甚长，的确是唐人写本，最可宝贵。(号目P．3047)

    从此世间恢复了两卷《神会语录》的古本，这是我此行最得意的事！②

    不仅读书有得，而且在海外也有崇拜者。当年在巴黎专攻法国文学的袁昌英女士写信给胡适，信中说：“我近来心目中只有两个英雄(你晓得妇女的心目中总不能不有英雄的)，一文，一武。文英雄不待言是胡适，武的也不待言是蒋介石。这两个好汉是维持我们民族运命的栋梁！我的静坐的时候颇不多，然而一得之则默祝这两人的福寿与成功。”③ 读着这样的信，胡适自然也高兴。

    但是，得意之时也遇着很不得意的事。有一天晚上，胡适与当时也在法国的傅斯年约定去万花楼吃晚饭。胡适因事去迟了一点，在门口碰着万花楼的老板，他低声说：“楼上有人发传单骂你，我特为站在门口等你，你不要进去了吧？”胡适当即大笑，说：“不要紧，我要吃饭，也要看看传单。”他上了楼，傅斯年、梁宗岱等人都在等他，却没有外人，也不见传单。大家不说传单的事。吃完饭以后，他们走到对街一个路角的咖啡摊坐下闲谈，胡适才问传单的事。原来他们都收起来了，怕胡适生气。胡适说“我决不生气”，他们才给了他几张。一看，原来是中国国民党旅欧巴黎支部发的《警告旅欧华侨同胞，请注意孙传芳走狗胡适博士来欧的行动》，大约是因他的好友丁文江当了孙传芳手下的“淞沪总办”，又同为中英庚款委员，才作这样推断的。胡适当时忙着看敦煌卷子，每日写几千字的读书笔记，无暇顾及这种无聊事，只保存了一张传单在他的日记里，④ 便又埋头读书去了。

    这年9月，胡适又去伦敦翻阅不列颠博物院珍藏的敦煌经卷，又发现了神会的《显宗记》。

    12月17日是胡适满35岁的生日，这一天也是在博物院读书度过的。他这天校读了《忍和上道凡趣圣顿悟解脱宗修心要论》，抄了《大乘北宗论》一卷，读了七种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