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入中国不久，与中国社会的实际还相当隔膜，许多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言论文字也还相当幼稚，教条主义和空谈习气相当普遍。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的见解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了。
经过李、蓝两位的批评讨论，胡适的认识也有一些改变。他承认不应轻视主义，而且把他原先提出的“少谈些主义”改成了“少谈些抽象的主义”，在《四论》中便又专题讨 论“输入学理的方法”，并说：“我虽不赞成现在的人空谈抽象的主义，但是我对于输入学说和思潮的事业是极赞成的。”胡适觉得输入学理不是容易的事，“做的不好，不但无益，反有大害”。因此，他主张输入学说时，一要注意发生某种学说的时世情形，二要注意学说“论主”的生平事实和他所受的思想影响，三要注意每种学说所已经发生的效果。这三种方法，他归纳起来就叫“历史的态度”。可见他完全是一种学术思想研究的态度。
对于马克思主义胡适是不赞成的，但他文章里也是一种客观研究的态度。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还是相当多的，比那些空谈马克思主义的人读的书多，且自称“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胡适从这种学术研究的态度出发，也肯定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含意义的表现，不单是这种学说本身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关系了。”他甚至认为“社会主义的必然实现，现在已不成问题”，因为现在已经有了“社会主义的根据地”，但因为社会主义已经实现，有了根据地，“这种带着海智儿(按：即黑格尔)臭味的历史哲学”也就不必要了。胡适用这种“过时论”，事实上又否定了唯物史观，而只肯定它的历史意义了。后来，他在一次讲演“哲学的将来”时也曾说：“最早谈井田均产的东西哲学家都列入哲学史，何以马克思、布鲁东、亨利乔治(Henry George)那样更伟大的社会学说不能在哲学史上占更高的地位？”⑥ 这也只是从历史的意义上肯定马克思的“更伟大的社会学说”。
胡适所不赞成或反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说：
又如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与工党发展史上固然极重要。但是这种学说太偏向申明“阶级的自觉心”，一方面，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不但使劳动者认定资本家为不能并立的仇敌，并且使许多资本家也觉劳动真是一种敌人。这种仇视心的结果，使社会上本来应该互助而且可以互助的两种大势力成为两座对垒的敌营，使许多建设的救济方法成为不可能，使历史上演出许多本不须有的悲剧。
胡适的立论显然是有漏洞和矛盾的。“历史上”，自然是包括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那时因“阶级仇视心”而演出过的无数“惨剧”又该什么主义来负责呢？难道也该算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说”的账上吗？历史上的斗争是客观存在的，颠倒了因果，自然难于自圆其说了。
经过这嘲问题与主义”之争后不久，《新青年》又搬迁至上海编辑，北京同人便渐渐少寄文稿，且为《新青年》编辑方针发生过一些争论。⑦ 以后《新青年》团体便在无形中散伙了。
1921年中国**成立，日益发展的工人运动和群众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加快了新文化统一战线分化的进程。胡适对此深为感叹，说：“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克洛泡特金的奴隶；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于是，他只好“在这歧路上迟回瞻顾”了。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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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出版。接着，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蓝志先写了《问题与主义》，与胡适讨论。胡适又写了《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进行答辩。这些文章后来都收入《胡适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12月版，卷二。本则引文未注明出处的均见这些文章。
②《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第9章有一个小标题“问题与主义之争：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见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1年3月初版，第195页。
③参看《我的歧路》，原载《努力》周报第7期，1922年6月18日出版；后收入《胡适文存二集》，引文见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三，第96页。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53年重排本经作者删改，本篇被删去。
④同注③。（以下皆三版注）
⑤鲁迅：《扁》，见《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87页。
⑥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12月版，第8册，1929年6月3日。
⑦参看《关于〈新青年〉的几封信》，见张静庐编《现代出版史料甲编》，第7～16页。
⑧同注③，第101～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