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能力之见解
"只有伟人才能创造伟大的业绩，"戴高乐写道，"他们是伟大的，因为他们立志于伟大的建树。"
成功的领袖自己有坚强的意志，并且知道如何激发他人的热情。本书中的领袖们，高人一筹，都成功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历史。他们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不在于他们希望怎样，而是因为他们决心干一番事业。区分懂得权力的人和行使权力的人是极其重要的。希望是消极的，决心是积极的。追随者希望有所建树，领袖们决心创建业绩。正如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所说，巨富之间有着差别，我发现大国的掌权人也各不相同。要赢得权力斗争，必须是特殊的人物。获胜之后，权力本身又进一步造成不同的局面。权力不属于街上的老实人，也不属于隔壁邻人。
我过去遇到的涉及当总统的问题中，最有见解的是关于权力的影响问题。最使人恼火的是千方百计地反复询问，"难道当总统不是很有趣的事吗？"
约翰·J·麦克洛伊告诉我，他曾与亨利·L·斯廷森交谈过。斯廷森差不多熟悉本世纪前半期的所有总统。麦克洛伊问斯廷森，就组织才能和尽职来看，谁是最好的总统。斯廷森略加思索后，出乎意外地回答说，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最有能力最勤于职守的人。但是，塔夫脱的问题在于他不喜欢权力。麦克洛伊问道，谁喜欢权力呢？斯廷森回答说：两个罗斯福。
阿登纳、邱吉尔、戴高乐——他们也极其欣赏权力。把喜欢权利说成是一种"乐趣"，那是把问题贬低和庸俗化了。一个虽有失误但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的人，是最高明的，一个因小人物滥用权力而恼怒的人，会急于甚至渴望亲自掌管这些权力。看到别人误亭事他甚至**上也引起痛苦。一旦他掌了权力，他会更有兴味地行使权力。
享有权力，他还必须认识到难免犯错误并能承认错误，希望在较小的而不在大问题上犯错误。只有具备这两方面，既欣赏权力又不怕犯错误，才能有伟大的领导人所要求的大胆的行动。
一位领袖若不那样强烈地关心他必须处理的问题，以至"乐趣"之类变得无关紧要，他就不应该作领袖。他会无所作为甚至可能成为危险的人物。他应该另找时间娱乐，包括寻求"乐趣"，但是，他应该有所节制，把"娱乐"和工作严格分开。
他必须对自己的工作有冷静的、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估计，这一点既适用于实质性的工作，也适用于各种礼仪活动。
当人们把当总统（首相，或有实权的国王）想象为某种"乐趣"时，那他们可能是想到了笑容满面的领袖在欢呼的人群面前出现的场面，而忘记了要花多大气力才能组织群众和保证领袖能笑对摄影机。人们也许想到了表面的和仪式上的场面——礼服、身着制服的卫队、预示贵宾来临的号声、飞机、游艇、车队、旗帜，但这些并非为了取悦总统。象法官的法衣那样，它们规定着职衔，有助于履行职责。一定的权威甚至威仪是需要的。外国的国家元首，特别是那些小国的元首，需要一些有着崇敬的标志显示他受到欢迎的场面，这与其说是出自对他个人的尊敬，倒不如说是因为他代表国家。肃立在火热的太阳下，必须记住所有成员的名字，并确保礼仪中的每个细节都严格按计划进行，谁要把这些只看作是有趣的事，那他是从未参与过这些活动。这是工作的一部分。
我决不是拿别人用过的自怜的语言把担任总统说成是一种体面的苦恼。我曾为当总统而奋斗，并为了保住这个职位斗争过。我喜欢这个职位象大多数领袖们一样，这种喜爱主要不是因为乐趣。
历史上有过一些暴君，他们为自己谋求权力。但是，大多数居于最高职位的人——毫无疑问，他们当中不少人称得上伟大的领袖——他们要求权力，只是要借助权力来干一番事业。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比别人更好地使用权力。
我这里提到的领袖没有一人是单一的。没有一人是纯洁的、不是具有复杂的动机的。没有一人要求权力只是为了个人地位显赫。尽管有些人，如苏加诺，过分放纵肉欲：一些人，如章晓夫，对他们的政策带来的痛苦过于麻木不仁。是除了为自己外，他们都有超出自我的目的。每一个人，不管正确与否，都相信自己是在致力于伟大的事业，都相信自己会在历史上留下更好的名声。
在讲到领袖时，我们通常用最高级的比喻。说他们攀上了顶峰、力挽狂澜、远见卓识。我们常把政府首脑之间的会谈称作最高级会议。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邱吉尔在格利博卢陷入危机时，曾写过一封未发出的信。他在信中要求外交大臣不要"落后于事态的发展。"
有些领导人，确实高出于他们同时代的人。一般他说，最高级的比喻是特别贴切的。他们应高出世俗之见，不局限于眼前的事物。他们应该站在山顶上俯瞰一切。
有些人主活在现代，对过去漠然置之，也不懂得未来。有些人则留恋过去。极少数人具有把过去运用于现在的技巧，设法使自己看到未来。伟大的领袖人物都有这种技巧。正如布鲁斯·卡顿描述的林肯那样："偶尔，在林肯看来，天空触及不到地平线，在地平线外，他看到了正在移动的朦胧的形象。"
作为军事战略家，戴高乐和麦克阿瑟两人都能高瞻远瞩。
戴高乐在反对依靠马其诺防线时，问道：如果不能吸引敌人进入分隔地带，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麦克阿瑟撇开日本已经设防的岛屿而在日本来设防的岛屿进行了两栖作战。
上述事件都是按照这次战争、当时的技术情况进行思考的范例，而其他人是根据上一次战争来思考问题的。针对马其诺防线的弱点，机动灵活是关键，这也是麦克阿瑟的太平洋战略的关键。今天回想起来事情是显而易见的，俱在当时却并非如此。 伟大的领袖们是这样一些人，他们首先在回顾中，仅仅是在回顾中，看到那些显而易见的事物。他们既有意志力又有权威，并以此推动自己的国家前进。三十年代的戴高乐，还没有那种权威，但他当时显露出这些特点，对他后来获得权威，或许是至关重要的。在四十年代，麦克阿瑟有这种权威。如果戴高乐早一点有这种权威，邱吉尔在英国也有这种权威，那么欧洲的历史可能不是这样，也可能不会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三十年代，戴高乐和邱吉尔是有远见的——可悲的是在此之前欧洲还没有走过艰难的道路，认识不到他们是正确的。
理论家喜欢抽象地看待权力。领袖们知道得更确切，权力使他们面对现实。教授们可以驰骋于荒诞的艰深的学科领域，而掌握权力的人，都要把眼睛牢牢地盯在结论、影响、效果上，他们要处理具体问题。 『美坞的剧作家们通过银幕和电视影响美国人的自我认识，他们也对权力饶有兴趣，着意于嘲讽高级官员——无论他们是军界、商界或是政界的人物。高级官员不能象坐在令人眼花瞪乱、激起遐想的滑行铁道上，漫游虚幻世界，那样的话，他会被看成是古板守旧的、愚蠢的、退钝的。他不能象生活在一个虚假的或是理想的世界里那样处事，他必须应付现实世界中不尽完美的一面。看起来，他对自己周围的苦难似乎无动于衷。事实上，他并非对弊端漠不关心，他得亲自关心那些真正有助于减轻弊病的事，即使是渐进的、毫无戏剧性的。好莱坞可以作作姿态，高级官员则要实实在在地干。
从运用策略和治理国家来看，权力意味着几千甚至几百万人民的生与死，兴盛与贫困，幸运与悲剧。任何握有权力的人都不能忘记这一点，尽管有时他有意忘记它。权力能在不同方向上为开创和推动历史提供机会。对了解这一点的人来说，很少有什么乐事能比得上权力。那些寻求幸福的人，不会得到权力，即使到手，也不会很好地运用它。
一位古怪的观察家曾经评述说，喜欢法律和香肠的人不必注意法律是如何制定、香肠是怎样制作的。
同样，我们敬佩领导人所取得的成就，但对于他们成功的方法却往往视而不见。人们常向小学生讲述乔治·华盛顿和樱桃树的故事。道德家奚威尔逊的"公开契约，公开达成"的理论。埋在扶手椅中的自命不凡的权威们，要求领袖们"坚持原则，决不妥协，要做政治家，不要当政客"。
在这个现实世界中，政治就是妥协，民主就是政治Ｈ魏蜗氤晌渭业娜耍?nbsp;首先要成为成功的政客。一位领袖必须面对现实情况下的人民和国家，而不是去应付理想中的人民和国家。由此可见，作为领导应具备的品质，无须让孩子们竭力去仿效——除非想要他们当领袖。
评价一位领袖，涉及到他的行为特点时，关键不在于这些行为是否吸引人，而是是否有用。狡诈、自负、伪装——在其它场合下，可能不吸引人，但对于领袖来说，或许是必要的。
他需要狡诈以便把利益冲突的各个集团捏合成不断变动的联盟，这种联盟是进行统治所要求的。要给公众留下适当的印象，某种程度上的自负也是必要的。为了在关键问题上取胜，有时又需要某种伪装。在得到公认前很久，戴高乐私下吐露，他认为独立是阿尔及利亚的唯一抉择。罗斯福一边谈论美国不卷入战争，一边却在运筹美军参战。
一个领袖应当走在前边，走在公众舆论的前头，但不可太远。力图将公众团结在自己周围的同时，他往往得藏一手，露得太早，就要为这场游戏付出代价。戴高乐写道：政治家"必须懂得什么时候伪装，什么时候坦率……他发现只是在上千次的诡计和一本正经的许诺之后，自己才被委以全权的。"他还强调说，"每一个实干家都有相当程度的自私、骄傲、强硬和狡诈。但是他会得到谅解——事实上，如果他能把它变为达到伟大目标的手段，还被看作高尚的品德。"
领导素质中有些一般人不赞赏的方面，不仅存在于政界。我认识一些商界的领袖，他们象政客一样的冷酷；也认识一些宗教界和学术界的领导人，他们搞阴谋诡计，欺骗和摆布别人，无异于华盛顿的官僚。事实上，从学术界进入政府又回到学术界的人常说，大学里的竞争、倾轧比政府中更凶残更卑鄙。学术界更伪善，更谈不上神圣。
但是，无论在哪种领域，重大的道德问题，实际上是有限度的问题。那些极端自私的人会被立即解雇，不论采取何种特殊形式的利己作法，是蛮横地对待对手还是摆出道貌岸然的姿态。那些披着美德的外衣折磨别人又善于洗刷自己的人，那些道貌岸然坐地行劫的贵族，与商界的抢劫贵族一样彼人蔑视。白领、蓝领不是道义的标志，牧师的衣领也不是什么道义的标志。
政界的竞争比商界、教育界或者新闻界更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不是因为政界更富于竞争，而是竞争更公开的两大领域是体育界和政界。在其他领域里，竞争同样激烈，但较为隐蔽。从我自己也认为有偏颇的见解看，当赌注涉及到政府政策，甚至国家生存的大问题时，竞争较为高尚些，赌注下到某种谷物的特种商标销售份额或电台、电视联播节目是否受欢迎的调查战上，竞争就不那么高尚。我多次发现，同是那些玩弄联播游戏的评论员们，在评判我们这些人时，就变得虚伪起来。
在大众哲学领域中，最熟悉的争论之一是目标正确就证明手段是正当的。有时谈得很深奥，但大部分讨论是肤浅而愚蠢的。
宣称目标正确就证明任何手段都正当是荒唐的，说其他本来不能接受的手段，现在是一个伟大的目标所需要的，这同样是荒唐的。那些手段永远不能证明它是正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类为打败轴心国的侵略而付出的代价是惊人的——几千万人遭杀害，成为残废、或被饿死——但是这个目标证明付出代价是正确的。如果不同希特勒战斗或是战争失败，情况会更糟。
任何时候，一位领袖都必须权衡后果：这是领袖的第二个本性。他不能束缚在武断的僵死的条条框框里：在截然不同的形势下，也不能被那些不承担责任的人捆住手脚。
无论是手段还是目标，都不能单独作为衡量领袖人物的尺度。没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就不会站在前列，领导能力必须服务于目的，目的越崇高，领袖潜在的形象就越高大。但是光有目的是不够的。他必须取得成功，必须有实现崇高目标的方式来保证成功。他决不能采用有损于或使这种目标蒙受耻辱的手段。如果不能成功，他的事业和历史都将遭到失败。
我们称亚伯拉罕·林肯是伟大的理想主义者，他确实当之无愧。但他又是头脑清醒的实用主义者，一个十足的政客。他的实用主义和政治手腕使他的理想得以实现。作为政客，从本质上讲，象作赞助人一样，他的行动完全是光明正大的。作为实用主义者，他只是在南方各州中而不是在还留在北美合众国内的边境各州里解放ァＷ魑硐胫饕逭撸谥卮笪；笨蹋牧淮岬匚け泵篮现诠Ｎ苏?nbsp;个目标，他违反法律、干预宪法、专横地攫取权力、践踏个人自由。他辩解这是必要的。1864年，他在一封信中解释为什么粗暴地践踏宪法时，写道：我维护宪法的誓言赋予我这样的责任，以一切必要的手段来维护政府，维护国家，手段之一就是这个国家的根本**——宪法。国家不复存在，宪法还能保存吗？一般他说，生命和肢体都必须保护。但人们常常为了挽救生命而截去肢体，决不会为了保存肢体而舍弃生命。我认为，本来是不合法的或者说是不符合宪法的一些措施，从维护国家考虑，就成为维护宪法不可缺少的了。无论是对还是错，我认为这就是理由，并且现在仍然坚持这种看法。
四十多年前，马克斯·勒纳为马基亚维利的著作写了一篇出色的序言。在序言中，勒纳提出了我们"一听到马基雅维利的名字仍旧有点战栗"的一个原因：我们认识到他描绘的现实确实是现实；人们无论在政界、商界活动中，或在私生活中，并不是按职业道德行事的……马基雅维利今天使我们面临这样的困境，即如何使民主手段和民主概念去适应世界的要求。在这个世界中，从未有过的**裸的强权政治支配着外交领域，左右着国内寡头执政者的权力斗争。
很难对勒纳的结论提出异议：
让我们弄清楚一件事：作为准则，理想和道德在政治活动中都是重要的，但作为手段，它们几乎是无力的。成功的政治家是一名艺术家，他关心公众情绪的细微差别，留意各种工作方式的相似处，注意估计政敌的策略，并重视通过妥协和让步把自己一方团结起来的艰苦工作。宗教改革者经常能成功地把公众道德提高到接近某些伦理标准的水平，但作为政治家，他们从未取得成功。
人们经常说，在任何领域中，包括政治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是"振奋精神"，然而，我所知道的大多数伟大领袖都是出色的演员，尽管只有戴高乐坦率地承认这一点。像伟大的舞台表演家们一样，他们扮演公开角色如此之好，以至实际上成了自己所创造的角色的一部分。 『章晓夫使用夸张的语言，有自己的打算。同样，戴高乐数点法国伟大各种标志，也有自己的考虑。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弥补各自国家的不足。章晓夫装作专横霸道，戴高乐则扮演傲慢的封建领主，两人都在玩弄心理学上的小动作。虽然两人各有打算，但他们并不虚假。赫鲁晓夫是个恶棍；戴高乐目空一切，章诚夫粗鲁；戴高乐是一位热情的爱国主义者，一位相信他的国家是伟大的法国人。要成功地扮演角色，重要的是适合角色。
阿道夫·希特勒是二十世纪最蛊惑人心的政客。他鼓动唇舌，可以使人们入迷，煽动起数百万人的疯狂的仇恨、恐怖心理和爱国热情。如果戴高乐的目标与希特勒一样，他会干出同样的事吗？不，戴高乐的巨大力量，他的号召力，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基于他的道义上的权威；人们不能想像戴高乐会煽动暴徒去进行谋害，就象不能想象他会当众脱光衣服一样。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的特点适合他的角色：把法国的最杰出的人物集结在一起。
有些伟大领袖竭力把人性隐藏起来，有的则加以炫耀，甚至夸大。在作风上，戴高乐和纵欲的林登·约翰逊有巨大的差别，戴高乐傲慢自大，约翰逊精力充沛，生气勃勃。然而，每个人都用自己的方式证明他是有能力的，这部分是因为，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每个人确实比他的一生还伟大。约翰逊，"疗法"是传奇式的，它既是夸张的，又是实实在在的。象乔治·华盛顿一样，戴高乐总是蜷伏在沉默寡言的茧中。被约翰逊试图说服的人发现，他自己陷入了林恰ぴ己惭的包围。
没有坚定的意志，或者没有强烈的自信，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重要的领袖人物。把自信隐藏起来，装作不存在，代之以外表的谦虚，这种作法最近时髦起来了。但是，我从未见过一个重要的领袖不是自我主义者。他们中有些人喜欢谦虚的气氛，但没有一个是谦逊的。谦逊是作姿态、装样子，正如麦克阿瑟的玉米轴烟斗是一种摆设、邱吉尔的高视阔步是一种姿态一样。一个人想要驾驭领导人必须对付的各种势力，那他必须相信自己，用领袖人物应有的方式来对待自己。他必须相信他的事业。不相信自己，就不能说服别人相信他。
1947年，法国的一位批评戴高乐的人对我说：霸谡问挛裰校衔?nbsp;帝有直通电话线，在做出各种决定时，全部要做的事仅是接通电话，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指令。"成功地以自己的意志影响历史的领袖们，有时是正确的，有时是错误的，但从不犹豫不决。他们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们也集中别人的意见，但要按自己的判断行事。本书所涉及到的领袖们，有的会犯错误，但他们极其自信：如果是追求自己的梦想，按自己的直觉行事，那么，他们大部分时间内大致是对的。他们从来不怀疑他们是站在最高点：因为他们最适合自己的职务。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不会让位于第二流的人物。
一个领袖人物的耳朵有时要练得同人们的心声协调起来。
行使权力就是锻炼这种协调。随着他越来越看惯了自己的决定带来的重大影响，领导人也越发安于作那些决定，并宁肯准备承担自己失误的后果也不接受其他人的错误的后果。
一个领袖在决定怎么办时，可能要经历极大的痛苦。成功的领袖中，很少有人在作出决定后花费更多的时间去为这些决定烦恼，嗟叹这些决定是否正确。在试图结束美国卷入越南的问题上，我最难于做出的决定常常是那些最后的决定。当参与这些决定的顾问们事后私下怀疑这些决定是否正确时，我总是说，"记住罗特妻子的教训，不要向后看。"如果一个领袖过多地考虑他的决定是否正确，就要磨损锐气。他要全力注意明天应做的决定，唯一办法是坚定地把昨天置于脑后。
这不是说他不要从错误中汲取教训，而是说在他有时间来进行思考的时候要对错误应该采取分析的而不是被动的自疚的态度。戴高乐处于"在野"的年月里，阿登纳在狱中和修道院期间，邱吉尔下台时，德·加斯佩里在梵蒂冈图书馆里时——他们都有时间进行思考，并充分利用了这种机会。我发现我的最宝贵的年月是担任副总统和总统这段时间，当时我可以从事件的中心摆脱出来，较为慎重地回首往事和展望未来。
我所认识的领袖人物实际上都是非常易动感情的，换句话说，他们是非常富有人性的。有些人象邱吉尔那样外露。另一些人象章晓夫那样，无耻地滥用感情。戴高乐、阿登纳、麦克阿瑟、周思来和吉田茂则是那种能自我克制的典范，他们在公众面前出现时，把个人感情隐藏起来。但是，非常了解他们的人会深深感到隐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强烈的情感核心。
在了解领袖人物的过程中，往往很难把虚假从真实中区分出来，原因在于政治领导的某些方面造成了假象。邱吉尔是这方面的大师。他经常是在当演员。对于戴高乐来说，神秘、荣誉、超然、受到喝彩都是治国的手段，用以促进法国的事业。
世袭君主经常对臣民控制感情，这不是个性问题：而是罗曼蒂克式的虚假。我们周围的电影明星、摇摆舞明星、现在电视中著名人士都是在虚假的服饰下，使群众神魂颤倒而纷纷购票的。
政客比演员或电影制片人更清楚、惹观众厌烦就会失去观众。因此，伟大的政治家很少是迟钝的，也不应是迟钝的。政治领导人不仅应启发人们的理智，而且应打动人们的感情。除非领导人能唤起人民一定的感情，否则最英明的路线也归于失败。
在枯燥的历史教科书里，我们找不到关于领导素质的论述。要找到它，我们必须注意人们的精神，看看支撑和驱使他的是什么，使他能够驱使和说服人的又是什么。我们在麦克阿瑟和邱吉尔身上看到了傲慢、自负、自相矛盾、老是摆架子，然而他们有着长远的历史眼光，既才华横溢、又富有洞察力；他们被驱使，也驱使别人：他们对自己命运的估计大都与他们对自己国家命运的看法连在一起。我们还应当留心有关传说。
传说经常是事实和虚构的巧妙结合，是为了欺诈，为了给人印象，为了鼓舞人，有时单纯是为了吸引人。但是传说是了解领导素质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领导素质的某些方面，在所有领域内——商业、体育、艺术、学术界——是共同的。但是有些方面是政治进程中特有的，至少是更加突出的。
声望本身不是领导素质，杰出也不是。无需从事领导，在某一方面也能达到杰出的境界。作家、画家、或音乐家在没有领导的情况下就可以进行艺术创作。发明家、化学家或数学家也可以在与外界隔绝的情况下施展他们的才能。政治领袖必须激励追随者。伟大的思想可以改变历史，但是，只有鱿治按蟮牧斓际保枷氩庞?nbsp;力量。
同样，"伟大的"领袖并不一定是好人。阿道夫·希特勒激发起一个国家。约瑟夫·斯大林行使权力残酷而有成效。胡志明成了超越越南国境的千百万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好人和坏人同样可以被驱使、同样果断、同样老练、同样有说服力。
领导素质本身在道义上是中性的，它可以促成好事，也可以做坏事。
因此，伟大的领导人高于其他人，也不是因为他有美德。
其他人的美德多一些，但取得成功的较少。"好人最后成功"这句格言在政治上比在体育上更适用。伟大的领导人比二流人物高出一筹，他们更坚强、更足智多谋、判断更敏锐，这种敏锐性使他们不犯致命错误，并能看出和抓住那些一闪即逝的机会。
智力上才华横溢也不是领袖独有的特征。本书所论述的所有的主要领导人都是非常聪明的。他们都有敏锐的分析能力，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但是，他们思考得较具体，而不是更抽象，他们注重权衡后果而不是创立学说。教授一般是通过他自己的价值准则来观察世界，然后上升为理论。对一位领导人来说，理论可以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但决不能代替分析。
什么是成功的领导人应具备的基本品质？这是关于领导因素中最明显也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当然，不会只有一种答案。
在不同的情况下要求不同的品质，但才智出众，敢作敢为、勤于职守、判断敏锐、献身伟大事业的精神以及某种魅力，肯定都是主要的品质。在历次政党竞选活动中，我经常说，我们必须做的是"在工作上，思想上以及斗争上"都能压倒反对派。伟大的领导人要有洞察力、深谋远虑、并愿去进行大胆而又深思熟虑的冒险，当然他也需要好运气。首要的是他必须果断、必须精细地、冷静地分析他的机会，然后断然采取行动，决不能象防程那样沉思无决断，因"思虑憔悴而无所事事"。他渴望行动，并愿意为此付出代价。长久以来，一直有这样一种荒诞的说法：一个人只要称职，他就一定会而且应该官运亨通。这未必如此，也不可能如此。"勉强上阵的候选人"，这种不真实的说法多半是在知识界人士中流行，也是阿德拉·史蒂文森吸引人的一种手法。如果你能给我找出一个勉强上阵的候选人，那我准能给你找出一个失败的候选人。一个不情愿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不可能承受选举运动所要求的那种紧张，他也不可能承担领导人应有的牺牲：无情的人身攻击、使人精疲力尽的节目安排、不公正的恶意的批评、难以忍受的讽刺漫画。除非一个人准备忍受这一切，并仍然热情不减地从事竟选，否则，即使选举获胜，他也不可能有坚强的毅力去克尽职守。
有一种必须具备的条件，人们往往忽略它。它使许多本来很有才华有可能成为领袖的人，没有获得最高职位。温斯顿·邱吉尔在描绘十九世纪英国一位有可能成为伟大领袖的人时，写道："他绝不摧眉折腰，决不祈求什么"。在美国，托马斯·伊·杜威和罗伯特·阿·塔夫脱，也许由于缺少这种品质，致使他们没能当上总统。1952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政治性宴会上，我坐在杜威旁边，突然，一个有点醉意的客人拍着他的后背，以一种在杜威看来是过分亲呢的方式向他致意。杜威把他推到一边并问我："那头蠢驴是谁？"此人正是纽约州北部地区好几份较重要的小报的报主。1952年在新汉普夏的初选中，一个小姑娘向塔夫脱要求亲笔签名。塔夫脱拒绝了，态度生硬地解释说，他很乐意与人们握手，但如果他把时间都花在满足人们的签名要求上，那他永远也完不成竞选运动。不幸的是，这个插曲被电视台拍到了，并在美国千家万户的起居室中一再播放。尽管塔夫脱的逻辑是那样的无懈可击，但这个插曲在政治上的后果是毁灭性的。
领导人因为繁忙，因为自命不凡，由于对别人的打扰和分心恼火，并认为自己高人一等，这就可能会使他对他认为是劣等的人缺乏耐心。不能"容忍蠢人"会在三方面引起麻烦。第一，领导人要有追随者，他需要的追随者中，其中许多人的思想，他认为是愚蠢的。第二，他所认为的蠢人、不愿理睬的人，并不一定是蠢人。第三，即使是蠢人，领导人也可以向他学习。领导和人民之间，要有一条无形的纽带；如果领导人对人民流露出蔑视，就可能切断这种纽带。然而，必须时刻牢记：领导人不是普通的人。他们不应以一个普通人的：姿态出郑绻鞘酝颊庋?nbsp;，就会显得做作，不仅虚假而且有失尊严。
人们可能喜欢邻居家的男孩，但那并不意味着要选他当总统或国会议员。成功的领导人不应以话语来鄙薄人民，应当尊重他们，千万不能傲慢。他一定要愿意，并能够"容忍蠢人"，对那些他要寻求支持的人表示尊敬。但是，他一定要保持一种与众不同的品质，使人们尊敬他。如果他要取得人们的信任，那他一定要唤起对他的信仰。这种作法不仅是正当的，-如果他是平庸之辈，他就不会成为领袖——而且在民主社会中，造成领导的这种神秘性是必要的。
领导人不仅要学会如何讲话，而且要懂得什么时候缄默不语。卡莱尔曾经说过："缄默是成就大事的因素"。戴高乐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一位领导人来说，缄默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
也只有当我们倾听而不是在讲话时，才能学到东西。
我多次见过乍到华盛顿的政界新人，他们那种表面上善于词令、即兴长篇大论的能力，曾使新闻界及他们的同僚眼花镣乱。但不久，这种新鲜劲就消失了。他们发现人们不是从他们如何演讲，而是从他们讲什么来衡量他们。他们由于不是法国人所谓的严肃的人而被摈弃。最能言善辩的人，往往是思想上最肤浅的人。有可能成为领袖的人，在做抉择时，一条可靠的法则是：遇事少言多思。
邱吉尔在论及罗斯伯里勋爵时写道："不管别人对民主政治的见解如何，对民主政治的粗糙的、散乱的基本原则有实际体验总是好的。要培养一位政客，最必不可少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