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就有的。他大部分生动的诗歌是在长征途中或长征以后写成的。

    他在描写使人振奋的斗争场面，特别是描写残酷的斗争场面时，运用了鼓舞意志的手法，使人读起来感到增添了力量。由于具有这些品质，他才有可能激励他的同志们去完成象长征这样的史诗般的业绩，使他的同志们成为一支几乎是不可战胜的队伍。

    1972年，**在与我的晤谈中用他的大手在我的面前一划，以一种概括我们的晤谈甚至是概括中国全貌的姿态，对我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大元帅不赞成这次会谈"稍顷，他接着说，"我们与他之间的友谊的历史，比你们之间的友谊的历史还要长得多。"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这位大元帅在谈到中国时，也做了一个类似的手势，清楚地表明，他的谈话不但适用于中国大陆，也适用于他的堡垒——台湾。

    我觉察到**和蒋介石这两个人在谈到他们的国家时，都采用有点类似帝王的姿态。毛和蒋所用的手势和语言，似乎都表明他们国家的命运是和自己浑为一体的。这两位领导人在历史上同时出现了。他们之间没有妥协，只有冲突。一位成为胜利者，一位成为失败者。

    说来也奇怪，**和蒋介石在许多方面都很相象。他们都是东方人，**一生只有两次离开中国，1949年和1957年，他先后两次去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蒋介石也只有两次出访，离开亚洲：一次是1923年受命去莫斯科，一次是1943年去开罗出席四强会议。他们两人经常长期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利用这一时间写诗：蒋介石则经常一边在山间散步，一边背诵古诗。这两个人都是革命家。**造了他专横的父亲的反和整个社会的反，蒋介石则造了国内**、对外软弱无能的满清王朝的反。有趣的是，蒋介石割掉他的辫子——这是造反的象征——比**还早七年。

    他们两人之间，既有表面上的差别，也有实质上的差别。

    **懒散地躺在椅上的样子，就象是不留心丢在那里的一口袋土豆，蒋介石笔直地坐着的姿态，则好象他的脊梁骨是钢制的一样。**很随和，无拘无束，说话很有幽默感，使谈话气氛很轻松；我与蒋介石会见时，却从未发现他有任何幽默的话语。**的书法是信笔成书、不拘俗套的，蒋介石的书法则笔直字方，一望成行。

    他们二人的差异，更深刻地反映在他们爱国的方式方面。

    他们都爱国，**力求把过去的一切推倒重来，蒋介石则力求在旧的基础上建设新的国家。胜利之后，**简化了汉字。这不仅是为了便于书写，而且是为了铲除造形复杂的汉字所写成的历史。蒋介石在溃败之时，还在接送难民的分舰队中腾出地方，枪运了近400，000件中国古代艺术品（去台湾），而把他的许多忠实助手和士兵留在大陆。

    我第一次见到**时，他提到蒋介石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还把**领导人称为"匪徒"。我问**："你们怎样称呼蒋介石？"他笑了笑，周思来接过话头回答："一般说来，我们叫他们为'蒋帮'。在报纸上，有时我们也称蒋介石为匪徒，他们用匪徒的称号来回敬我们。当然罗，这不过是彼此相骂罢了。"周思来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就象在公园里乘坐滑车一样，时起时落。二十年代初期，周思来在黄浦军校工作时，是蒋介石的下属。据说当时蒋介石曾称赞周恩来是一位"明智的**员"。几年之后，蒋介石却又悬赏八万美元搜捕周恩来。但总的说来，使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周恩来和其他几位官员在提到蒋介石时，他们对蒋的态度显然是相当复杂和自相矛盾的。作为**人，他们恨蒋介石；作为中国人，他们又尊敬甚至钦佩蒋介石。在我与蒋介石的所有谈话中，他却从来没有表示过对**人有何尊重可言。

    1953年，我第一次见到了二十世纪中国第三位伟大的领袖——蒋介石。我既以美国副总统的身分、也以美国公民身分与他保持着联系，并与他建立了极其珍贵的私人友谊。我高度评价这一友谊。这就是与北京重建外交关系对我来说是如此深刻的、曲折的个人经历的原因。

    蒋介石和他的夫人经常欢迎我致他们在台北的豪华公馆作客。蒋夫人充当谈话的翻译，但她有时也参加讨论。象蒋夫人这样曾在美国威尔斯利学院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充当翻译，真是再好不过了。她的汉语和英语都十分娴熟，很有辩才，再加上她对她丈夫的想法了解透彻，所以她在翻译中遇到汉语或英语中没有相应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时，都能够斟酌损益，把原意准确地表达出来。

    更重要的是，蒋夫人远不只是他丈夫的一位翻译。历来育一种风尚，这就是贬低领袖们的夫人在历史上和个人方面的重要性，认为她们的扬名、显赫，只不过是与其丈夫结婚的自然结果。这不仅忽略了这些领袖夫人在幕后所起的作用，而且也贬低了她们所具有的品德和特性。我认为，蒋夫人凭她的才智、说服力和道义上的力量，完全可以使她本人成为一位重要的领导人。

    蒋夫人与**的第四位妻子**相比，其性格的差异比**和蒋介石之间的差异更大。蒋夫人是一位有教养的、修饰华美的、非常女性化但又意志坚强的人。**则是一位粗鲁的、缺乏幽默感的、一点女性特征也没有的人，是一个分不清性别的、狂热的、典型的**女人。惠特克·钱伯斯曾经告诉我："当您遇到一对信仰**的夫妇时，您会经常发现，那个女的准是两个中最狂热的一个。"就**而论，惠特克的话是完全符合事实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比**更加冷酷、更为粗野的人了。当我和她一起观看她特意为我安排的文艺宣传节目时，她看起来既没有**的热情，也没有周恩来的优雅。

    她显得非常紧张，以致于她的前额和手都冒出了汗珠。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典型地表现出她那种令人不悦的、好战的态度。她说："你为什么从前不来中国？"

    周恩来夫人邓颖超与**相比，是截然不同的另一位女性。

    我在1972年见过她：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不久，又见到了她。

    邓颖超看起来差不多与周恩来一样的优雅和干练。除了和周恩来的关系外，她本人过去是、而且现在也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人，在党内独自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然而，邓颖超不象**那样，她不允许**的意识形态损伤她的妇女的气质。

    饶有兴趣的是：周恩来一生只娶了一位妻子，而**有四位。

    中国内战造成的分裂给宋氏家族带来了不幸的结局。蒋夫人的父亲——查理·宋因印刷和销售《圣经》而成为富翁。

    他有三个女儿：蔼龄、美龄和庆龄。霭龄嫁给了中国银行的总裁，在中国大陆陷落之后移居美国。美龄与蒋介石结了婚，和他一起反对**人，后来又一起流亡到台湾，直至蒋介石去世。美龄现在住在美国。庆龄与中国革命运动的创始人孙中山结了婚。在中国内战时期，她站在中国**人一边，后来成为中国革命运动中受人尊敬的典范。她于1981年去世，北京为她举行了国葬。

    蒋介石向宋美龄求婚时，遭到了问霞族的反对，因为他不是基督教徒。宋美龄的家庭坚持蒋介石只有成为基督教徒，才能和宋美龄结婚。不愿轻易皈依宗教的蒋介石说，如果他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宗教信仰的话，那也只能成为一个蹩脚的基督徒。不过他还是答应在与宋美龄结婚后，认真学习《圣经》。这样，问霞族才同意年之后，蒋介石一一一皈依了基督教。从此以后，蒋介石和他的夫人经常在早晨一起作一个小时的祈祷。蒋介石本质上并不是一个能够信赖别人和多情的人，但他不久便完全被宋美龄征服了，和她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在国家事务方面，美龄成为蒋介石最亲密的知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美龄还作为蒋介石私人的密使，多次访问美国。她那迷人的亲切的举止，使她成为一位国际上的知名人士，也使蒋介石冷酷生硬的形象变得温和一些。

    蒋介石在私人交往中，经常披着黑色的斗篷，头剃得光光的，使他显得更加严峻和沉默寡言。当我说完一段话时，他总是发出"好，好，"的声音，但精神似乎有点紧张。他目光如射，显示出他的自信和毅力。他的眼珠是黑色的，偶尔也熠熠发光。在我和蒋介石开始讨论之前，他的目光常常先扫视一下房间的四周。到了和我谈话的时候，他就一直注视着我。

    **和蒋介石的不同也表现在个人生活习惯方面。蒋介石周围的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包括他的衣着，办公室和他的家庭，都是如此。从各个方面来说，蒋介石都是一位讲风纪、有条理的人。用"整齐"和"清洁"来形容他给人们的印象，这是毫不过分的。**恰好与蒋介石相反，他的书房摆满了书报。如果以书桌的整齐清洁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位办公人员是否合格的话，那**准是不及格的。**的杂乱无章和蒋介石的井然有序，**的漫无拘束和蒋介石的循规蹈矩，都造成鲜明的对比。从外貌看来，用"不修边幅"来形容**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蒋介石是政界人物中最罕见的一个典型，他是一位保守的革命者。美国的革命能够成功地建立一个有秩序的、自由的社会，这是因为它的领导人基本上都是保守的。他们为已经获得但一度失去的自由而战斗。法国大革命受挫的部分原因，则是法国领导人想实现一个纯理性的、抽象的幻想——它在法国民族的历史上是没有基础的。

    蒋介石的想法跟美国的想法更为相似，而与法国的想法不同。他想恢复中国的传统。他反对旧制度遗留下来的**现象，对吸鸦片的恶习和仍然普遍存在的缠脚陋习也进行了斗争。不过，尽管蒋介石采用了立宪政府的做法，他毕竟还不是一位民主主义者。从蒋介石看来，中国的问题不是民主太少了，而是大多了，这个国家需要的是纪律，一如孙中山所说："中国已经成为一盘散沙。"蒋介石所寻求的纪律将会使中国人民的创造性和生产力得到解放。

    他的想法在台湾推行的结果，产生了经济上的奇迹。尽管1965年以前蒋介石一直接受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其数量很少。

    与台湾爆炸性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对中国人民来说，经济上的统计数字不可能改变**人赢得中国大陆这个悲剧，但这些数字毕竟还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人实行了农业生产集体化，但今天大陆生产的稻米按每人的平均数来说还低于解放之前。蒋介石采用的办法是：用钱购买地主的土地，然后再把土地分给农民，卖了土地的地主把大量的钱投资到工业方面；政府同时鼓励外国投资。结果，台湾现在人平均收入是大陆的五倍；一千八百万人口的台湾的出口额，大约比十亿人口的大陆的出口额高百分之五十。

    蒋介石是一位实干家。他在动荡不定的生涯中，多次获得了成功，因此对自己的判断能力具有绝对自信。他喜欢读儒家学派的哲学家王阳明的著作。王阳明认为："知而不行，实与不知无异。"

    1949年蒋介石从大陆溃败了，但这并没有动摇他的自信。

    对他来说，这只不过是另一次暂时的挫折罢了。我每次见到他时，他都要谈到光复大陆。他的许多助手对光复大陆已失去希望，但他本人从未失去信心。

    蒋介石为自己取了"介石"这个名字，译成英文就是"搬不动的石头"之意。从他的个性来看，这个名字是取得再好也没有了。我非常钦佩他的决心。他从来不相信应该在任何"不可避免之事"面前屈服——它们只不过是看起来难以避免而已。经常有人会对某一个社会活动家说：他的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些人缺少创造性的远见。他们经常把某些事情看作是不可能实现的，究其原因只不过是以前没有人做过而已。蒋介石对此十分清楚。他曾经写道："敌人总是包围着我，有时他们的力量还超过我。但是我知道如何忍耐。"

    尽管蒋介石的性格很顽强，但他还是有很多失算之处。不过，象大陆失守这样的悲剧，也不应该只归咎于某一个人。蒋介石仍不失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可是，由于他一丝不苟地照搬书本，使他成为一个平庸的战略家。在一个假定的战略设想的范围之内，他的判断是敏捷而又果断的。他只照他所知道的章程行事。如果这些设想的情况没有变化的话，几乎没有什么人战胜他。但他很难超越这些设想的框框一步，因而也不能提出向旧战略挑战的新战略。许多历史人物对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各种框框都提出了挑战。虽然历史中充满了某些人物的革新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记载，但历史毕竟还是由那些善于利用时代的机缘进行革新的人谱写的。**就属于后面这种人。这正是蒋介石的不幸所在。

    在蒋介石的军队出师北伐以用武力统一中国之时，这个国家一部分控制在外国人手里，一部分为军阀所割据，还有一部分处于各自为政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蒋介石逐步取得进展，组成了一支中国最强大的军队。若干年后，他被宣布为统一的中国的统治者。

    但是，这种统一更多的是名义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蒋介石虽然使他的对手屈服了，但并未征服他们，他同意让他的对于按照中国的传统方式，既臣服于他这位上司，又与他结为盟友，以此保全对方的面子。这也许是他最大的错误。马基雅维利也许应该告诫蒋介石：不应该让军阀继续当政和指挥他们的军队。因为这样会使蒋介石的征服得不到保证。忠诚只有通过下级对上级的依赖才能够实现。

    也许马基雅维利是对的。蒋介石从来没有全面地控制过中国。他的部队穷于应付，以求维持国家的统一。如果他要向中国某个地方增调部队的话，另一地方的军阀就会以脱离政府相威胁。结果，蒋介石一天到晚忙于对付各地军阀提出的挑战。

    这使他一直不能让他的军队的将士们复员，更没有集中足够的精力和国家资源去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和改革。蒋介石最大的失策是：他从未调集全部兵力去对付过**。总而言之，他的战略的结局是：顾了面子，丢了中国。

    **没有犯这种错误。他在取得革命胜利后，紧接着又在大陆上的每个地区确立**对每一级组织的控制权。

    事实上，历史将会把这一成就当作**最大的成就记录下来。

    周恩来在历史上的功绩就难于评说了。在内战期间，他对**赢得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1949年胜利之后，周思来不过是**所信任的几个助手之一。他想通过进行循序渐进的经济现代化的方法，把意识形态和实用主义融合在一起。但**在政策上的摇摆多变，使周思来的努力屡遭挫败。

    周思来还试图把**中国冷酷无情的生活变得温和一些，允许有一定程度上的自由讨论，给中国社会注入贝克所说的"毋需用钱买来的优雅生活"。周恩来几乎是独力为此而奋斗的。

    但他的这种努力也失败了。

    在外交上，周恩来赢得了极大的声誉。他引导着一个潜在的能力远远大于其现有实力的国家。但是，他从未利用过任何机会为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1976年，在周恩来去世后不久，我又见到了他的遗孀。我对邓颖超说，不需要建立一个纪念碑来纪念周恩来，因为历史学家将会把他维护全球战略平衡的所作所为当作他的遗嘱，以证明他的伟大。当时，我试图概括周思来非凡的经历，说："人们看不到的东西，往往要比看得到的东西更有意义。"

    在我与周恩来和**的谈话中，他们两人几乎都提到他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但余下的时间却很少了。他们一再提到年龄问题，使我感觉到：周、毛二人都知道他们的日子不多了。

    他们两人的苦恼可能是共同的；但是，他们的眼界和使命却不相同。

    在他们的最后年月里，这两人也不是向着同一目标前进的。据说，在周恩来的晚年，后来被称为"四人帮"的帮派要迫使周恩来下台，这可能还得到**的默许。周恩来预料**死后可能会出现权力之争，因此，他一声不响地把支持他的政策的人尽可能多地安置到重要的岗位上去。**的晚年则是在一种预想不到的、时而倒向政治派别的这一边，时而倒向那一边中度过的，并在这种摇摆的过程中，给中国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在一段时期里，**支持温和的讲究实际的派别；但时过不久，他又变得不耐烦了，联合起极左分子，发动另一场小规模的文化大革命。最后，他把自己也否定了。

    在1976年的几个月内，这两位伟大的中国**领导人相继去世了。他们两人都没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是，周恩来的政策在身后得到了继承，**的继承人却竞相抛弃**主义。

    假如没有**，中国**运动就会缺乏一种神秘感——它不仅吸引了那些征服中国的、狂热的支持者，也鼓舞了世界亿万人民。但是，**象大多数革命领导人一样，只善于破坏，不善于建设。

    周恩来也能够进行破坏，但他很有才干。他不是光能管理废墟的人，而是能够进行建设，这在革命领导人中是罕见的。

    他既能维护过去留下的最美好的东西，又能为未来建设一个新社会。

    如果没有**，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如果没有周恩来，中国的革命则可能会被烧毁，只剩下一堆灰烬。

    中国革命能否继续生存下去并搞得越来越好，而不是越来越糟，最终将取决于**现行领导人的决策，看他们能否象周恩来那样，更多的是作为中国人行事，而不是作为**人行事。如果他们确实能够这样做，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将无需担心北方的苏联、南方的印度、东北方的日本，甚至毋需担心东方的美国。拥有十亿世界上最有才干的人民和巨大的天然资源的中国，不仅将会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而且将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