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革命家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周思来和蒋介石这三个人的历史。在打败了蒋介石军队之后，随着**对大陆的统治的巩固，中国**人实际上把**和蒋介石之间的对抗描写成上帝和魔鬼之争。**把自己看作当代的秦始皇——两千年前第一个统一中国的皇帝。
他发动了一场个人迷信运动，把自己神化了。周思来则长期处于幕后，作为一个忠实的官员，运转着中国的国家机器。在台湾，蒋介石凭借着独裁手腕进行统治。但是，他没有象**那样过份美化自己，因而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并且教导他统治下的人们要光复大陆。
这三个人中，我认识蒋介石的时间最长。我把蒋介石及其夫人看作朋友；在某种意义上说来，其他两人则不是。我和蒋介石夫妇有私交。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共同的信仰和道义上的产物。但是，赢得中国大陆战争胜利的是**和周思来。这两个人中，周恩来更有远见卓识。简言之，他是我所结识的具有非凡天才的人物之一。他洞悉权力斗争的现实，在这方面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如今，这三个人都已去世了。但是，周恩来留下的遗产，在现代中国却逐渐取得了支配的地位。
我1972年访问中国之前七个月，派亨利·基辛格去北京执行一项秘密使命，为安排我的访问进行谈判。基辛格首次秘密访问北京的两天里，花了十六小时以上的时间与周思来进行坦率而又广泛的讨论。他归来时对我说，周思来与戴高乐一样、是他所遇见的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外国政治家。
尽管基辛格象我们一样，有时也采用夸张的手法，但他确实难得夸奖一位他从未见过的人物。我与周思来晤面并会谈了一周之后，才理解基辛格为何如此不寻常地称赞周恩来。
我在结束1972年的中国之行时，在告别宴会的祝酒词中说道："我们在这里已经一周了。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一些观察家觉得我被这次戏剧性访问冲昏了头脑，对访问的意义估计过高。不过，我相信历史将会证明：如果不迈出美中关系正常化这一步，目前与苏联的力量均势对我们将是极为不利的。当时，对外交关系这一突破作出了贡献的人物和事件，均已载入了1972年的上海联合公报。其中最值得称赞的人物便是周恩来。
周思来是一位**革命家，又是一位儒雅的人物；他既是致力于意识形态的人，又是一位精明的现实主义者；既是政治上的斗士，又是最大的调和者。在扮演如此错综复杂的角色的人物中，很少有人能象周思来一样，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应付裕如。而周思来却可以扮演这些角色中的任何一个，或是毫不犹豫地将这些角色揉合在一起。对他来说，这并不是意味着在适当的时机逢场作戏，而是说明这位内心世界十分丰富复杂但又敏锐聪颖的人物具有不同的几个侧面。这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他在政治生涯中有着漫长而又丰富的经历。
**理论家特有的冷酷无情，使他有可能利用每个历史时期的机会，并经受住政治上的挫折和物质上的困难。儒雅之上所具有的个人素质，则赋予他以超人的品德，使他成为亿万中国人民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者的精明，又使他能够准确地估计国内政治和国际外交风云方面的潜在势力。这位政治斗士的韬晦，使他的政策在他身后还得以延续，并延伸到**以后的时代；调和者的机智和谦逊，又使他在更大的灾难性人物分裂中国时，能够把这个国家维系在一起。
这些品质的相互作用，使周思来能够脐身于**的最高领导阶层，其时间比列宁、斯大林或**都要长。
周思来早期的生活，是一个革命领袖在政治上逐渐成长起来的典范。他出生在上海西北约二百英里的江苏省淮安县。他母亲去世后，他父亲不能养活他，于是，周氏家族把他接过去，由他的几个叔叔共同抚养他。从孩提时代起，周思来就受到中国传统的官僚家庭的正统教育。他和他的一个叔叔及婶婶生活在中国东北的沈阳时，又进了一所由基督教传教士开办的小学，一直读到十五岁。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他学到了他们从西方带来的"新知识"。
初等教育结业后，周恩来参加赴美国留学的考试，由于入学考试的成绩不够理想而未能实现。之后，他考入具有反封建传统的天津南开中学就读，又在日本度过了两年时间。在那里，他第一次阅读了卡尔·马克思的著作。1919年，周恩来回到中国，进入南开大学学习。然而，政治鼓动工作对他来说，比学习科目具有更大的吸引力。他由于在组织学失罢课和游行示威方面起了作用，被监禁了四个月。
1920年，周恩来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时，已经二十二岁了。
之后，他芭洲继续求学，访问英国、德国，但大部分时是在法国度过的。作为一个罢工组织者，他的大名远扬，激进的中国留学生也很欢迎他。他虽然参加课堂学习，但政治鼓动工作仍占用他的大量精力。不久，他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助学金。
1924年，周思来回到中国，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那时正处于国营合作时期。他被任命为黄浦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当时的校长正是年轻的军官蒋介石。周思来给蒋介石以深刻的印象，被留作国民党军队的政委，并派他和几位军官前往上海组织起义，以便武装占领上海。
1927年，对**日益增长的力量感到恐惧的蒋介石占领了上海，立即调转枪口，向他部队中的**人开火。周思来幸免于难。在蒋介石军队迫使周的残部进行长征之前，周思来曾组织过几次不成功的城市暴动来反对国民党。在六千英里的长征途中，他成为**可以信赖的助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党和**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周恩来代表**与蒋介石进行联络。后来，他又作为**的首席代表，与国民党进行旨在结束内战的谈判。1949年中国**取得胜利之后，周思来任总理、外交部长，有时兼任这两个职务，其时间超过了四分之一世纪。
我1972年访问中国期间，周恩来无以伦比的品格是我得到的最深刻印象之一。通过多次长时间的正式会谈和非正式交谈，我终于了解了他，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恩来"译成英文是"恩惠降临"之意。这个名字很能概括他的风度和气质。他待人很谦虚，但沉着坚定。他优雅的举止，直率而从容的姿态，都显示出巨大的魅力和泰然自若的风度。在个人交往和政治关系中，他都忠实地遵循着中国人古老的信条：决不"伤人情面"。
周恩来的外貌给人的印象是：仪态亲切，非常直率，镇定自若而又十分热情。双方正式会谈时，他显得机智而谨慎。
他穿着一套做工精细的灰色中山服，上衣口袋上方别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小徽章，端坐在谈判桌对面，身子稍向前倾，双臂放在桌子上，有时，他双手交叉置于胸前，右臂显得有些瘦弱——这是长征途中一次受伤留下的永久性的纪念。他已是七十三岁的人了，但他那向后梳的头发仅仅略呈灰白，而且有一点弯曲：黝黑的肤色则差不多与地中海人相似，和其他的中国人不大一样。
在正式的会议上，他轮廓清晰的面部的表情始终比较严峻；在听我讲话时，头总是侧向一边，同时两眼紧盯着我。亨利·基辛格曾经把周思来比作眼镜蛇：静静地蜷伏着，保持着出击的姿势，以便伺机猛扑过去。曾经用来描述查尔斯·帕纳尔这位十九世纪的爱尔兰伟大爱国者的警句，完全可以用到周恩来身上：他是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
周恩来懂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和日语。所以在他听完翻译前，就已经知道我所说的意思了，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他偶尔还纠正翻译的译文，使之能够更精确地表达他的思想及各种差别细微的词义。他讲话时不用提纲，并且很少带他的助手参加讨论。他讲话很有逻辑，完全使人信服。为了加强话语的份量，他有时还降低声音，或点头以示强调。
周恩来身材瘦削，似乎显得有些虚弱。然而，他精力之充沛却超过他许多年轻的助手。由于肩负了大量的工作，他工作很长时间，总是起早睡晚，在他担任总理兼外长时尤其如此。
他经常利用清晨的零星时间会见外国来访看，谈话继续到日出，谈话结束时，精神却仍然星烁如初。
随着非正式的宴会和观光活动的增加，我们的互相了解加深了；周恩来的姿态也更加开朗，表情更加丰富了。他经常靠在椅背上，用富于表现力的手势来增强谈话效果。当要扩大谈话的范围，或是从中得出一般性结论时，他经常用手在面前一挥；在搁浅的争议有了结果时，他又会把两手放在一起，十指相对。在正式会谈中，他对一些俏皮话暗自发笑；在闲聊时，他又变得十分轻松自如了，有时对善意的玩笑还发出爽朗的笑声。他开怀大笑时，两眼闪射出快乐的光芒，脸上皱纹显露，显示出这是发自于内心的真正的喜悦。
在国宴上，周思来和我彼此都用茅台祝酒，而不用这种场合中常用的传统饮料香槟酒。茅台是一种烈性酒，用粮食酿成，含酒精高达五十度以上。曾经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人由于茅台酒喝多了，饭后点香烟时，他爆炸了。在一次宴会上，周思来点燃了一根火柴，放在装有茅台酒的杯子上来证明它的可燃性，这杯酒果然不久就燃光了。
我们绕着宴会厅与五十多位高级官员碰杯，我注意到周恩来向每个客人祝酒时，只用嘴唇轻轻碰碰杯沿。当我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都还拿着原来的那杯酒，坐下来休息。谈到酒量，周恩来对我说：在长征途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一天喝了二十五杯酒，这使我非常惊讶。由于年龄的原因，他的酒量已被限制到二、三怀。我记得曾经读过一段书，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曾经攻占了生产茅台酒的茅台村，把那里的酒都喝光了。
周恩来夹夹走江湖卖药的人常有的那种目光，对我说：长征中，茅台酒被看作是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
我们谈话的内容涉及到政治、历史和哲学。所有这些周恩来都很在行，周恩来是一位由学者转变成了造反者的人，但从未失去学者敏锐的头脑和深刻的思想。然而，他的意识形态有时也会影响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使他曲解他读过的历史。例如，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在提到法国革命战争中反抗殖民主义者的军队时，称它为"志愿军"。事实上，在当时的法**队中，除了象拉法夷特（Lafayette）这样的少数人外，都是受过训练的职业军人，他们为了反对英**队这一政治目的而战斗。
周恩来还对我说：林肯发动内战是为了解放奴隶；他之所以获胜，则是因为"人民"支持他。事实上，林肯这位历史上少见的伟人和中国人崇敬的人物之所以进行内战，并非为了解放奴隶，而是为了使南方回到合众国中来。他发表《解放奴隶宣言》是一个明智的策略。但它只是要解放在叛乱的州中的奴隶，而不是解放仍留在合众国中的边远各州的奴隶。林肯坚定不移地反对蓄奴，但他首先考虑的是拯救合众国。
虽然周恩来是一位具有献身精神的革命家，但他安然居于古老的北京的金碧辉煌的宫殿之中，平静、优雅地在其中活动，象一位君主时代的圣哲一样。看见他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的人，谁也想不到他就是那场专门为了征服世界、改造文明和改变人性的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宫殿里的装饰，是中国过去受人尊重的标志。这些宫殿用豪华的中国风景画和金、银、玉石制成的古代艺术品装饰起来，这里丝毫没有北京街道上四处张贴的宣传标语的痕迹。
那里的艺术品和装饰品的精美程度，可以与周恩来的品格和他处理国家事务的完美技巧相比美。周恩来的敏捷机智大大超过我所知道的其他任何一位世界领袖，这是中国人独有的、特殊的品德，是多少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和中国文明的精华的结晶。在谈话中，周恩来仔细地分辨每个词语的不同含义及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在谈判中，他用迁回的办法，避开争议之点；在外交上，他有时善于通过似乎不重要的事情来传递重要的信息。
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中国领导人都极有兴致地向我提到：乒乓球队的交流为我们两国关系的突破揭开了序幕。他们似乎都很欣赏取得这一外交突破的成就的方法，就象欣赏已经取得的成就本身一样。例如，**说过：中国曾经坚持在改善关系前，应该解决所有的主要问题，这确实有点"官僚主义"。他说："后来，我看你做得对。于是我们就打起乒乓球来了。"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领：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推古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离开了一会，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壮、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恩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周恩来还具有其他中国人的品德——不可动摇的自信心，它来自中国人民享有的几千年的优越的文化传统。然而，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也有着两种不同的认识。
一方面，这种认识与过去两个世纪中中国所遭受的民族耻辱所引起的自然的愤懑是结合在一起的，使他们对外交上丧失尊严的现象极其敏感。我有一位名叫哈罗德·李的朋友是牛津大学毕业生，香港居民。他对中国人和西方人的心理都有超乎寻常的了解。他曾概括地描述过中国人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
1965年，我问他：如果美国政府承认北京政府，**中国人会作出什么反应。他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说："你们要承认'我们'？"接着，他又以怀疑的口气说："你完全错了。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会承认你们。"1954年，在讨论越南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发生的一件亭，也足以说明周恩来对中国民族尊严受到藐视时何等的敏感。他当时是中国的代表；国务卿己病杜勒斯则是美国的代表。杜勒斯曾经告诉记者说：只是在一种情况下，他与周恩来才会见面，这就是"在我们的汽车相撞的时候"。碰巧在一天上午的会议前夕，杜勒斯与周恩来都提前到达了，而且相遇了，周恩来伸出手来，准备握手，杜勒斯却一摇脑袋，走出房间，使这位中国外长受了侮辱。六年之后，周恩来对他的朋友埃德加·斯诺提起此事，仍然面有温色。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杜勒斯对周恩来的怠慢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朝鲜战场上，成千上万的美国人被**中国的"志愿军"杀死了；台湾的蒋介石政府不久又将与美国签订一项共同安全条约；大陆中国和苏联还结成了旨在对付美国的军事同盟。但我很清楚，这件事确实伤害了周恩来的感情。因此当我第一次到达北京时，我一走下飞机的舷梯，就特意一边向周走去，一边伸出我的手。我和周握手的照片，成为我访问中国时最值得纪念的留影。
另一方面，在我们与中国人打交道时，他们的自信心又使他们能够转而进行认真的自省，而不至于对自己的缺点感到不安。在我们的谈话中，周恩来不断地提到有必要了解和克服他们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们第一次会见时，他就提到出席会议的双方人员平均年龄的巨大悬殊，说："我们的领导层中，年纪大的人太多了。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类似的是，当我们游览北京十三陵时，一个低级官员特意吩咐一些孩子穿上鲜艳的衣服，还教他们在我的一行到达时应该怎样做。
周恩来对此表示歉意，说："有人带了一些小孩来这儿，是为了点陵墓的风光，造成一种假象。你们的记者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