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战略全局，情系军旅生涯。人们说他“是帅又是兵”
战场上，徐向前是叱咤风云的主将，和士兵同生死共患难；胜利后进了北京，当了
元帅，他仍然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本色。胸怀战略风云，情系普通一兵，人们赞美他“是
帅又是兵”。
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徐帅呕心沥血。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日26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
议，总结了过去几年的工作，确定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
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讨论了军队的组织编制、加强训练、加强党委的集体领导和首长分
工负责制，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有关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徐向前
出席了会议并参加了这些重大制度的研究。他以中**队的长期实践经验为依据，借鉴
外**队建设的一些好形式，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有些被**采纳了，对加快
人民军队的建设步伐起到了推动作用。
1954年9月2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成立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决议指出：
中央政治局认为，必须同过去一样，在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之下成立一个党的军事委员会，
担任整个军事工作的领导。并决定由**、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
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组成**中央军事委员会，**任主
席，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此时的徐向前身体仍然很虚弱，战争年代留给他的偏头疼经常发作。但他仍像战争
年代一样“任务重于生命”。积极参与军委的集体领导，支持彭德怀的工作，军委例会
很少请假。有时在会议中实在支撑不住了，就悄悄地到休息室吞片药，待病情缓解继续
参加会议。彭德怀是位粗中有细的人，甚为徐向前的身体担心，休息时劝他说：
“徐总，不必硬顶着啊！身体实在不行，我替你向**请假。”
徐向前感激地说：“谢谢彭总，比当年打太原轻多了，实在坚持不住我会请假的。”
徐向前不仅没请假，在讨论军队各项制度时，都很认真地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摆到桌面
上，同大家共同研究。
徐向前对军委分工的具体工作，积极大胆地实施组织领导，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他
在参加军委集体领导的同时，分管空军、防空军的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于1949年
11月11日在北京成立，防空军是在1954年10月23日成立，由于缺乏军种建设的经验，空
军和防空军在组织机构和指挥关系上有不少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徐向前在组织人员进
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5年4月12日和13日，请副总参谋长陈赓、空军司令员刘
亚楼、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防空军副司令员谭家述、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总参军
务部部长苏静，以及苏联总顾问彼得鲁塞夫斯基将军和空军、防空军首席顾问在中南海
居仁堂开会，解决了防空军与空军的组织机构及作战指挥、组织协同等问题。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授予元帅军衔及勋章典礼。**主
席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和八一勋章、八一奖章，授予朱德、彭
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新中国的10位
元帅，从此闻名天下。
1959年9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新的军委。**任军委主席，**、贺龙、
聂荣臻任军委副主席；军委常委为：**、**、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
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秘书长为罗瑞卿。
根据**的提议，在军委之下成立一个战略问题研究组，刘伯承、徐向前任正、副
组长。这个战略研究组一直工作到“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军委成立
了战略委员会，军委副主席徐向前任战略委员会主任，他深谋远虑，以战略家的思维方
式和胸怀，向党中央提供了两条有重要价值的意见：
在外交战略，即国际战略格局方面，徐向前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和中国在
国际上的实际影响，首先对“一条线”战略提出异议。
他在华国锋主持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表示不赞成“一条线”的战略。19
83年6月18日，徐向前在同胡启立、杨德中谈话中再次提出不赞成“一条线”的战略。他
说：“我不是随便提出的。这几年，我翻一些资料，一直考虑这个问题。
你们来了，谈谈我的看法，供中央参考。”
徐向前重申自己的意见，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他派姬鹏飞当面向徐向前通报了中
央关于对美关系问题的考虑，征求他的意见。后来，邓小平在1985年6月4日的军委扩大
会议的讲话中，也明确提出：“过去有一段时间，针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我们搞了
‘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线’。现在我们改变了
这个战略，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
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
6月17日，陈云到徐向前住地。这两位年逾八旬的老革命家难得一聚。在谈到外交战
略时，认识完全一致。陈云高兴地说：“我们是不谋而合啊！”
在对战争形势的估计方面，徐向前从历史的经验中，从对世界风云和我国国情的分
析中，也为中央的正确决策提出了符合实际的认识。
50年代后期，由于中苏关系破裂，中美尚未建交，中央对战争突然爆发的考虑比较
多。强调“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到备战工作上去，
影响了国家的经济建设，同时也影响了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后劲。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军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徐向前对此十分拥
护，徐向前说：“按照中央的决策，军队工作也有个转移的问题。”但当时对战争的估
计还把握不准。到1980年4月5日，徐向前在全军后勤部长会议讲话中，就讲得比较明确
了。他说：“依我看，打局部战争是可能的，打核战争、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比较小。还
可以争取三年、五年、甚至十年、或者更长时间的和平环境。”1982年11月24日，他在
听取杨得志总长和张震副总长汇报召开全军参谋长和全军院校工作会议的准备情况时，
又指出：“现在国际环境对我们有利，我看近期内不会有进攻中国的战争。当然不是说
该高枕无忧了。我们还要搞战备。我强调这一点，就是要认清形势，抓紧时间把干部培
训好。把军队整顿好。”徐向前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委战略委员会主任，对战争形
势的分析无论是在党内、军内都是很有影响的。
经过几年的观察，分析和研究，中央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有了比较全面的、正确的、
深刻的认识，军委主席邓小平在1985年6月4日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新的
论断：“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
“真正支持战争的没有多少，人民是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的。”“由此得出结论，在较
长的时间内不会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