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道教运动大发展的时候，佛教传入了中园。中国人第一次碰到了一种完全独立于他们自己的传统的思想方式，而且这种思想并不亚于他们自己的思想。这是一种震动，使他们本能地做出反应，把佛教吸收到道教中来。他们必须经过长期的酝酿阶段，才能正视印度的这种教义，知道它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佛教在中国总是保留着它最初嫁接的痕迹，而且据说中国的佛教不大象是在中国的印度佛教，而是适应中国的特殊的新佛教。①

    第一次渗入

    汉代的官员在公元前1世纪首次深入到中央亚细亚，在下一个世纪又再次出现在中央亚细亚。自此以后，他们就出现在这条国际交通线上，在这里，印欧语系诸王国在中国和印度的共同影响下繁荣起来，从这时起，就出现了称呼这个地方的新名称西域（Serindia），一直到它归依伊斯兰教为止。商业在中国人的庇护之下兴盛起来，而且丝绸之路也是佛教借以传播之路。第一批传播佛教的人可能就是访问西域的中国人，还有作为商人、政治避难者和官方使节在中国土地上生活的外国人。

    但是，在中国人进入西域以前，佛教对这个地区必定有某种程度的渗入，虽然很难确定它正式传入的准确日期。佛教的资料充满了传奇式的传说，②只有在研究经文翻译的年代学方面这种资料才可以利用；而在世俗历史编纂学方面，由于出自儒家文人之手，关心的只是皇帝的宫廷及其礼仪，关心的是政治、行政和军事事件；如果它提到佛教的话，也只是表现在非常偶然地提到的几件小事上面。这表明它们的真实性是相当可靠的，但它也意味着资料的数量少得可怜。

    汉王朝楚国内的佛教

    第一次明确地提到佛仅是偶然见于公元65年关于皇家的楚王刘英的一道诏旨中。①他的楚王国的中心位于彭城（在山东、河南和安徽搭界处），即一个世纪以后爆发黄巾军叛乱的那个地方。楚王英是汉明帝（公元57—75年在位）的一个弟弟，他被怀疑搞颠覆活动，因此他呈上几段丝织物以求贷他一死。汉明帝对他有不忍之心，就在公元65年的诏令中为他开脱；皇帝在诏令中袒护他的弟弟，②说他所诵习的是“黄、老之微言”和崇尚“浮屠之仁祠”；说他“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因此之故，皇帝声明他不负任何嫌疑，并把他的缣纨还给了他，以助在楚王藩邸举行的对“伊蒲塞（upāsaka）和桑门（■ramana）之盛馔。

    这两个梵文名词是译音的中文，分别指世俗信徒和佛教和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把佛和黄老——即老子和黄帝——联系了起来，很可能把这二者当成了一个单一的神明。他被当做一个神像，应该向他祭祀并实行斋戒。③彭城是一个重要商业中心（它今天还是一个铁路交汇处），很可能吸引了许多外国人，其中当然也包括佛教和尚在内。但是，皇帝对佛教之着迷，表明甚至在京师洛阳也是很虔心礼佛（他与黄老合在一起）的。后来，到了公元1世纪的中叶，佛教已经由中外商人汇集之西北诸绿洲而深入到中国的中原和东部了。

    五年以后，即公元70年，楚王英又被卷入另一次叛乱阴谋之中。这一次他和几个道教方士在一起，方士们造作了有利于他的预言，他被判处死，但皇帝又一次只是把他废黜并把他发配了事；他被发配到长江以南的丹阳郡（安徽）；楚王英在这里于第二年自杀。可能至少有几名佛教人士陪伴他到那里，这可能表明佛教第一次传入了中国南方，即江南地带。

    但是，刘英的佛教社团在彭城存留了下来；一个世纪以后我们看到它在当地的官员笮融的庇护下兴盛起来；笮融因彭城刺史曾授权让他管理粮食运输，因此而发家致富。彭城刺史陶谦和笮融一样，也是来自丹阳。陶谦身名大显是因为在公元194年后镇压黄巾军有功，也因为他在公元190年董卓的政变中忠于朝廷；那次政变使洛阳遭受了很严重的烧杀之祸。①京师的居民特别流落到彭城地区避难，这个地区很富庶，所以他们能托庇于此，不致受到京师扰乱之害。

    今天我们得知，笮融大约在公元193年曾在彭城附近造了一座大佛寺，上覆以尖顶，另加九个仿印度塔形式的圆盘，中伫一衣锦的镀金佛像。这个建筑物有几层楼高，中可容“二三千余人”在那里念经。为了招徕当地民众参加他的佛教社团，笮融自己主动给这些老百姓豁免国家的徭役；在庆祝佛的生日和浴佛节的时候，他举办大规模的集体庆祝活动，长长地布席于路，让参加者有饭吃，有酒喝。参加的人数可达万余人，所费以百万计。②

    这些数字当然是被非佛教徒的历史学家夸大了的，因为他们不赞成佛教徒在奉献中大量靡费钱财，也不赞成对信教者豁免赋税（这种豁免到后来只给予受戒的僧徒）；笮融的跟随者，即新入教的中国教徒，肯定不在这样的僧徒之列。笮融和楚王刘英一样，没有落得好下场。公元193年，曹操袭击并荡平了彭城；笮磁逃到了长江地区，据说跟从他的有一万多彭城男女居民，并且还随身带有三千心腹骑兵。很可能，他的佛教宣传的真意确是想在这样的大激战中为他自己招集随从，同时很可能，这些追随者就是黄巾军的孑遗。可是，我们未见资料上有关于笮融的佛教杂有道教之说，象这个时期通常的情况那样。无论如何，笮融这一事件的功绩是它使我们对佛教在汉代民间中的传布情况能略知一二。老百姓的宗教生活实际上在历史材料中被忽视了。

    洛阳佛教的开始

    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汉王朝楚国的佛教社团实际上只是一定已在京师成长起来的社团的一个支派，关于这一点虽然我们知道得不多。在公元3世纪之初，我们知道京师洛阳有个许昌寺院。这个名称表明，它一定由刘英的母舅名许昌者早在公元1世纪所建。可能是在刘英于公元71年处死和彭城国除之后，他把来自彭城的僧众安置在他的第宅之中。①我们知道，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汉明帝在做了一次梦兆之后便派了一个使团去打听西方佛教的事情。这个使团据说带回了两名印度僧人，即迦摄摩腾（Kās＇yapaMātanga？）和竺法兰（DharmaratnatheIndian？），并为他们建立了白马寺；取这个名称是为了纪念那个驮回佛经的吉祥动物。

    可是，这是一个在以后很晚时间才出现的传说，显然这些僧人的名字不大可能是凭空捏造的。这两名和尚据说是最早翻译了印度经文，即《四十二章经》，人们传统地把它定在公元67年，但实际上它的翻译似乎不会早于大约公元100年。②这部经文与其说是一部翻译作品，不如说是一部介绍佛教教义要旨的入门书籍，特别是按照所谓小乘教义介绍佛教的道德的书。它不是用佛祖**的形式，而是仿照中国的《孝经》之类的经书或老子的《道德经》的形式。今天，我们仅拥有大加修改过的经文文本，其中道教的影响很明显。①

    自此以后，只有在译书的版本记录或在书目介绍中才可对汉代洛阳的佛教情况略知一二。这些译文或者译自梵文原文，或者更可能的是译自中亚的普拉克里特语（Prākrits），因为大多数译者并不全是印度人：其中有两名安息人、两名粟特人以及一些伊朗人、三名月支人（Indoscythians），只有三名印度人，甚至他们也是通过西域才来到中国的。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