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黄巾军继续活动的迹象。他们有时帮助这个军阀，有时又去帮助那个军阀，有时又自己独立活动。可是在公元207年以后，他们的名字不再见于记载；因此他们对公元220年的汉献帝退位未能起到直接的作用。

    但是，他们的间接作用或许比他们的直接卷入更为重要。在许多宗教性质的叛乱中，黄巾军比其余任何叛军更直言不讳地说到汉朝已至末日临头。“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这就是他们在公元184年的口号。“苍天”通常意指汉朝，虽然按正统理论汉朝是色尚赤。②公元192年，他们给曹操送去了一封信，断然拒绝他们和曹操之间和解之意向。他们写道：“汉行已尽，黄家当立。天之大运，非君才力所能存也。”③现在我们不能肯定，大量黄巾军在公元192年合并到曹操军队中来究竟是否加强了那些主张马上实行改朝换代的精英上层集团；我们只能说，合并没有削弱这种思想。

    黄巾军对于随着灵帝之死之后公元189年一些事件的影响，我们也很难加以估计。董卓在184年取得了对黄巾军战争的第一次胜利。接着，曹操、刘备及其他一批将领也都取得了胜利。在这一方面他们的作用是重要的，虽然其作用是非直接的；而且应该强调指出，黄巾军完全没有直接卷入到公元189年的事件中去。

    虽然叛军在反对朝廷和汉王朝，但是事实上很清楚，一个活生生的皇帝，即使像汉献帝那样已成为“乘舆播越”者，仍然使得他们感到畏惧和不舒服。汉献帝几次落入了叛军手中：192—195年朝廷被侵蚀时是如此，195—196年乘舆回洛阳后也是如此。虽然从理论上讲弑一个十余岁的皇帝易如反掌，但事实上甚至满朝文武惨遭杀戮之际，他也被留下了性命。叛军伴随东逃至洛阳的献帝时，他们一有机会也就很乐于放他走，因为有他在身旁会使他们感到不舒服。他们没有能力另立新皇帝和另建新王朝，这无疑是因为他们确实没有想出一套透彻的理论来支持改易王朝。这得让精英上层集团去搞这种理论，但汉代最后几十年的混乱却给这些集团及其人士有了站到前台上来的机会。当曹丕在公元220年同意这个理论并接受了汉献帝的退位时，黄巾军似乎在他心里没有占到最主要的地位。

    汉人所不断坚持的理想

    把全中国统一在一个领袖之下，这就是中国历史所最坚持不懈的理想。甚至在公元20世纪这个理想与在公元前5世纪也是同样明显。不论什么时候中国如果处于分裂割据之下，这都被认为是暂时局势。在汉以前的战国时期和汉以后的中世纪时期，和平从未延续过几年以上，但所有战争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把中国重新统一到一个领袖的统一之下来。

    在战国时期，各国王侯本人或许并不完全懂得应采取的这种统一和这种领导的形式，但是在中世纪时期（汉亡后的4个世纪，公元220—589年），汉之为汉的统一和秩序作为这种形式和领导的现实而受到人们的回忆，而且汉之为汉的名称又总是象征着已经失去的完美郅治，象征着他们企求的统一。有几位统治者或者径称其朝代为“汉”，或者把自己的宗谱同汉代诸帝挂上钩。有几家王室甚至自豪地追踪自己的先祖出自汉代某个官阀，还有远在日本的某些氏族也自认是汉代诸王的苗裔（有时是本无其事的）。

    在蜀汉王朝也发展了一种理论，即这几个汉王朝有如兄弟先后出生那样，它们也是前后相继的。前汉被视为老大哥，后汉被视为仲，新兴的蜀汉则被视为季。①这个王朝在公元263年被镇压下去，但40年以后，即公元304年，在华北又成立了新的汉王朝。关于这个王朝建立的前因后果，已见前面所引史书的部分叙述。

    它的统治者刘渊（死于公元310年），本是匈奴的一个王，但在公元304年却另外添了一个“汉帝”的尊号。这不是一个空洞的姿态。刘渊深通中国古代历史的事实，他因而知道有些最伟大的中国天子，就和他一样，出身于戎狄之邦。他读过《汉书》，知道500年以前，第一位汉代的皇帝就曾经把一名公主下嫁给他的祖先。从这次婚姻传下来的世系就姓了皇室家的刘姓，以表示对公主的尊敬，而这就是一种迹象，表明汉室和该公主的后裔——刘渊本人——之间是甥舅关系。

    刘渊对后汉历史的盛衰及其伴随着灭亡的事件知之甚详。他认为蜀汉是汉代的真正继承者，所以他很知晓蜀汉的历史，其言论有如下述：②

    ……我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是以昭烈崎岖于一州之地，而能抗衡于天下。

    蜀汉之帝，即刘备的儿子在公元263年耻辱地投降了北方的魏国，但刘渊对蜀汉这个不光彩的结局视而不见；此时他正在魏国的京师做一名小官。40年以后，即公元304年，他决定特别强调这种“甥舅”关系，而且建立了他自己的汉王朝。当他在公元310年死的时候，他被谥为“光文”；按照中文的习惯，“文”（指文才）与“武”（指武艺）相对而言，因此，他被谥为“光文”，就是把他放到了与后汉开国之君“光武[帝]”相当的地位。

    他建了一个太庙，在里面祭祀着最赫赫有名的汉代诸帝，这就意味着汉王朝继续存在，直到这座太庙于公元318年在“鬼夜哭”声中被烧为平地。①但是在此期间，“汉”的名义上的魔力还是起了作用的。公元311年，这个匈奴的汉王朝攻取了京师洛阳，生俘了汉族的皇帝。当这位好奇的匈奴皇帝问他的汉族对手事情怎么会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时，这个不幸的受害者感到必须以完全出于天意作答，他说：“大汉将应乾受历”，这就是假定汉朝的历数可垂之久远。②

    汉人在这时又在另一个京师立了另外一个皇帝，但却是完全无用。这个异族的汉王朝的军队在公元316年攻破了长安，一个中国皇帝又一次被他的匈奴对手所生俘。过了不久，匈奴皇帝的儿子死去，但过了几天他又复苏，说了一个奇异的故事：即他看来已经死去，但他实际上是去遨游了天宫，他在那里会见了刘渊的神灵；刘渊告诉他，上天已为他的父亲留下了一个位置。另一位天上的王要求他带回一件礼品到人世中来，带给汉皇帝。当检查这件礼品的时候，它证明了这儿子的故事是真实的。汉帝因而特别高兴，说他不再惧怕死了。①

    汉帝的君权虽然在地府很威灵显赫，但在地上，它的人世上的权威在公元318年宗庙被毁以后却大大地黯然失色了；公元319年，在位的匈奴皇帝放弃了“汉”的名号，而改称为“赵”。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和刘渊的想法不一样，他认为匈奴皇帝代表着一个独立的王朝。他们不是汉朝的继承者，而是晋朝的继承者，因为晋朝有两个皇帝曾被他俘虏过。但是直到公元329年以前他们仍然祭祀刘渊，而在329年，这个赵王朝及其所有王公和高级官员又都在洛阳被活埋了。②

    9年以后，即公元338年，一个新的汉王朝在中国的西南隅——即刘备建都的那个城市——宣告成立。可惜此事缺乏详细报道，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何做此决定。这位新的汉帝姓李，所以不能想像他会自认属于刘姓的汉朝皇室。不管是什么原因，这个王朝只立国9年。它的最后一个皇帝投降了晋王朝，因此，晋王朝虽然在北方被匈奴皇帝所侵犯，但它在东南半壁有所恢复。③晋王朝流亡者从此未再恢复北方领土，国步艰难地苟延到公元420年：那时一位将军刘裕（公元356—422年）迫使它最后的皇帝退了位。

    刘裕的王朝国号宋，但重要的是他也费尽气力地把他的祖宗上溯到汉高祖，尽管汉高祖已死了600年。历史学家沈约（公元441—513年）在公元487年受皇帝之命讲述刘裕的权力所以兴起的原故，据他说是因为自汉朝灭亡以来直到当时的200年中，人民从来没有真正忘记汉代，而魏晋两个王朝实际上只是汉代利益的临时照管者，是把后汉和刘宋联系起来的桥梁。④

    在这以后，汉的名称在中世纪又出现过一次。一名北方将领侯景（公元503—552年）因耽心有生命危险，所以在548年助了当时南朝皇帝——即梁武帝（公元502—549年在位）——以一臂之力。南朝朝廷错误地相信了他，但当侯将军在南朝首都建康站稳了脚跟，他大搞恐怖政策，饿死了时年85岁的老皇帝，另立了一个傀儡为梁帝，最后还是在公元551年自己当上了皇帝。侯景的这个短命的王朝（侯景于次年被杀，梁室复辟）也称为汉，其理由我们尚无所知。很明显，侯景从北方随身带来了这样一种思想：汉之为汉可能成为一种强大的宣传工具，因而他可能是想要这个名号的精神力量来保证他的王朝万古千秋。①

    在此以后的366年，“汉”的名号消失了。在此期间，中华帝国在公元589年被隋王朝统一，接着是光辉璀璨的唐王朝，直到公元907年。在唐王朝瓦解以后的混乱也令人想起了汉亡之后的情况。在公元907—980年间的大约15个王朝中间，有4个是其国号为“汉”的。其中最长的一个王朝从公元918年直到971年，而以广州为基地。一个奇怪的细节是，广州皇帝们虽然也姓汉家皇室的刘姓，却可能是阿拉伯人之后裔。在北方也建立过两个汉王朝，其一从公元947年到950年，其一从951年到979年。这两国的皇帝都是非汉族人，虽然他们的皇室也都姓刘。最短的汉王朝只存在了一年（公元917年），是在西川成立的，即刘备蜀汉所曾统治过的那个地方。可是，它的统治者并未自称是出自刘姓。②

    最后一个国号为“汉”的王朝是在此400年以后，即在公元1360年成立的，它的建国者本是一个渔人之子，但不知是什么动机促使他在汉献帝退位一千多年之后却采用了赫赫有名的“汉”为国号。这个王朝仅立国四年就被明王朝的开国之君所消灭，因而其详不可得而知。①自此以后“汉”的名称仍历久未衰，例如“汉字”之义便是指中国文字，“汉族”便是指北部中国的人民。中国人迄今指某人是“汉学者”（Hn scholr），此即我们西方人所称为的“汉学家”（sinologist）。

    正统的继承

    公元200年以后各个汉王朝的建立，都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表明一种古老的思想：“汉”并未实际死亡。但是历史学家得处理事实，而传统的中国历史学家在写到公元220年以后时期的时候，他就面对着一个问题。在那个时期有过三种历法，因而历史学家得选其一个作为主要历法，这就是要选其中的一个作为主要的王朝，使之可以系年记事。历史学家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主观武断的；相反地，他所选择的王朝和历法都是他认为合法的，因此他就把另外两个王朝宣布为非法的了。

    这个问题被称为正统继承论的问题。这个问题即是指：汉朝的天命是否已在公元220年转移到了由汉献帝禅位的曹丕身上，抑或转到了属于汉皇室成员的刘备身上，还是转移到了和汉王朝无丝毫瓜葛的孙权身上。这最后一种可能性未被人们考虑过，因为所有历史学家都一致认为孙吴是闰位。要挑正统者就应在刘备和曹丕之间进行，因为他们两人都自称是汉王朝的真正继承人。

    在公元220年之后的分裂割据时期，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当汉人诸王朝在公元316年被北方的非汉人入侵者驱赶到中国东南部时，对它们来说重要的是定要知道，它们才是天命的真正持有者和继承人。它们相信，真正的天命能像精神屏障那样保护它们免遭北方魔鬼的侵犯，并且最终能帮助它们恢复中原。

    历史事实有如下述。公元263年，刘备的蜀汉王朝被他的北方对手曹丕的魏王朝所征服；266年，魏王朝又禅让给新的晋王朝；280年，这个晋王朝又征服了东南部的吴国，因此统一了帝国全境。公元316年，晋王朝被赶到南方，继此而往，华北便被非汉族王朝所统治。在南方，晋在公元420年让位于宋；宋在479年让位于齐；齐在502年让位于梁；梁又在557年让位于陈。陈王朝灭亡于公元589年，它被北方的敌国隋所征服，因而中国便又一次获得了统一。

    历史学家习凿齿（死于公元384年）对曹操显得很不公正。在他的目光中，魏是汉的叛臣贼子，所以真正的天命已归于西南的刘备。刘备王朝灭亡以后，天命重新回到北方，而被授予了晋王朝，习凿齿本人便是生活在晋王朝时代。对于他来说，晋王朝是汉的直接继承者，其间并无任何中间人。①

    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用另一种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按照他的观点，汉以后的所有三个王朝都同样不是正统，因为它们谁也没有重新统一帝国。他极力主张，真正的天命在公元220年已被完全切断。它短暂地重现于晋，即当晋在公元280年重新统一中国的时候；但是后来它又被中断了，只是在589年隋重新统一了帝国之后才又出现。②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不得不更实际一些。当他编纂他的大部头中国史书时，他必须在这三个后继国家的历法中作出选择。他挑选了魏王朝的历法，而摒弃了另外两国的历法。为了说明他的选择，他发挥了这样一种理论：帝国的统一必须被看作是真正天命的先决条件。在他看来，只有汉、晋和隋是正统王朝，所有其他诸国仅仅是诸封建国家。这些封建列国都是一样的，即它们都不受命于天，但是，那些接受合法王朝禅让的封建国家比其他未接受禅让者要更合法一些。由于这个原故，他选择了魏王朝为汉代的主要继承者，但是他说得很清楚，他之这样做只是便宜之计，而非出于正统观念的考虑。①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在重写司马光的史书时，便对这种肤浅的处理办法进行了攻击。朱熹以刘备的王朝为真正天命的持有者。对于朱熹来说，刘备的汉皇室血统要压倒曹丕自称正统的一切妄想，所以他写的史书就用了刘备的历法。对于公元264—280年这个时期，即刘备的蜀汉已经灭亡而东南部的孙吴尚未被征服的时期，朱熹就不知怎么办好了。由于他把那个时期通行的历法一律看成伪的，所以他的解决办法是把它们只用小号字来书写。

    当吴王朝在公元280年被消灭以后，朱熹认为真正的天命又重新在晋王朝身上出现，所以他又改用大号字来纪年。从这时起，真正的天命在公元317年跟随着晋室南下，只是在晋王朝亡于420年时天命才又消失。公元589年随着隋王朝之再度统一中国而再度出现。据他所见，北方非汉族诸王朝均非正统，正像晋王朝以后所接替的南方诸国那样。②

    我们已经知道，中国历史学家对公元220年的事件评价不一，他们大多数人对汉献帝逊位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在这方面，曹丕没有能够说服后世，而刘备却在千年以后仍使人们感到他具有身受天命的权利。①现代的中、西方历史学家通常都选用司马光的实用的办法，而在把西历用到了中国历史中去以后，这个问题就逐渐不复存在了。在西方汉学中根深蒂固的想法是认为，一个统一的中国比之一个分裂的中国是更正常一些的。其结果便是，只有汉王朝统治的时期（公元前206—公元220年）才通常被称之为汉了。

    它的后继的三个国家通常被总称为“三国”，而三国及其以后的分裂时期（公元220—589年）有时被说成“中世纪”。在这个时期倏兴忽亡的二十几个王朝中，没有一个王朝能够使它的国号代表那个时代。只有在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以后才使一个王朝的名称又代表了一个时代；公元589—618年时期称为“隋”，公元618—907年时期称为“唐”，即继隋以后的唐王朝时期。显而易见，只有一个王朝统治着全中国的，它的名号才能够代表那整个时代，因此汉的名号以这种巧妙的方式一直传到今天的著作中。因为汉的真正名义不仅是一个形而上学的理论问题；它的核心是中国本身统一的这个非常实际的问题。

    ① 这是罗贯中（约公元1330—约1400）的《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它的英译文见C·H·布鲁伊特-泰勒：《三国演义》（上海、香港和新加坡，1925；普及本1929）；关于它的节本，见莫斯·罗伯茨：《三国：中国的史诗剧》（纽约，1976）。 ① 关于从公元前113年起汉代诸帝的年号问题，见上面第2章。关于“太初”的年号，见鲁惟一：《危机和冲突》，第17页以下。 ① 见上面第2章《世纪之末的风气》。 ② 见莱班：《天命的操纵》。 ① 关于这个问题，可看上面注54，以及第3章《内战》。 ① 见安娜·K.塞德尔：《汉代道教中对老子的神化》（巴黎，1969），特别是第58—84页。关于这些运动的一个初期例子（公元前3年），见鲁惟一：《通往仙境之络：中国人对长生的追求》（伦敦，1979），第98页以下。 ① 《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这里所写的某些术语是用的比较好懂的对应字眼。例如“神圣的器皿”（holy vessel，神器）通常是指御玺；这即是帝位的象征；“蜀”，处于中国的西南部。 ① 《晋书》卷一○一，第2649页。 ② 《后汉书》卷九，第391页。 ③ 关于对这两个皇帝的赞誉，见《后汉书》卷二，第124—125页；以及《后汉书》卷三，第159页。关于王夫之的意见，见《读通鉴论》卷七，第198—199页。 ① 《资治通鉴》卷六八，第2173—2174页；德克雷斯皮尼：《汉朝的末年》，第356—358页。 ①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四，第15叶。 ① 这个表形成了《五行志》，即《后汉书》（志）卷十三——十八。 ② 《三国志·魏书二》，第58、80页。 ③ 欧阳修：《欧阳文忠公全集》卷十七，第5页。 ④ 这句话见于何焯对《后汉书》卷七八的标题《宦者列传》所作的评论；见《后汉书集解》卷七八，第1叶。 ① 例如见福兰格：《中华帝国史》（柏林，1930—1952）卷3，第415页以下；以及赖肖尔和费正清：《东亚：伟大的传统》（伦敦，1958），第125页以下。 ② 毕汉斯：《汉代的官僚政制度》，第155页；以及上面第3章《宦官的作用》。 ① 例如见侯外庐：《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的发展》，载《历史研究》，1959年第4期，第45—59页；以及漆侠：《秦汉农民战争史》（北京，1962）。关于西方作者对于这个问题的论著，见维尔纳·艾希霍恩：《太平和太平教》，载《东方学研究所通报》，5（1957），第113—140页；罗尔夫·斯坦因：《论公元2世纪道教的政治-宗教运动》，载《通报》，50（1963），第1—78页；詹姆斯·哈里森：《**人和中国农民叛乱（关于中国人重写历史的研究）》（伦敦，1970）。 ② 《后汉书》卷七十一，第2299页。 ③ 《三国志·魏书一》，第10页注2。 ① “季汉”之用于蜀汉，其证据见于《三国志·蜀书五》（卷三五），第927页；以及《三国志·蜀书十五》（卷四五），第1079页。以“中汉”指后汉，见《三国志·魏书二十一》，第601页注1；《三国志集解·魏书二十一》，第11叶；以及《三国志·蜀书十五》（卷四五），第1080页。 ① 《晋书》卷一○一，第2652页；《晋书》卷一○二，第2679页。 ② 《晋书》卷一○二，第2661页。“应乾受历”之说在600年以后又用过一次，那是另一个国号“汉”的王朝用的，其“汉”帝可能是阿拉伯人。 ① 《晋书》卷一○二，第2673—2674页。 ② 《晋书》卷一○三，第2684—2685页。 ③ 《晋书》卷七，第181页；《资治通鉴》卷九六，第3017页。 ① 《梁书》卷五六，第859页。又见小威廉·T.格雷厄姆：《庾信的〈哀江南赋〉》（剑桥，1980），第11页。 ② 《旧五代史》卷九九，第100、136页；《新五代史》卷十，第63、65、70页。 ① 《明史》卷一二三。 ① 《晋书》卷八二，第2145页。关于正统论的整个问题，见B.J.曼斯维尔特·贝克：《中国的真正皇帝》，载《莱顿汉学研究》，W.L.艾德玛编（莱顿，1981），第23—33页。关于近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香港， 1977）。关于晋王朝认为必须保持它是合乎正统的这种信念，其情况可见迈克尔·C.罗杰斯：《苻坚编年史：标本历史的个案研究》（伯克利和洛杉矶，1968），第51页以下。 ② 《正统论下》，载《欧阳文忠全集》卷十六，第3—4页。 ① 《资治通鉴》卷六九，第2185—2188页（方志彤：《英译〈三国志〉》〔麻省，坎布里奇，1952—1965〕，第45—48页。 ② 用于公元264—280年和420—589年的小号字，可见于《通鉴纲目》的任何版本中。朱熹为此所举的理由见于他的书中引言部分的凡例中和序中。 ① 关于曹魏王朝是否正统的问题，在明代1520年代所谓礼仪之争中也起过作用。在这次辩论中，皇帝的反对者引用了公元229年魏明帝的一道诏令作为权威典范来支持他们的论点，但是他们的论敌却否认这一点，认为魏王朝的正统性实在可疑。1060年代也有一次这样的辩论，把桓、灵二帝视为权威的典范，但这一主张被司马光愤怒地予以驳斥，因为他认为这是两个“昏庸之君”。换句话说，前一王朝的合法性和个别从前皇帝的形象会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被用来作为权威的模式而给人以影响。见卡尼·托马斯·费希尔：《明代大礼的争论》（密歇根大学学位论文， 1971），第42—43、72、223、241页，以及第281页注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