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从公元25年8月5日刘秀登基之时起，一直维持到公元220年11月25日献帝让位给魏王朝的创建者时为止。在历史上，刘秀以其谥号光武帝或其庙号世祖著称。作为一个王朝第一个成功的君主，他被认为享有天命，因此在编写历史时对他的论述与对王莽和更始帝的截然相反。他被班固夸大为一个形体不凡的人。的确，光武帝有杰出的军事技艺和才能以吸引有才之士来共举他的大业。并且他对自己要求甚严。他是一个名实相副的君主，善于识人；而且还是一个精明的政客，视情况需要既能慷慨大方，也能冷酷无情。但他又是一个固执和迷信的人；他能对批评作出过分的反应，而且缺乏预见他行动后果的眼光。他最大的弱点表现在外交政策方面。
内战
在一开始，光武帝不过是群雄纷争的战场上的一个皇位争夺者。先后有11人宣称有九五之尊的权利，这还不算独霸一方的大军阀。①光武帝是其中最能干和最幸运的人，得力于他的敌人不愿联合起来反对他的情绪。
到公元25年末，光武帝控制了大平原的北部，已经侵入西北，并在11月5日接受洛阳的投降。11月27日，他进洛阳城，在那里建立他的首部。②他无疑地已从王莽和更始帝的下场中得到教训，认为在内战时期应避开长安。另一个动机一定是，洛阳可以更方便地从大平原的关键经济区得到供应。③在以后几年，光武帝稳步而有信心地把他的领地向四面八方扩大。
长期以来已是中国最令人生畏的军事力量的赤眉军在此期间正在走下坡路。到公元26年3月初期，他们已经耗尽长安的一切供应，被迫恢复他们的流窜生活。他们劫掠和部分地焚毁了此城，挖盗皇帝陵寝，然后往西进入人烟稀少和地形险阻的渭水上游之北的地区。很可能赤眉军的这一行动纯粹是出于对当地情况的无知。被艰苦的环境削弱后，他们被军阀隗嚣所败，然后又大批死于早寒和暴风雪。他们折回并在10月再次占领了已受打击的长安。他们于公元27年1月离城，试图再夺取大平原。当赤眉军越关而过时，他们发现光武帝的占优势的军队严阵以待，于是在两天后，即在3月15日俯首投降。①
等待光武帝的是漫长和令人厌倦的战争的几年。他刚征服不久的北部平原成了新起义的场所，这些起义直到公元29年才被镇压下去。南部平原和山东半岛经过了从公元26至30年的历次征战才臣服。对皇帝的故乡南阳郡的争夺甚为激烈，汉水下游在公元29年才平定下来。长江之南各地的官员称光武帝为天子，以此来承认这些胜利。②隗嚣在那里顽强地领导分裂主义运动的甘肃东部抵抗的时间甚至更长。为了对付隗嚣，光武帝在公元29年亲自与盘据在河西走廊的另一个军阀窦融结盟。③战斗持续到公元34年，这时西北才终于被平定下来。
光武帝的最危险的潜在对手是出身于西北望族的公孙述。④他曾在王莽手下任四川一个郡的郡守，在公元24年自称蜀王。公元25年5月或6月，他也登极称帝。他所辖的领地从北面的秦岭山脉到南面的长江，从西面与西藏交界的地带到东面长江三峡以下。外界几乎无法进入，首府是位于一个富饶地区的成都。这块领土在历史上一直以其分裂主义情绪闻名。但公孙述只控制了7%的总人口，这也许是他在内战中袖手旁观到时机已逝的一个原因。正如他的一个顾问所建议的那样，当光武帝陷于其他战线不能自拔时，他本应发起进攻。他失去了这个机会。就光武帝而言，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与他的对手为敌，并且在通信中甚至对公孙述以帝相称。①只是在公元34年光武帝已征服了中国的其余部分时，他才准备同他最后一个对手较量。
公孙述的军队在三峡下游架一座横贯长江并有军事塔楼的浮桥，浮桥与长江两岸的要塞相连。公元35年4月或5月，汉的水师发起进攻，并借东风之助逆流而上驶向浮桥。浮桥被火炬点燃，迅速着火倒坍。②汉军这时可以通过水陆两路侵入公孙述的领地。由于巨大的地形障碍，远征必然是艰难和缓慢的。汉军直到公元36年12月才抵达成都，当时他们只有一个星期的给养。当公孙述在12月24日出击时，指挥将领几乎要放弃战斗和准备撤退。公孙述在交战时受伤，当晚死去。成都在次日投降，③这就使光武帝成了全中国的主宰。
这场内战是用刀、枪、弓弩和宣传进行的。当时流行的一般心理学手法被用来争取民众的支持，这些手法有预言、图谶、五德始终论和押韶的讽刺文。公孙述曾大胆地承认王莽就是以土德当运的一个合法的皇帝。他自己则依次应在五行中的金德当运下进行统治，这意味着他应该用白色。④金与罗盘中的西方有关，而公孙述的帝国正位于中国西部。这种合乎他心意的五行始终论排列否认光武帝称帝的权利，并给他贴上了骗子的标签。担心这种宣传的光武帝别无其他选择，只能宣称火德未被代替；它只是暂时衰落，随即会重新取得力量。因此，五行中的下一行尚未来临，所以王莽和公孙述是篡位者。
此外，光武帝和公孙述互相以预言攻击对方，都设法证明他们身受天命。甚至发生了同一预言为对立的双方所用的情况。公孙述断言他梦见一人对他说：“八厶子系，十二为期”。十二之数指的是前汉12个君主（包括吕后），因此根据这个启示，汉朝的气数已尽，而公孙述注定要代替汉朝。后来，光武帝的宣传家们重新解释了这个预言。他们注意到公孙述在他统治的第12年遭到攻击，于是转用这个预言反对他：“八厶子系，十二（年）为期。”①
强烈的地方主义是整个这场内战的典型特征；光武帝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家乡南阳郡的胜利。通过他，来自南阳的人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期中取得并保持显赫的地位。这个动乱年代中的另一个特征是缺乏革命目标，没有证据能说明，斗争的任何一方被革命的目标所推动，或者任何领袖设法推翻由帝皇统治的公认的制度。当赤眉军在中国流窜以及头目们与南阳绅士在更始帝治下对抗时，所反映的并不是一场阶级斗争。不论他们的背景如何，他们都接受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秩序。他们只是为争夺这个秩序中的统治权而进行斗争。
新皇室
随着汉朝的中兴，光武帝面临着如何处理前汉皇室各封地幸存的后裔的问题。封地已被王莽取消，各侯已被贬为平民。公元27年1月26日，皇帝决定寻找将重立为侯为后裔。②但寻找可能不太彻底，因为在公元37年，皇室的侯只有137人。此数比公元5年皇室的侯的总人数约少100人。考虑到光武帝还新封自己的亲族为侯这一事实，可以说大部分旧的侯没有被恢复。
在对诸王国的问题上，光武帝不愿完全恢复旧秩序的情绪表现得甚至更加清楚。在前汉，历代皇帝的儿子除太子外，已被封为指定地区的王。公元5年，已有23个这样的王国存在。①出于政治的原因，光武帝最初恢复了许多旧王国，并为自己的亲族另设七个新王国。公元34和35年，三个国在它们的王死后废除。公元36年随着内战的结束，光武帝可以不用前皇室的支持进行统治了。公元37年4月1日，他废除了所有的国，并把它们的王降为侯，只有三个例外。②这三个国的王是其叔刘良，和已故刘伯升的两个儿子，即他的侄子刘章和刘兴。过了一天，这三人又被降为公。公元39年5月13日，除太子外，光武帝又赐给他所有儿子以公的领地。③同年，他的三个大女儿被封为公主，也许是一次封的。两个小女儿分别在公元41年和45年被封为公主。光武帝的姐妹早在公元26年被封为长公主。公元41年12月1日，光武帝升诸子为王，公元43年6月21日还把他的侄子和已故的叔叔的公的领地升格为国。
通过这些措施，光武帝已恢复了汉皇室支持其成员的传统制度。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集中在大平原和山东半岛上。不能断定它们的数字，因为国的多少取决于皇室的出生率，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们的面积略有扩大。在公元2年和140年，国的数字相同，都是20个国。但在公元2年，皇室成员的封地包括135.3万户，而到140年，已增加约50万户，达189.2万户。
从集中皇权和控制的观点看，恢复封国是一个退步。虽然在公元前154至前145年期间，诸王已被剥夺了一切地区权力，并且政府坚决地要他们居住在京师外的封地内，但他们可能成为皇帝的现实的和想象中的威胁。机会主义者、不满分子和骗子麇集在诸王的朝廷。有的王头脑简单或精神不正常，而历代皇帝易于对有关巫术的报告惊慌失措。①光武帝的三个儿子被控谋反，其中二人自尽。
第一个事件涉及光武帝的继承人明帝（公元57—75年在位）的亲弟兄刘荆，他被一些相士和占星术士所包围。公元57年光武帝死时，他试图煽动一个异母弟兄谋反。此事泄露并被新帝所掩盖，但当刘荆并不改过自新时，他被调到一个较小的封地。在60年代初期，他想自已当皇帝，并问相士他应否起事。此事再次被掩盖。在公元67年，刘荆使用术士行使巫术和祝诅之事败露。一些高级官员提出应处死刘荆，但明帝愤怒地拒绝这个建议。最后，明帝采纳了意见，把他的弟兄处以死罪，据此刘荆自尽。他显然已经精神错乱了。②
另一个更重要的事件与楚（南部平原的一个小国）王、即明帝的异母弟兄刘英有关。他在公元65年提倡佛教的活动是中国奉行佛教的第一个有文献记载的事例。50000439_0273_2③刘英还对道教和炼丹术感兴趣，让一批道士围着他转。他的目标显然不是皇位，而是长生不老。公元70年，他的这些活动被揭发，一些高级官员建议，他犯有叛逆罪，应该处死。明帝不准，但把他的异母弟兄降级和流放到长江下游之南的某地。公元71年当他抵达那里时，他自尽身亡。数千名他的假定的追随者被捕，在酷刑下互相揭发。审讯和处决一直继续到公元77年6月2日明帝之子兼继承者制止时为止。几乎可以肯定，除了一个多疑的君主心中想象的以外，再也不存在严重的密谋活动了。①
第三个事件涉及明帝的另一个异母弟兄刘延，他在公元73年为了谋反的目的而使用巫术。许多人被杀，但刘延只被调到一个较小的国。公元76年他受到类似的指控，这一次他被贬为侯。公元87年他再次被封为王，两年后病死。刘延与其说有罪，不如说他轻信；他对图谶祠祭秘术的兴趣已被夸大为对皇帝的一种危险。②
象所有的成年的和青春期的皇帝那样，光武帝也有一个后宫，它通常被称作掖庭。他简化了掖庭的管理，除皇后外，把宫女从14个等级减为三个等级，即贵人、美人和宫人采女。③每一等级累进地包括更多的宫女。有些其他的前汉的等级在后来的几代皇帝时期重新出现。到公元2世纪中叶，后宫的宫女达6000人，两倍于前汉鼎盛期的人数。
每年阴历八月为后宫选宫女，年13至20岁的清白家庭的处女要经过太中大夫、一名后宫的宦官助手和一名相士的检查，看她们的丽容、肤色、头发、仪表、风度和是否体面，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按照显然有九个级别的标准分等。①符合标准的被带进后宫，在那里她们要进一步经受考验，才能最后决定是中选还是落选。贵人之一总是被立为皇后，但这是一件大事，单凭出身于清白家庭是不够的。几乎所有的后汉皇后都属于社会的最高层；她们行使相当大的权力，她们的立和废都有政治的动机。皇帝个人的钟爱与此事无关，这也可以从后汉11个皇后中有8个没有生育子女这个事实中看出。
表9概括了后汉诸帝的家谱。这类内容贫乏的略图是看不清这个王朝十分典型的权力斗争、成功、失败和个人悲剧的。这些内容将在以后讨论；这里只进一步讨论一种意见。
有的作者主张，帝王的家系必然会退化。开国皇帝具有非凡的能力和精力，他的冲劲只能继续少数几代。以后的君主在奢侈和充满阴谋的宫廷中长大，迷恋酒色，很可能是低能儿。这个观点经不住仔细的检验，是从中国历史编纂学的一种曲解中产生的。接受天命的王朝创建者被古代历史学家描绘成具有非凡能力、头和肩不同于同时代常人的人。那些无资格接受天命的人被描绘成放荡的人。典型的是，在王莽统治快垮台时，他被说成是“于后宫……纵淫乐焉”；更始帝被设想日夜在后宫与宫女饮酒，常常醉得不能上朝。②当然，皇位的继承的确被人利用和滥用，但这是出于权力斗争，而不是帝王家系的道德沦丧和体质下降所致。
表9 后汉诸帝的家系
使人感到统治者们日益堕落的因素倒不如说是历史编纂学的一种企图，即为天命的降临和消逝提供根据。没有肯定的证据可以证明，在宫廷内长大的皇帝易成为低能儿。前汉的武帝（公元前141—前87年在位）是前汉精力最充沛的统治者，几个后汉的皇帝尽管有这种假定的不利条件，也证明他们是有能力的。宣帝（公元前74—前48年在位）作为一个平民被扶养成人，当然是一位优秀的统治者。①但安帝（公元106—125年）的性格也在宫外形成，却是两汉最坏的一个君主。因此，缺乏用来证明皇帝的道德素质日益下降的证据。
京都
后汉王朝的创建者于公元25年11月27日选洛阳为他的首都。②洛阳面积为10.1平方公里（3.9平方英里），大致呈矩形。当时是世界上第三个最大的有城墙的城市，仅次于长安和罗马。城墙用夯实的土建成，今日遗址的城墙仍高达10米。城市取南北走向的轴线，街道大致呈格子状，每个坊都有围墙。两座有围墙的宫苑在城内遥遥相对，它们为北宫和南宫，每座面积约125英亩。它们被高于地面和有遮掩的通道连接起来。城内有各部和官署、一个军械库、几个神坛、两个御苑、一个谷仓，大概还有一个市场以及贵族和官员的宅第。在有12个城门的城墙之外是护城河。一条河渠从东面与护城河接通，以便向京师运送供应。南护城河上的唧筒和戽水车向洛阳供水。
护城河外有向外扩展的城郊，它们划分成一般的坊。大洛阳的面积大致为24.5平方公里，人口可能不少于50万。这使它成为当时人口最多的城市。城的南郊内座落着一批重要的建筑物，其中包括灵台（帝国的天文台）、明堂（象天法地的庙宇）和太学（后来它的学生超过3000人）。①城郊还有两个市场、另一个平抑价格的粮仓和一个专为安放两座著名的铜人的场所。
在开阔地带的农田中，有南郊和北郊神坛、五个神坛、小祭坛、御苑、葬礼用品作坊、两个大狩猎禁区、富豪的府第和皇陵。
洛阳比前汉时代的长安紧凑朴素，它与一切中国城市一样，也用易损坏的材料建成。②当它屹立于世时，它一定是一座宏伟的城市。公元189年在屠杀宦官以后，它的末日很快来临。军阀董卓的军队劫掠洛阳达数星期之久，最后在公元190年5月1日把它彻底摧毁。城的毁灭是如此之彻底，以致魏王朝不得不在仍存在的城墙内从头开始重建。③
边境和邻邦
后汉的边境是传统的边境（见地图12和16）。在北方，帝国由长城守卫着。在西方，它逐渐隐没在荒凉的西藏和缅甸边境。在南面，它沿海岸线抵达今之越南。在朝鲜，它拥有往南大致远达今汉城地区的与中国相对的低地。但帝国的所有部分并不都在同样牢固的控制之下；在有些领土上，中国的权力是松散的，或者甚至是有名无实的。福建完全处于边境之外。一条山脉的屏障把它与中国的内地隔开，公元2世纪末起通过一次中国农民逐步的和相对平静的迁移，它后来才被吸收。福建只存在一个中国城镇，它位于闽江口附近，用作沿海航行的一个港口。①
如同以往，中国最难对付的邻邦是中亚的匈奴。他们在内战期间积极地进行干预，支持皇位的觊觎者之一，并且频繁地袭掠北方的中国乡村。②光武帝的军事姿态完全是防御性的，虽然随着公元36年内战的结束，他强大得足以采取攻势。那一年他建筑了新的防御工事，以封住进入山西的传统入侵路线。从公元38年起，贯穿山西中部的第二条防线在兴建，另外建造的第三条防线掩护着大平原，以防通过山西的攻击，第四条和第五条则用来保护陕西北部和渭河流域的下游。所有的城墙都配备了瞭望塔和发信号的一般设施。③这并没有阻止匈奴随心所欲地继续突袭，突破或绕过防御工事，然后驰骋于西北的大部分地区。中国的农民逃离边境区，中国政府支持，甚至帮助这种迁移，这可以从公元33、34、39和44年的诏令中看出。结果，匈奴干脆留在中国传统的边境内生活。④
在这个阶段，匈奴内部的不和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个意料不到的争取外交和军事主动性的机会。公元18年登上单于王位和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死敌的保守的单于死于公元46年。有一半汉人血统的伊屠智牙师死后，他这一代已无人在世。这时，单于的宝座应由下一代最年长的后裔比继承。但是，已故的单于已改变了继承的程序，把单于之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当新单于在公元46年几乎立即死去时，单于之位又被他的幼弟蒲奴（公元46—83年在位）继承，比再次看到自己被人冷落。⑤
比在一开始可能并不属于亲华的主和派，这一派力量虽被削弱，但仍存在。倒不如说，他与保守的单于争夺王朝的斗争的结果，使主和派给了他支持。在比、蒲奴和各自的支持者之间出现了紧张的关系，这种关系又因一场灾难性的干旱而加剧。光武帝终于打算发起一次进攻。在这种形势下，蒲奴作出了愿意和平的表示。如果这种行动成功，比在政治上就要被削弱。因此，他就秘密地派他的一名中国幕僚去见汉帝，提出了等于是投降的条件。这一切都发生在公元46年。公元47年，比进一步发展与中国的往来，同时动员其部队反对单于。公元49年1月25日，他采用他祖父的名号，自称为呼韩邪单于二世。中国人从此把北单于统治下的北匈奴与南单于统治下的南匈奴区别开来。战争立刻在这两个联盟之间爆发，其中南匈奴较弱。①
公元50年春，两名中国使者会见南单于，在一次公开仪式上，命他拜倒在地。单于经过了一阵犹豫后，默然同意。于是他被赐以纯金的王印和各种珍贵的礼品。同年末，他获准在位于东北鄂尔多斯区的美稷县设他的府第。于是南单于把山西北部、鄂尔多斯全区和毗邻的甘肃部分地区分给他统治下的八个部。这些部在它们的世袭领袖统治下继续过游牧生活，带着牲畜在中国西北流浪。由于匈奴在不久前已居住在这块领地上，所以汉帝不过给了他们已经得到的东西。试图让离乡背井的中国农民重返其西北故土的种种活动证明是令人沮丧的失败。实际上，光武帝已经同意让一个半独立的外国在中国境内存在。
史料中对南单于和汉帝之间的谈判的描述，用的是描述第一个呼韩邪单于的和平建议那种老一套词汇。但是情况不同了。第一个呼韩邪单于在平等的条件下缔结条约（公元前51年），并且返回戈壁北部的牧地。第二个呼韩邪单于——南单于——地位更加虚弱。大部分匈奴已经集结在他对手的周围，后者为形势所迫，也愿意与中国媾和。为了抢在促使他末日来临的这种结盟之前行动，南单于不得不卑躬屈膝地寻求中国的支持和做出象征屈服的姿态。这个行动不是真正的屈服，而是为它的目的服务的。①
在此时刻，光武帝犯了他在位时期最大的错误，这个错误也属于中国历史中最坏的一个。他本应与南匈奴联合，攻击北匈奴的联合体。公元51年中国的将领们极力主张这场征战，而且征战肯定会取得胜利。南单于就可以作为匈奴唯一的统治者返回戈壁之北的土地，而中国人就可以收复西北边陲的几个郡。②之所以丧失这个机会，并不是因为它有军事风险，而是因为光武帝没有认识到它的有利条件。他心中可能怀有一个更有限的目标，即把匈奴民族一分为二，以长城为界把南匈奴隔在境内，把北匈奴隔在境外。事实上，边境的防御工事是由中国部队维持和把守的。光武帝还指望在战争时期南匈奴会援助中**队。但这些都是自欺欺人的推理。汉帝是在放任主义政策的基础上作出决定的，中国人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中国政府和南匈奴之间的外交关系很快固定下来而趋于正规。有相当多幕僚和一定数量军队的被称为匈奴中郎将的官员代表中国政府驻于美稷的南单于朝廷。南单于的一个儿子在帝国朝廷留作人质。每年年末，匈奴使节和一名中国官员护送一名新人质前往京师，而旧人质则送回他的父亲。两个代表团在途中相会，这无疑是为了确保双方尊重协议。匈奴使者到洛阳进行新年朝贺。然后他们由中国官员领路，带了帝国送给南单于、他的母亲、他的几个正妻、他的儿子和高级匈奴显贵的礼品返回美稷。这些礼品都有精确的数量标准，内有丝、缎、黄金和食品。当一名南单于死去，驻匈奴朝廷的中国代表就要表示哀悼和献祭，汉帝则向继承者和显贵们赠送规定数量的礼品。①
南匈奴保持他们自己的组织和习俗。在每年正月、五月和九月进行龙祭时，各部首领与单于会面处理国家大事，但除此以外，他们在各自领地内的权威是无可争辩的。第一个南单于从未来中国朝廷，只有他的两名后继者分别在公元107年和216年作过正式访问。②
南匈奴多次独立地与北匈奴作战，在初期还参加了帝国的征战。中国政府最后放弃了消极态度，在公元73年会同南匈奴对北方的联合体发动一次进攻。以后的几年继续施加压力。公元89年的一次巨大的联合攻势使战事达到了**，当时在车骑将军窦宪的率领下部队越过戈壁击溃了北匈奴。③这次胜利后又有几次战事，但北匈奴之败没有改变局势。虽然他们的联合体解体，但原来臣服于他们的两个民族——鲜卑族和乌桓族——在中亚取代了他们，成了中国的心腹之患。南匈奴继续留在中国的土地上，再也赶不走了。对北匈奴的胜利已晚了40年。
从公元93年起，南匈奴内部的关系和他们与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在以后的100年中，在一种越来越捉摸不定和复杂的形势下，他们时而公开冲突，时而进行有限的合作。在公元2世纪末，南单于在山西南部居住，这里大大地靠近了帝国的中央部分。他们的后代于公元308年就在这里起来反对西晋。西晋之亡，中国北部的丧失和持续到公元589年的分裂时期，是光武帝的目光短浅的政策的直接后果。他后来的几个皇帝在一定程度上也应受到指责，但最大的责任应由他来负。
对北匈奴的胜利的一个副产品是重新征服了西域。王莽垮台后，沿丝绸之路的各绿洲国家已经在各行其是。①虽然光武帝可以利用亲华的情绪（特别在莎车），但他不但没有这样做，而且设法与莎车王为敌，以致莎车王与中国决裂。公元45年，西域16国的一个代表团未能说服汉帝重建中国的保护关系。50000439_0285_1②光武帝对楼兰（后称鄯善）王最后一个请求的答复是，西域各国应随其所好行事。从此，塔里木盆地的西部和东部分别由莎车和北匈奴统治。
公元73年当北匈奴遭到攻击时，一支中国的戍军驻守在位于通往吐鲁番绿洲的北丝绸之路上的哈密（伊吾卢），次年，西域都护府被恢复。这个行动证明为时太早。西域各国再也不能，也不热衷于回到中国的怀抱，并在公元75年杀死了都护。公元77年，中国政府从哈密撤出守军。③但是公元89年北匈奴联合体的崩溃使得重设西域都护之事成为可能。对中国人的重新出现作出贡献最大的人是历史学家班固之弟、历史学家兼中亚问题专家班彪之子班超。
班超在早期曾可笑地担任过兰台令史之职，但在公元73年他得到了他应得的东西。由于他作为一个低级军官在与北匈奴作战时表现出众，他在那一年被派往西域。他暂时回来向他的指挥官述职，然后在中亚度过了以后的30个春秋。在公元92年初期，班超被任命为西域都护。通过耐心的外交活动，并在必要时动用武力，他建立并维持了中国对绿洲诸国的控制。公元102年，他在自己的请求下被召回，一个月后死去。①公元107年，西域都护府被撤消，从此中国的低级官员充当中国在中亚的代表。公元2世纪中叶以后不久，中国对西域的控制便结束了。
南匈奴是西北最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紧张因素。从公元49年起，后汉的开国之君也容许乌桓诸部落进入西北和大平原之北多山的几个郡。②更重要的是西藏人（羌人）从西面的侵蚀。自从甘肃成为中华帝国的一部分以来，他们已与汉人在那里杂居，在内战期间通过稳步的渗入，他们的人数增加了。王莽在青海征战的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丧失了，并且在后汉也没有恢复。最近期的羌族入侵者保持了首领统治下的部落组织，依靠一种以畜牧业和一些农业为基础的混合经济为生，并与汉人贸易，常常受到官府的虐待。在整个后汉时期，汉人和羌人之间的对立有增无已，并且更因羌人的越境侵袭而加剧。中国的防御是虚弱的，安宁的年份很少。渭河流域是羌人喜爱的侵袭目标，在公元108年或111年，这些侵袭竟远至大平原。公元108年一个羌族首领自称天子，中国人甚至不得不忍气吞声。③
来自游牧的南匈奴和半游牧的羌人的压力日益加强，中国农民的反应是放弃他们的土地。有的农民是通过政府撤离的，但大部分在形成的大南迁浪潮中自愿离开。长安及其周围地区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重要性的丧失促进了这次迁移。①这个过程始于光武帝时期，到公元2世纪中叶结束。移民越秦岭山脉，再次在四川定居，较少的一部分则在云南定居。公元2年和140年的人口调查表明，西北减少了650万居民，占这个时期西北人口的70%。前面已经谈到，当王莽掌权时，大平原上黄河的几次改道已经推动了向南方的另一次大迁移。两次迁移使中国北方的人口锐减，以致可以减少地方行政所需要的官员。光武帝看到这个事实，在公元30年就取消了四百多个县。②数字之大可从以下事实看出：它代表了公元2年原来存在的全部县数的1/4以上。
在中国北部，汉族是大平原、山东、山西南部和南阳盆地的唯一居民。在北方的其他地方，他们到处与非汉族的民族分享土地。在中国南部，汉族与土著部落在各处共同生活。但那里的情况恰与北方相反。通过迁移，汉族人口增加了；在与各部落的冲突中汉族取得了支配地位。除了西南外，汉族的优势是绝对不容置疑的。
这并不是汉族没有遇到反抗。公元40年3月，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的南越人起来反抗。③他们的领袖是地方酋长的两个女儿徵侧和徵贰两姐妹。沿海岸线以北和以南的其他南越部落纷纷响应，徵侧自称女王。她显然能控制农村，但不能侵犯要塞化的城镇。洛阳的政府反应缓慢，光武帝直到公元42年5月或6月才下令征讨。马援奉命指挥，并被封为伏波将军。
马援出身于西北的望族；他在公元28年自愿投奔光武帝，从公元35至37年屡次战胜羌人。这时马援和他的僚属南下动员一支军队。到达广东后，马援派出一支供应船队沿岸航行，然后率他的陆军通过艰险的地形向红河三角洲进发。他在公元43年初期抵达目的地，同年4月或5月完成了战斗。徵氏姐妹被俘和斩首。扫荡战持续到公元43年年底。①
史料宣称，马援胜利后，他成了南越人民的恩人，因为他把中国文明的福祉带给了他们。实际上，他试图破除部落的习俗，汉化他们和在那里殖民，这样中国的主人们就更容易治理南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没收并熔化南越各部落象征部落首领权力的铜鼓。熔化的铜被铸成马的模型，公元44年秋马援回洛阳后把它献给了汉帝。②伏波将军后来成为民间宗教的一个神，在中国南部长期受到供奉。
南越人民的反抗无疑具有民族主义色彩，但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后汉，中国南方土著起事的次数惊人地增加。从公元前200至前1年，只有3次起事，只影响西南的两个郡。从公元1至200年，发生了53次起事，涉及中国南方26个郡中的21个。对起事明显增加的解释不难找到：根源在于汉族移民。在前汉，土著部落和汉族已经共处，原因可以简单地归结为汉族的人数很少。后汉时期大量汉族人的迁入改变了这一切。殖民者沿河谷越来越深入地向南方转移，为自己夺取了河道两岸肥沃的冲积土地。如果土著人民顺从，官员就计算人数，向他们征税，而且通过汉化和通婚，部分地把他们同化。如果他们反抗，他们就不得不退进山谷，沦为山贼，为自己的自由而战。许多人在一次次猛烈的冲突中反抗汉族。汉人力图保护他们的定居地和讨伐土著，因为政府觉得应把他们视为叛逆而击败之，这就不断地耗费了国家的资源。著名的马援在公元49年的这种征战中患病而死。①
在西南边境，局势因另一个因素而复杂化了。一方面，部落动乱的格局依然。另一方面，边境外的一批部落自动地臣服和承认控制很松的中国霸主。公元51年，可能是属于傣语民族的一个哀牢部落与他们的王在云南边境投降。中国官员按传统方式计算户口，得出的数字是2770户和17659口。公元69年，另一哀牢王与51890户、 553711口一同臣服。②有关四川边境的部落和羌人的记载中也有类似的事例。
这些投降无疑是受到了相当于今“缅甸公路”上沿线的商业往来的刺激才出现的。在整个后汉时期，贸易使团（中国政府称为朝贡使团）从缅甸和印度取这条路线前来。这种官方贸易一定大大地被私人贸易所超过，后者沿同一条、但经逐步改善的道路从事运入和输出的业务。长期的传说提到跨越湄公河的第一座浮桥建于汉明帝时期（公元57—75年）。③商人经营珍贵物品，沿途把它们卖给部落和它们的首领，从中取利。为了更方便地取得这些物品和满足从中国当局取得礼物的日益增长的**，有的首领是愿意臣服的。
汉族官员在接受臣服时认识到必须清点哀牢人，他们还知道按照惯例，这意味着计算户和口。哀牢人没有汉族意义的那种户，所以官员们必须选择其他某个部落单位临时凑成户。这说明了为什么公元69年每户的成员为10.7人，而汉族户的人数在5人上下浮动。这也一定是公元140年的人口统计中云南西部每户平均为8.2人的原因。这个数字反映了汉族和哀牢混合人口的情况，其中哀牢人占大多数。
考虑到中国人无力摧毁西南的部落组织，接纳哀牢人证明是一个错误。更好的办法应是集中力量对这个地区进行逐步和长期的汉化。接纳大量新来的部落民加强了土著，并且增加了中国官府的负担。由于秘密偷渡入境，云南的外国人比重无疑进一步增加了。这些土著高度自治，能够翻脸反对他们的主子，后来他们也这样做了。公元8世纪，土著的南诏国形成，然后一直保持独立，直到13世纪。南诏的统治部落声称他们是哀牢人的直系苗裔。①
规模巨大的后汉移民运动并没有导致在中国南部永久性的密集移民或者真正的人口增长。后汉亡后，后来的南方王朝能牢牢地控制的不过是它们京师附近的地区，不能保护它们名义上的领土中其他地方的汉族移民。汉族的移民活动失败了。
汉代中国人口的增长受制于一些因素。在全国的所有地方，农业和医药卫生状况都是原始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北方的粮食产量低，农民不能供养大家庭，因此就采取杀婴的办法。史料使人确信，杀婴是普遍的做法。抛弃不需要的孩子，特别是女孩，意味着随之而来的低出生率。在中国南部，情况迥然不同。稻米可以供养大家庭，因为产量高，耕作需要许多劳动力。因此小家庭在南方在经济上是不利的。如果后汉的移民活动继续下去，人口的重点转向南方，中国全国的人口增长可能在公元3世纪就开始了。但是随着移民的失败，重点依然在北方又达500年之久，那里阻碍人口增长的因素仍在起作用。这说明为什么全国的总人口继续徘徊在5000万的水平上。只有当公元7、8世纪规模宏大的唐代迁移行动把巨大的汉族移民新浪潮推向南方，南方才长期地在人口上占优势。真正的人口增长开始了，由于引进了新的大宗农作物，特别是宋明时期早熟的水稻，增长的速度加快。到公元1100年，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1亿人。到13世纪初期，人口已达到1.1到1.2亿。从此，无情的人口增长势头就停不下来了。①
政治派系
汉代社会的主要分野是在统治者和被统治之间，也在输送官员的受教育的绅士和不通文墨的农民之间。但是，统治阶级既不是封闭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汉代帝国是一个相当开放的社会。有的氏族设法在一段漫长时期内保持权势，但大部分氏族则做不到。外戚在有限的时期内取得了显赫的权力；可是他们一旦垮台，却垮得很快。为数一直较少的大绅士氏族拥有大片土地，在社会上、有时在政治上具有全国性的重要地位。其下层与富农相结合的小绅士氏族并不那么富有和有声望，但能行使相当大的地方权力，并且有资财教育儿子和输送官员。各类人物之间的界线是模糊不清的，而且可以逾越。
前汉的创建者高帝（公元前202—前195年在位）得到18名主要追随者的协助而崛起并掌了权。他们在世之时得到了全国最高的官职。有八人担任过丞相。但他们死后，第一代家族的势力迅速衰落。这些主要追随者的氏族没有产生一个皇后和大将军，只产生了13个公主中的两个驸马。虽然这些氏族可能保持着经济力量和社会声望，它们却不再属于全国性的政治精英，它们留下的真空必须由其他氏族来填补。新氏族稳定地轮流输送官员，直至王氏家族崛起并灭前汉时为止。
如果文官和外戚在整个前汉时期都不能作为长期的和排他性的全国精英保存自己，那么王莽的统治进一步助长了社会的流动。他从自己的党羽中挑选大臣，于是新的氏族脱颖而出。随着他的垮台，这些氏族又被清除。后汉虽也称汉朝，却不是旧社会秩序的恢复。在值得引起古代史学家注意的前汉氏族中，只有约20个氏族在后汉再度出现，而其中不到一半是真正有声望的。原因是新的人物与光武帝一起崛起，取得了财富和全国性的势力。
一旦刘伯升登皇位的希望落空，南阳的大绅士氏族就支持了更始帝。在它们的人马十分明显地将要战败之前，它们不愿重新考虑效忠的问题。当一个皇位觊觎者周围的圈内人物，比过早地投靠另一个皇位觊觎者而成为其圈外人物更为有利。刘伯升还活着时，他的兄弟、即未来的光武帝原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刘伯升被处死后，光武帝因受连累而不能吸引大批追随者。甚至光武帝在北部平原独立后，他仍难成为一个统一帝国的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就是他早期支持者来自小绅士阶层的原因。这些人没有什么希望老是属于一个集团的圈内人物，除非他们集结在一个次要的皇位候选人周围；由于他们的努力，这个人取得了胜利。
换句话说，小绅士选择光武帝为他们的皇位候选人，其情况与他挑选他们为自己的支持者一样。他们劝他登基，建议不要实行可能有损于这一目标的政策。他们的命运和光武帝的命运拴在一起；在公元25年初期的一次事件中当他们担心他战死时，他们甚至不愿散伙。这些追随者不是放弃作为圈内人物的有利条件，而是同意以一个年轻的侄子取代光武帝。他很快安然无恙地重新出现，这使大家松了口气。①意味深长的是，南阳的大绅士氏族只是在光武帝登基和它们自己的皇帝失败后，才参加了他的大业。经过了这次再组合，光武帝的集团完全形成，只有两人未参加，他们在稍后的时期才从强有力的地位站到了他一边。
其中一人是后来的著名将领马援，马为西北人，有大批地方的追随者。当他在公元28年投奔光武帝时，他直率地作了不讲情面的声明：“当今之世，非独君择臣也，臣亦择君矣。”①光武帝对这种坦率未表异议，因为马援的效忠是不可缺少的。另一个强有力的人物也是西北人，名窦融。他从公元24年起成了河西走廊的军阀，于公元29年承认光武帝。光武帝以开诚布公的语气写信给窦融，说当前中国西部的军事形势，“权在将军，举足左右。”②窦融在复信中保证支持光武帝，并提醒光武帝，他是后者的母系亲戚。他族中的一名妇女曾是汉文帝的配偶，她的弟兄是窦融的祖先。公元30年，光武帝深嘉美之，以《史记》中记述窦氏家族和窦后后裔的几卷相赠。③
虽然光武帝的35个主要追随者中的大部分是小绅士出身，但随着他们为之战斗的人的胜利，他们不再是小绅士了。由于运气、远见和真正的才干的共同作用，他们青云直上，一跃而进入大绅士行列。他们及其后裔在后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中的作为又如何呢？
在选人担任国家的最高职务时，光武帝不象前汉的创建者那样深深地依赖他最亲密的随从。政治形势不同了。高帝掌权时周围只有一个宗派，而光武帝则不得不承认几个利益集团。但后汉几个名列前茅的家族到以后的几代人时，其成就远远大于前汉的与它们相类似的家族。不但当官的人数（与第一代人相比）更多，而且有的家族由于出了皇后、大将军和驸马而得到了惊人的财富。
那些能够保持其政治和社会权力时间最长的几个首要家族恰恰是其女成为皇后和其子成为驸马的家族。外戚并不是有些人所主张的那种暴发户。它们的崛起并不是由于家中的妇女碰巧当上了皇后这种幸运和意料不到的事件。相反，后汉的选后是件重大的政治和社会事务。皇后通常选自已经是富有的豪门，它们在社会上是无可挑剔的。政治力量影响着皇室的婚姻政策，这些婚姻使为首的几个氏族取得甚至更大的权力。但是恰恰因为皇室的婚姻是政治事务，外戚最后的垮台是突然而残忍的。如果幸运，它们暂时消声匿迹；如果倒霉，它们被永远消灭。这是后汉那种典型的激烈进行的宗派之争造成的。可以相当公正地说，这个时期的政治史基本上是它的宗派的历史。
光武帝个人的集团最后由几个宗派组成，它们随着他这颗明星的升起而一一出现。第一个在公元23年形成，当时他取得了独立的指挥权而在颍川作战。颍川郡是他的故乡南阳郡的东北毗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