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地对付了匈奴的新的好战行为：他既坚定，又使用了灵活的外交手腕。公元10至11年冬，他下令动员30万人。这次动员据推测给边境地区带来了困苦，一直被指责为好大喜功的无效行动。只要更细致地阅读文献，就能清楚地看出王莽的行动是迅速和应付自如的。①30万人不是在一地而是在北部边境沿线的12个地方征集的。因此，对边境人口的破坏性影响被保持在最低限度。相比之下，武帝曾在公元前133年在一地征集过30万人，却未遭到班固的奚落。王莽的炫耀武力足以强制推行他的外交政策，而军队则从未出动。这可以从匈奴不敢贸然对中国发起大进攻的事实中得到证明。

    在外交战线方面，王莽试图支持匈奴中的主和派。自呼韩邪单于死后，单于王位的继承按照辈分和长幼进行。每一代，前单于之子都是继位者，顺序从兄至弟或堂兄弟。在战争重新爆发时，继位者是在位单于的异母兄弟和亲华派成员咸。他得到了王莽的财政支持，在公元11年称孝单于，这样正合原来的打算，加剧了匈奴的不和。虽然咸不得不向他的异母兄长投降，但他强大得足以不受惩罚，并且继续为单于王位继承人。②

    当匈奴继续进行虽然是小规模的侵袭时，王莽在公元12年下令把在长安当人质的匈奴王子处死。③王莽为此一直受到谴责，虽然他是根据自己的权利行事的。人质制是在报复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后汉的开国皇帝在公元32年也毫不迟疑地处决了一个显贵的人质。

    咸于公元13年登上单于王位，主和派随之掌权。④他在公元48年死后，局势又起了变化，因为他的兄弟兼继承者是一个保守分子。当时，伊屠智牙师是他的一代中唯一在世的单于王位继承人，新单于把他杀害，这成了保守分子和亲华派之间紧张关系的重要迹象。但是，除了公元19年的侵袭外，没有重新爆发战争。中国人的边防要塞完好无损，王莽的军队能够经受匈奴的压力。此外，王莽再次转向外交。云公主带全家已来长安，据认为是因为他们担心遇害，王莽立她丈夫为孝单于。后者不久死去，这对中国来说是不幸的，王莽的统治就这样在他与匈奴的对峙中结束。云再也没有回到北方，她留在中国的朝廷，于公元23年在那里与王莽一起遇难。

    王莽以同样的机敏处理在中亚出现的问题。公元13年，焉耆起事，并杀死了中国的西域都护；狭义地说，西域是一块包括塔里木盆地和吐鲁番绿洲的领土。公元16年，一支中国远征军遭到伏击，但没有被全歼。它攻打焉耆，屠杀了它的一部分居民，才返回中国。班固声称，从此以后便与西域断绝了往来。①此说不确。他这里的历史记载与他书中的其他部分相矛盾，因为他在别处叙述了西域的新都护在塔里木盆地自立的情况。焉耆受到了惩罚，北部的一条丝绸之路上的其他城镇都没有脱离中国。西域在王莽死后的内战时期才丧失，班固出于历史编纂学的原因，却把这个事上推到“篡位者”的统治时期。②

    在与羌人和朝鲜人的关系方面，王莽也是成功的。在西面，他把中国的领土扩大到青海。在东面，他在公元12年轻易地打败了高句丽。③尽管班固只是作了暗示，但王莽在对待所有非华夏民族的政策方面，的确表现出他突出的才能。

    概括地说，王莽不是班固所述的那个无能、狡猾、伪善和妄自尊大的蠢人。这些都是老一套的和不公正的指责。从积极的一面衡量，王莽是机智而能干的。他无疑受自已经历的影响，不愿把自已帝王的权力下放给他人，并且严密地注视着他的官员的表现。他严厉得竟迫使他的三个儿子、一个孙子和一个侄子因犯法而自尽。这与汉代诸帝纵容其亲族相比，应受到称赞。他有广泛的爱好。公元5年他就古典经籍、语文学和其他题目召开的会议，其重要性完全可与公元前51年的石渠阁的讨论和公元79至80年的白虎观的讨论相比。①公元16年，王莽命太医解剖一个被处决的人，以便研究他的内脏和动脉并找出治病的方法。公元19年，王莽召集骁勇善战的人。其中一人曾造了两翼，飞行了数百步才落地。据推测他是从御用庭园中一座高达百米的塔上起飞的。从消极的一方面衡量，王莽是一个过分地依赖古文学派经典的有点迂腐气的儒生。②他不喜听批评意见，并且象当时所有的皇帝那样，有迷信思想。

    难以说清王莽是哪一类人。在提倡古文学派和对待奴隶制和土地改革的态度方面，他是改造派。在依赖国家专卖事业稳定价格和推行法律方面，他是时新派。王莽不是革命空想家，而是一个在治理中国时其作为很象在他之前的汉代诸帝的务实主义者。

    如果士绅对王莽有任何不满，这种情绪也不是明显的。就班固所知，从公元10至20年甚至没有一起反对他的阴谋。没有试图暗杀他的行动，可是甚至连汉武帝也几乎在公元88前年被人谋杀。①所有的证据证明，实际上全体官员都支持王莽，只是在广泛的农民骚乱导致官军彻底战败时，对他的支持才消失。如果王莽对这种骚乱负责，那将是对他统治的一个致命的控诉。但他不负此责。王莽的垮台是由于几次黄河改道的重大积累的影响，这是非人力所能防止的灾难。②

    ① 《汉书》中记载此事的段落特别含糊。关于官衔和名称的改变，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03页以下、4136页以下（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269和第341页以下）。郡县采用的名称收于《汉书》卷二八这些单位各个条目中。 ① 胡适：《1900年前的社会主义皇帝王莽》，载《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59（1928），第218—230页。 ② 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98页以下。关于班固的意见，见《汉书》卷九九下，第419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470页以下）。 ③ 萨金特：《王莽》。 ④ 见本书第10章《币制的改革》中关于王莽使用白鹿皮钱和改革的情况。 ① 《汉书》卷十九上关于官员的各个条目提供了变动的详细情况。 ②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24—325页）；韦慕庭：《西汉的奴隶制》（芝加哥，1943），第457页。 ③ 关于西汉限制土地的情况，见本书第10章《农村社会结构》；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267页。 ④ 见本书第10章《国家专营和商业控制》。 ① 关于各种官俸，见毕汉斯：《汉代的官僚制度》（剑桥，1980），第125页以下。 ②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9、423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25、348页）。 ① 《后汉书》卷八六，第2846页；见本书第6章《西南》。 ② 见本书第6章《匈奴》；第2章《外交事务》。 ③ 关于中国公主嫁给外国统治者而实际上构成人质制的和亲的观点，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公元前125至公元23年的早期阶段，附鲁惟一的导言》（莱顿，1979），第60页以下。 ④ 关于中国人给匈奴礼物的规模，见余英时：《汉代的贸易和扩张：中夷经济关系结构研究》，第46页以下，及本书第6章《匈奴》。 ① 《汉书》卷九四下，第3806页以下。 ② 关于王莽与匈奴的关系，见《汉书》卷九四下，第3820页以下。 ③ 关于公元前1年的事件，见《汉书》卷十一，第344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7页）；卷九四下，第3817页。关于公元41年的事件，见《后汉书》卷八八，第2923页以下。 ①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04页以下）；卷九四下，第3824页。 ②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6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中，第4128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19页）。 ④ 《汉书》卷九四下，第3828页。 ①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6、4156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33、336页）。关于焉耆，见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77页注588。 ② 关于公元16至23年任都护的李崇，见《汉书》卷九六下，第3927页（何四维：《中国在中亚》，第196页）。 ③ 《汉书》卷九九中，第4130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25页以下）。 ① 关于这些会议，见本书第2章《思想文化背景》和第14章《学派的发展和官学》及《后汉时期的官学》。 ② 关于这些试验，见《汉书》卷九九中，第4145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3卷，第382页）。关于飞行的尝试，见李约瑟：《中国科技史》第4卷第2部分，第587—588页。关于古文学派，见张朝孙（音）：《白虎通：白虎观中的全面讨论》（莱顿，1949、1952）第1卷，第137页以下；本书第14章《五经》。 ① 《汉书》卷六，第211页（德效骞：《〈汉书〉译注》第2卷，第118页）；鲁惟一：《汉代中国的危机和冲突》，第48页。 ② 见毕汉斯：《汉代的中兴》第1卷，第145页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