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的国家祭典中，天是至高无上的神，它被认为直接支配着人世的命运。皇帝，即天子，是天的代表，在它的庇护下进行统治。王朝的创建者因他个人的功业，比其他人优先被选为第一个受命于天的人。末代皇帝则丧失了这种天命，因为他和他的皇室不宜再进行统治。吉兆预示着天命的出现，而凶兆则宣布上天庇护的消失。①

    受命于天的信仰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的历史编纂学。古代的历史学家引用、隐瞒、歪曲甚至伪造证据，以证明为什么王朝的创建者值得上天的赐福，对于这种尊贵的资格，他个人是毫不怀疑的。他重视正统性。那些反对天命的人是明显的小人。他们之缺乏道德资质可以从他们的下场中得到证明。古代历史学家在这方面持否定的态度：他给最重要的造反者和皇位觊觎者撰写有偏见的传记，这些人由于他们的行动，已把自己置于有秩序的社会以外。此外，古代的历史学家就没有进一步行动了；对那些反正统王朝的人的主要助手概不写传。

    这就是历史编纂学的状况，它对公正地评价象推翻前汉皇室而试图另立自己王朝的王莽这样的人来说是一个主要障碍。如果他能如愿以偿，他就会说是沐受了上天的恩泽，古代历史学家就会把他比作以往伟大的王朝创建者。但是随着他政府的垮台和汉朝的复兴，王莽自然而然地成了历史编纂学的受害者，从天子之尊贬为篡位者。甚至他的相貌也变了。

    汉代的中国人都深信相面术。他们认为面貌反映了性格，并试图根据一个人的相貌来推断他的未来。这就引出了一种假设，即王朝创建者必定有某些共同的外表，于是历史家们就杜撰他们多须、高鼻和有突出的前额。相反，这种伪科学的相面术还需要把皇位觊觎者或篡位者道德的堕落表现在他们的外貌上。因此，王莽被描述为一个巨口短颔、露眼赤睛和声音大而嘶哑的人。①

    于是，近代的历史学家面临着明显的偏见的问题。当班固编《汉书》，即《前汉书》时，他是以兴复汉室的斗士的观点来写书的。虽然王莽当了15年皇帝，却没有他应有的历史。他占有的篇幅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