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汉最初大约70年的特点是帝国力量的巩固、行政的试验和制度的修改。在这几十年中，政治家们集中力量加强国内中央政府的权力，再无精力进行扩张或与潜在的敌人作战。国家的政策原则上是时新派的，其目标是使新的帝国幸福安乐，有求于更古老的形式的迹象甚少；但是这种政策的执行还不能象武帝时期（公元前141—前87年）那样有力，那时物质资源能更好地加以利用，人民也更易被动员起来。在刘氏皇室的生存经受了一次短期威胁以后，随之而来的是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和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之治，两帝的性格和成就长期以来引起了中国作者的景仰。他们由于井然有序地治国和治民而受到赞誉。文帝为了国家利益而躬行俭朴，所以特别被人称颂；这类赞赏可能是作为批评后世某些皇帝躭于奢侈的手段而被渲染出来的。

    这些年巩固的主要成果可以从诸王国面积和力量的缩减以及同时期帝国沿黄淮流域的直接控制的扩大中看出。此外，有效的税收使帝国在公元前141年掌握的物质资源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得多。分裂的威胁来自高帝的遗孀吕后及其家族，这些人成功地控制宫廷和政府约有15年之久（公元前195—前180年）。

    消灭刘氏家族的企图是短命的，未取得成功，但由于广泛的牵连及对后世历史的影响，它相应地具有较大的重要性。当吕氏家族进行夺权时，刘氏皇室的稳定性一点没有保证；王朝建立仅仅10年。这个时期出现了逐步消灭一批潜在争权对手的情况，但其他家族不能做到的事情，吕氏家族比大部分家族更能做到。这件事是中国历史上皇帝的后妃及其家族几乎把王朝搞垮的许多事例中的第一件。这类情况通常发生在正式登基的皇帝的力量或成熟程

    表3  刘邦的后裔

    ①刘邦的其他两个亲属被封为王：

    1．刘贾（刘邦堂弟），前201-196年荆王+。

    2．刘泽（隔房堂兄弟），前181年琅邪王，前179年燕王（该支至前127年中断）。

    ②死时无子。

    ③继惠帝位的是两个幼儿皇帝，都非皇帝嫡系：

    1．刘恭为一富女所生，前187-184年为少帝恭；

    2．刘弘，衡山王，前184-180年为少帝弘。

    度不足以消除周围影响的时候。同时，不论皇帝是幼儿、未成年的少年或是弱者，他的存在对太后或有野心的政治家控制朝政和推行他们的计划来说显然是必不可少的。

    如同以后类似的情况，吕氏家族发动的夺权活动给中国留下了一个王朝世系或典章方面的问题，因为安排好的皇位继承已经被人篡改或打乱。中国历史学家的态度是预料得到的，这个事件通常被描述为一件非法的篡位行动，而那些最后清除吕后的人受到尊敬并被给予特殊的待遇。在王朝史中的关键时刻，政治家们能够援引吕后的经历作为告诫，容许一个太后或公主突出她的位置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①

    惠帝统治时期（公元前195—前188年）和长安的加固

    刘邦在他一生的一个较早阶段，娶山东吕家之女为妻。她为他生下一子一女，在他立为汉王以后的次年（公元前205年），其子刘盈被指定为太子。②刘邦称帝后，对原定的继位问题未作变动，虽然曾出现这类言论。因为高帝已经纳了几个妃子，她们生下的七个儿子比皇后之子更为健壮。但是尽管皇帝自己有意指定另一个妃子之子为太子，但吕后之子仍保持了太子的称号，并在公元前195年阴历五月高帝去世后正式登基。高帝当时年在五十至六十岁之间，据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是他在公元前195年与淮南王作战时受了箭伤。③

    新帝惠帝在其父死时仅15岁，过了四年他才正式举行据以被承认为成年的仪式（公元前191年）。不论他的性格多么坚强，他很难指望能够阻止他的长辈们对朝政和皇宫的控制。据正史记载（它们在这方面的偏见只能令人怀疑），他的母亲特别放肆、暴虐和残酷。据说她把高帝有意让其继位之子刘如意毒死，并将如意之母杀害，然后令人震惊地把她断裂肢体，这把皇帝吓得神志不清，使他决心永远不问国事。吕后还被认为杀害了高帝其他三个可能会对她的野心提出挑战的儿子。①

    惠帝时期朝廷采取了两个重要的措施，一是在全国建立纪念先皇的宗庙，一是加固长安城。高帝宗庙的建立可能是想通过加强皇帝与国土边沿区之间的联系，以提高王朝的威信，它们的设立提供了汉王朝在以后的时间里遵循的先例。到了一定的时期，这引起了财政困难和恐慌，因为宗庙的数量和维修费用猛增；最后，由于国家的状况它们的数量不得不削减。②

    在惠帝时期，多次征募劳工去建造长安城墙。关于城墙的价值，用数字可以具体说明：将近15万名男女两次被派去劳动，每次长达30天。③他们从长安城附近征集，但有一次两万名囚犯也被调来协助。到公元前190年阴历九月，工程经过五年的努力后完成。这次重大事件的特点是对人口中的男丁普遍赐爵。

    前汉帝国京都的残存遗址位于今西安城的西北。该城呈矩形，其四边面向罗盘的四个方向，但有的地方不很规则，因此只有东面形成不断的直线。这些不规则形状可能是地形特征所造成，也可能是出于防御的需要。根据可能早在3至6世纪就已有的一种说法，长安城的这种不规则的布局旨在仿照大熊座和人马座两个星座的外形；这样，该城就与不朽的天体联系起来。不管这种说法是否正确，另外的宇宙论的考虑则是影响了东汉京师洛阳的外形的；但在征募人员到长安城墙劳动之时，这些宇宙论的考虑尚未被普遍接受。①

    结果，城四周的每边约长5或6公里（3.5英里），城内的面积为33.5平方公里（13平方英里）。城墙的墙基宽16米以上，耸立的高度为8米，上面宽度减至12米。主体宫殿未央宫靠近城的西南角；其他的皇宫，包括位于主墙之外的一座皇宫，是后来加建的。设计此城的匠人们显然是根据一个方格平面图的构想进行工作的，平面图包括160个500步（693公尺）见方的坊，但还不能肯定地说这个规划完成到了什么程度。四面城墙的每一面都有三座宏伟的城门，城门两侧可能有防守的塔楼，以便保持警戒。有迹象表明，每座城门建有三条分离的通道，每条通道的宽度能容纳四辆车辆通行。②

    城内有每年诸王来京向皇帝朝拜时居住的王府。公元前189年开设西市，③这意味着东市已经设计出来；在后期，据一个未证实的报道，城内共有九个市场。这些市场在官员的监督下营业。关于当时长安的人口数字，还不能作出合乎实际的估计。

    正当西市在长安开市时，在黄河流域的敖仓正在整修。敖仓在楚汉内战期间已引人注目，这时开始的工程据推测是修复那些年所造成的损坏。惠帝朝所采取的其他积极行动包括放松某些法律规定和取消秦朝不准私藏某些文献的禁令（公元前191年）。

    在外交事务方面，汉仍采取消极的政策，皇室一名成员被赐给公主的称号和地位，准备嫁给匈奴的首领（公元前192年）。在执行同样的安抚政策时，朝廷承认福建独立的东海王的存在，并且宽厚地接受了南越王赵佗的礼物（公元前192年）。①

    吕后（公元前188—前180年）

    惠帝死于公元前188年。死时他不过23岁，但没有人提出他的死是由于谋杀。他的正式的皇后未生子，他的一个地位较低的妃子所生之子被正式指定为皇帝，称为少帝恭。仅在三年以后，他被也是幼儿的第二个傀儡少帝弘所取代。①这些正式的安排使吕后得以行使摄政的大权，负责国家大事。她有权颁布诏令，考古发掘不久发现一方用来表示她批准这类文件的御玺。这方御玺旨在象征帝皇的威严，玉质，上面刻有皇帝专用的文字。②

    吕后克制住自己，不作自行宣布为女皇的安排。她的做法在后汉时期和以后中国的王朝几次被一个皇后所把持时被人仿效。可是她拥有无可争辩的权力。她立自己家族的四名成员为王，违背了她与高帝和他的支持者之间的誓言；她还提升她的六名亲属为侯，并任命其他亲属为将军。这样，她就能确保她能指挥驻扎在长安的军队。但在远地，她就没有那么大的力量了。她的部队未能阻止匈奴进入中国的领土。在公元前182至前181年，他们入侵陇西郡（甘肃南部），次年，他们抓走了2000人。同时，南方的南越王利用了中国的明显的弱点。为了试图抑制其王国的发展，中国政府禁止向南越出口某些有特别价值的物品，如铁制品。南越王被这种歧视行动所激怒，于公元前183年称南武帝，以此暗示他与中国的君主处于平等的地位。两年后，他入侵长沙国境内的汉朝领土。①

    吕后死于公元前180年，但死前留下了临终诏书，命她家属的两名成员担任最高的职务：相国和上将军。②吕氏家族的成员受到这些任命的鼓励，决定争取消灭刘氏皇室。但是他们的野心被遏制了。高帝仍留有三名拥有楚国、淮南国和代国的后裔；这些人能够争取其他亲戚与其忠诚尚未被吕后和她的亲族收买的那些政治家的支持。高帝之孙齐王带头行动。在向其他王国的伙伴求助后，他率领自己的部队向长安进军；由于他们协同行动，吕氏家族被消灭。③

    文帝（公元前180—前157年）

    和景帝（公元前157—前141年）

    帝国的稳定和刘邦的封国制在清除吕氏家族时面临的考验，其严峻性不亚于吕后夺权时所受的考验。一些根本的问题影响着帝位的继承。与高帝关系的亲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个人继承帝位的要求或权利，这个问题很不明确；同时也不能肯定诸王对帝制的忠诚是否会超过他们自己的野心和利益。

    争取这个最高荣誉的两个可能的候选人为高帝的亲生子代王和淮南王；第三人为齐王之子，即高帝之孙，但他可以声称他的父亲是他两个叔叔的兄长。此外，齐国建于公元前201年；代和淮南公元前196年才建立，所以他的一支也比代王和淮南王两支更有资格继承帝位。

    齐王所处的地位也比其他人更为有力。由于他的领导，吕氏家族才被消除，为此目的而向长安进军的也是他的军队。他对这些事情采取主动行动，部分地可以用齐国所受吕后的对待来解释；齐国丧失了许多领土，它们形成了吕氏家族所把持的几个王国。①

    驱使齐王采取行动的动机不能肯定；可能他真正地急于想恢复祖父开创的大业；也可能他的主要目的是为自己取得帝位。但是有人会问，如果恢复刘氏皇室是齐王的主要目的，他为什么迟至吕后死亡以后才行动。由于没有中央政府的特别权力而派出军队，他越权行动了，这一行动甚至在他自己的支持者中也不无非议。

    推举齐王登基的建议遭到反对，因为人们怕他母亲很可能效仿吕后；也提出了同样的理由来反对淮南王的候选资格，另外，他也还没有到达法定的年龄。这些保留意见对后来称为文帝的代王刘恒没有影响。对他的评语是，他不但有承担其使命必须具备的条件，即使命感和仁慈心，而且他母亲还被认为具有十分高贵的品质。于是长安传送信息给代王，请他登帝位。经过得体的谦让以后，刘恒离代国前往长安，住在长安的代王府中；不久，他同意接受御玺：其新尊号的象征。这时，齐王已解散其部队返回齐国。

    新皇帝称为文帝，是在位时间超过10年的前汉诸帝中的第一个。他在位的时间超过了以前两代皇帝总的统治时间，这赋予了帝国迄今所缺乏的那种延续性和长期性的意识。王朝的稳定性因和平地传位于他的儿子而加强；后者为窦后于公元前188年所生，称景帝（在位期公元前157—前141年）。相对地说，这两代皇帝统治时期没有威胁帝国存在的事关王朝兴废的问题；它们都采用了旨在稳定社会和经济形势和巩固中央政府权力的措施。

    朝廷没有皇帝的后妃及她的亲属直接干预国家事务的情况可能部分地是由于窦后对“道家”著作的偏爱。她可能更急于宣扬清

    静无为并通过这些方式使国泰民安，而不是想直接参政。她的儿子刘启，即未来的景帝只有服从他母亲的意志，学习老子的著作，别无其他选择。她于公元前135年死去，这也许可以视为汉代政治的一个转折点，因为这正好与王朝积累力量和修改制度以适应国家需要的漫长时期的结束相吻合。从此以后，国家的时新派政策以更强有力的形式出现；一个虔诚的《道德经》信奉者是很难赞同国家朝积极的和扩张主义的政策方向作明显的转变的。①

    文、景两帝治下诸王国的减少

    在文帝朝和景帝朝，中央政府的权力有明显的提高。文帝登基后约25年，帝国的政治家们已经意识到分离主义的危险性；他们感到必须控制或消灭某几个王，并且成功地应付了这一挑战。公元前164和前154年，出现了帝国行政形态的主要变化，通过对公元前179和前143年的形势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变化前后的差别（见地图3、5和7）。

    在公元前179年，汉帝国基本上恢复到高帝末期的状态。吕后立的诸王已被消灭；要么他们被刘氏的成员取代，要么他们的领土被归还给分离前的行政单位。中央政府再次直接掌握京畿区及邻近的郡，这时共有19个郡，周围则为11个王国。对比之下，公元前143年的帝国则包括京畿区、40个郡和25个王国。在最初，少数郡被形成弧形圈的几个大王国所保护；到了公元前143年，甚至更明显地是到了公元前108年，中央政府的政令能在分散于全国的郡中实施，许多小王国作为飞地处在这些郡的包围之中。

    总的说，诱使诸王向中央闹独立的原因有两个。有的王国位于边远地位，超过了与长安官员方便而迅速联系的范围。象齐或吴等地区从前曾经支持独立，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通过利用这些财富，一个王如果没有向皇帝朝觐或上缴税收的义务，是很容易维持自己的独立的。其次，时间的消逝改变了诸王与汉帝之间的关系，紧密的家族纽带这时不能自动地确保诸王的忠诚的支持。在高帝时期，大部分王国都委托给他的儿子治理。到公元前170年，只有三个王是在位皇帝之子；一为高帝之孙，一为高帝的曾孙；高帝兄长之子治理吴国，他的一个兄弟之子在楚国；一个旁系亲族为燕王。

    削减诸侯国的行动部分地通过精心的安排完成，部分地通过利用时机——如某王的谋反或他死后无子嗣——来完成。①大国被分成小单位，皇帝近亲中的刘氏成员被立为这些小国之王。如果一国谋反，中央政府就接收该国领土的一些部分，把这些部分的领土作为郡来治理，原来的王国于是变小。这样，在公元前179年至前176年期间，政府接管了梁的一部分，并把这一部分划为东郡；赵、齐和代诸国由于它们的部分领土被建为河间、城阳、济北和太原四个王国而被削弱了；高帝时期曾经短期存在的淮阳国这时分成淮阳、颍川和汝南三郡。意义甚至更为深远的是淮南的分割和齐国进一步的缩小，它们曾是帝国两个最有实力的部分。

    虽然高帝时期所定的淮南国的南部边界还不能确定，该国可能幅员很广。在公元前174年淮南王谋反以后，淮南显然是作为郡来治理的。公元前164年恢复为国，但领地大为缩小；两个新国（衡山和庐江）这时把淮南分成两部分。同年，齐王死后无后裔，这给文帝提供了削弱该国实力的理想机会，该国因有丰富的鱼、盐、铁和受资助的丝织业而繁荣兴旺。到公元前163年，在原来组成齐国的土地上至少另立了五个国。它们都交给高帝的孙子们治理，因此这些王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