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边境的强大边境藩镇的成长，与中国对外的和军事的总政策是完全一致的。自7世纪末契丹和奚对河北大举入侵以来，它们持续的压力需要唐朝在这里保持强大的兵力。大约到742年，范阳及其附属的平卢藩镇有兵力13万，它们形成了坚强的防御堡垒，而且还有不容忽视的打击力量。但这并没有导致任何大的领土扩张。虽然中国人终于在东北重建了远至辽河的控制，但这远没有完成7世纪隋炀帝、唐太宗和唐高宗的目标。①范阳的领导权如同其他边境藩镇那样，日益落到职业军人手中。以前这些人在那里很少能指望升迁到低级和中级官员以上，但现在他们之中能力最强的人发现能够升任最高的官职。
在这一背景中，我们必须先考察一下安禄山的事迹。②安禄山为粟特族和突厥族的混血儿，从青年起就在中**队中服役，他的擢升无疑归功于军功。在他40来岁时，他已取得一个职业军官的最高和最有权势的地位：在742年成为平卢节度使；在744年又任邻近的范阳镇节度使。他身兼两职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两镇需要最紧密的协调。但容许他在这两个职位上留任达12年以上则是很不正常的（节度使的正常任期为三年），何况同时他又有兼职（750年兼河北采访使，751年兼河东节度使），从而使他成为东北不容挑战的长官。让一个人能集如此大权于一身，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朝廷在授权这一基本任务方面显然已经变得草率从事了，所以安禄山才能取得为自己招兵买马的良机——如果他愿意，他还能选择违抗朝廷这条道路。
安禄山之所以如此受宠，部分原因在于他自己的性格和过去的经历。虽然绝大部分史料——主要在叛乱进行时期写成——把他描绘成肥胖的小丑，但他仍是一个在漫长的镇守期间保持东北边境安全的有成就的军事将领。另外，他还兢兢业业地建立与朝廷各方面的关系，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事实上，权势炙手可热的宰相李林甫在752年死亡前，玄宗在临近悲惨的结局时，仍然对他恩宠有加。鉴于他集权力和荣誉于一身，很可能从8世纪40年代中期起，他被认为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从朝廷总的发展形势看，这些都不是偶然的：安禄山的崛起及其地位的巩固与玄宗不再积极领导国务和强大的节度使日益参预朝政的情况是一致的。
在玄宗朝的最后20年中，他究竟提供了多少积极的指导，这是很难回答的。他越来越依靠强有力的人物：在朝廷，李林甫在734至752年这段非常长的任期内是宰相和实际的独裁者，以后接任的杨国忠几乎同样独裁；在边境，东北的安禄山和西北的哥舒翰在很长的时期内都同时掌握几个藩镇。另外，从8世纪40和50年代朝廷的政治争吵和角逐中，人们也明显地可以看出玄宗对日常的政务越来越不加过问了。
在这些情况下，比帝国其他官员能更直接行使地方和军事权力的节度使都不免卷进操纵政治的角逐之中。但这带来了边境将领——或至少那些有足够的野心和机智在政治领域中纵横捭阖的边境将领——干预政治的危险。李林甫之死是一个转折点，因为只有他拥有在帝国其他实权人物中间保持平衡所必需的无容置疑的权力和威望。他死后，在导致叛乱的最后几年中出现了安禄山和杨国忠之间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这一斗争只有玄宗的有力行动才能解决，但他的消极态度反而助长了斗争的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撤换安禄也的各种企图不能简单地再被看成是替换一个任期早已届满的将领或让他退隐的事情。杨国忠本人很可能主张加强中央控制边境将领的总政策；但安禄山认为，如果替换他的企图得逞，这只会使杨国忠取得更大的权力。
但是，尽管历史学家对宫廷政治斗争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却不能为叛乱的起源提供圆满的、或令人满意的解释。古往今来许多评述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安禄山及其许多追随者的非汉族出身方面，他们坚持这些人生来（或被养成）桀骜不驯和贪婪成性。这些人所受的中国文化的影响甚为肤浅，所以不甘心接受传统约束而一心渴望征服和掠夺。因此，安禄山之乱被视为“在国内进行的外患”。①虽然这一观点并非全无根据，但它也不能提供有说服力的解释。它假设在作为中国兵员来源的不同民族中存在一个共性，而没有看到在它们中间存在的语言和文化上的重大差别。其次，它假设所有“胡人”接受中国文明的程度都很低，而实际上随着接触时间的长短和接触质量的高低，同化的程度也不大不相同。边境城镇的长期居民——可能已与汉人婚配，或是第二代或第三代汉化“胡人”——不可能作出与来自草原的新迁入者相同的反应。再次，它忽略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即安禄山麾下包括许多汉人，而另一方面，回纥人和其他“夷狄”后来证明也属于唐王朝最坚定的捍卫者。
近年的两大论点试图参照一些地区特征来解释叛乱。已故的陈寅恪发展了夷狄论的另一深思熟虑的变种论点：8世纪初期异族的迁入河北导致了最后使东北社会“胡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到8世纪40年代已发展到如此程度，以致充分了解这一形势的唐朝廷只有树立一个“羯胡”（安禄山）作为保持控制河北和东北的唯一办法。因此，陈寅恪所看到的夷狄因素不仅涉及安禄山及其所属的兵将，而且还涉及整个这一地区的人口。①除了这类文化解说的高度主观性连同它的模糊和带激**彩的“胡化”观念外，陈寅恪这一引人注意的假设没有足够的证据作为依据。他的叛乱前的证据所指的不是整个河北，而只是具体地指边境地区；他用的叛乱后的材料——这是他论证的大部分依据——则错误地把一些具体的后果归因于主观设想的文化变化，而不是归因于这一区域取得的事实上的政治自治。
谷霁光提出的另一个主要的解释迥然不同，他的论点稍经修改又被浦立本采纳。两人都从河北（在东北）对唐朝廷（在西北）的长期异化这一角度来解释叛乱，这一异化过程主要是朝廷对该区的歧视政策造成的。根据这一理论，安禄山是作为这一地区的感情和利益的代表出现的。②但关于朝廷和河北道之间长久分裂的证据不够充分，而且几乎都来自7世纪的材料。此外，成为这一论点前提的河北地区支持叛乱的广泛基础始终不明显——不论在叛乱前、叛乱时和叛乱后都是如此。
我的观点是叛乱产生于基本上是政治性质的若干牵涉面较小的环境，它们与中国文化的敌人的大规模渗透或长期的地方分离主义无本质的联系。这场叛乱其实也不产生于任何大的社会危机。在叛乱开始时，河北道除了提供基地外并未卷入。引起这场叛乱的解释要在边境形势中而不是在河北道内寻找。虽然边境藩镇的建立和以后的发展使得它可能对唐统治皇室进行挑战，但关键的一个发展是指挥机构逐渐被那些很难被认为是唐统治阶级的成员的人所控制。这些人为职业军人，地方观念强，社会出身往往很低，所以形成了一个与正规官僚集团显著不同的集团。①朝廷和它的边将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差距不一定产生敌对，也不会使叛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但它能使一个强有力的将领纯从自己的私利出发去寻求其袍泽的支持，并对他们认为很少有共同点的朝廷宣战。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叛乱最好用到玄宗朝快结束时已经形成的政治—军事结构的变动来解释。
安禄山极不可能像我们掌握的大部分史料所声称的那样早就有谋反的计划；事实上，他潜在的敌对行动似乎只是到李林甫死后他看到杨国忠对他的地位构成威胁时才开始的。不过在他镇守边境的漫长时期，他显然已乘机扩大和巩固了他个人的权力及他指挥的军事力量。他通过合法的和非法的方式扩大其军队的规模，并建立了一支绝对忠诚于他的八千假子的精兵——这是五代私人军队的前身。据说他还从边境外征募许多新兵（这些人不可能有强烈的忠君思想）和采取提拔和滥赏的慷慨政策，这些都是为了加强他与部下的关系。他凭借自己受玄宗宠爱的有利条件，甚至直接控制了西北主要牧马中心之一，这就保证他能得到骑兵马匹的充分供应。最后，通过他在东北的漫长的任期和兼任的河北道采访使之职，他能影响东北文武官员的任命。②这样，到他与朝廷决裂时，他拥有一个强大富饶的地区基地，并已建立了一支庞大和训练有素的、其核心由效忠于他个人的追随者组成的军队，它与其说是属于皇帝的，远不如说是属于安禄山的。可以毫不过分地说，到755年，安禄山控制的藩镇已经出现了他叛乱后自治和半自治地方政体的主要特征，虽然这些特征尚有待于向帝国的内地渗透。
当安禄山相信他已失去玄宗的支持，失宠又一定会发生和迫在眉睫时，他才最后与朝廷决裂；他又坚信自己拥有足够的力量去推翻王朝。对于他的希望来说，关键是要进行迅速和决定性的打击；因此他的战略核心是立刻占领政治中心地区。这样就会使统治皇室威信扫地，也许还能使它垮台，从而使安禄山成为最可能的继承者。安禄山的信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统率的部队在开始叛乱时约为20万人，其中15万人被动员去参加重大战役。由于留守平卢镇的约二万名士兵倒戈和河东道的一些部队没有参加叛乱，他的总兵力立刻减少了。安禄山对自己在河北的控制和对他的进攻力量估计过高，这一战略归于失败，随之而来的是在帝国的心脏地带自始至终激烈地进行的消耗战。
勤王军的人数远为众多，但这一优势毫无用处，原因有二。第一，如前所述，几乎全部帝国的兵力都分布在边境沿线，这样内地已没有多少训练有素的部队能抵挡安禄山的进攻。所以安禄山的军队在遭到坚决抵抗之前经河北过洛阳而所向披靡。此外，最精锐的政府军被牵制在偏远的边境，要花相当长的宝贵时间才能被调回；这样做又显然会削弱或被迫放弃边境的阵地。第二，在叛乱的第一阶段，勤王军的战略需要不加选择地使用兵力。他们再三在广阔的前线进行正面进攻以期制服叛军，但最后都不但以失败告终，而且因大量损兵折将而严重地妨碍以后的行动。结果，陇右、河西和朔方三大西北藩镇的久经沙场的部队都大为损耗，只有朔方军作为一支完整的部队还能继续作战。
安禄山之乱的经过
叛乱持续了七年以上，从755年12月至763年1月。从纯粹的军事角度看，它可以分为五个明显的阶段，每个阶段都被几场决定性的或有潜在决定性的战斗所决定。它们是：
（1）755年12月至756年6月叛军最初的胜利阶段，它以叛军在潼关的进攻受阻和勤王军在叛军后方河北的起事告终。
（2）756年7月至757年11月叛军占优势及其军事力量和地域控制处于鼎盛的阶段。
（3）757年11月至759年4月政府收复京都和接近平息叛乱的阶段。
（4）759年4月至762年10月叛军重新崛起和随之而来的长期僵持阶段。
（5）762年10月至763年1月政府最后进攻和取得胜利的阶段。
这是一场长期和激烈的冲突，其结果几乎到最后仍不能肯定。但冲突中间存在军事上相对停顿的漫长时期，例如从757年秋至758年秋政府收复两京以后，事实上760年全年和最后战役前的18个月这几个时期都是这样。因此严格地说，叛乱期不应被认为是连续不断战斗的七年，而应该是帝国一直处于全面战时体制的漫长的时期。
虽然战斗的间歇有种种原因（指挥的变化、进一步征募兵员的需要、甚至天气），但主要的原因无疑是后勤的问题。每一次阵地的大变动都需要对供应线作新的部署，而这正值帝国财政结构完全崩溃之时。在这一方面，叛军的日子可能比中央政府好过些，尽管他们控制的地区较小。河北是坚固和可守之地，靠近主要的冲突地区。相比之下，政府发现自己被夺去了主要的收入来源：河北当然已经丧失；河南的部分地区被叛军占领，而且已被战争破坏；与长江诸道的联系由于叛军破坏了汴渠的几条交通线而基本上被切断。此外，玄宗时期积累的大量剩余粮食和物品在叛军占领两京时大部分已被毁掉。在这些情况下，政府被迫从三个来源取得有限度的正常岁入：关中本地的生产（但只在758年以后才有挹注）；从南方跨秦岭经汉水运来的少量资源；一切能从四川通过陆路运来的物资。在其他方面，政府只能采取短期的权宜措施：卖官鬻爵和出售委任状，操纵通货，开征商业税和生产税。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非常拮据的情况下与叛乱作斗争，这有助于解释它作战的时断时续的缓慢的节奏。
领导问题也影响冲突的进行。下文将谈到，政府有时因为不能对自己的战地军队和它在地方掌权的代表进行控制而严重地受到损害，但至少从756年秋季起，它在中央仍保持领导权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叛乱政体则并非如此。有四人相继任叛军的领袖，但每人（不包括安禄山本人）都杀害了他的前任才取得指挥权。每人都僭号称王，力图使他的权力合法化。安禄山未能利用其最初优势的事实和流传至今的对他的各种描述，都说明在755年他的鼎盛期早已过去。他在757年初期遇刺，其子安庆绪接替他，控制叛军直至759年春。史料把安庆绪说成是一个平庸之辈，但他的不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洛阳政权不能从河北叛军地区得到足够的支持，这些地区那时在他后来的继承者史思明的控制之下。史思明任叛军领袖后证明是一位杰出的将领，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在761年春通过与人合谋将他杀害，他很可能推翻唐朝。虽然史朝义坚持与庞大的勤王军对抗直到762年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但结果他在年末在帝**队最后的进攻下被消灭。且不说这四人的个人性格如何，领导权的不断的和激烈的变化显然使叛军难以保持任何巩固的团结和凝聚意识。
安禄山最初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在一个月内，他已占领了河北、河东的几个部分以及包括东都洛阳和黄河中段航道的河南北部。这时，河北勤王军的联合抗击和在潼关匆忙集结的帝**队阻止了他的迅速推进，使他不能直驱西京长安。尽管遭到这些挫折，他仍在756年的阴历新年初一在洛阳称帝，国号为“大燕”。朝廷那时正在为动员抗击，为从北方和西北边境召回部队，为征募新的人力资源和授予地方官员额外的兵权而作出疯狂的努力。
事实证明，这些应急措施中有一项具有特别深远的影响。朝廷在企图为其匆忙集结的部队提供指挥机构时，求助于以前为用于边境而发展起来的节度使制的模式。第一个内地节度使是在叛乱爆发后不久时为河南道任命的。①由于节度使结构早就适用于战斗中的主动灵活的指挥而不同于归朝廷节制的臃肿的军事组织，它在其他地区推行的理由就不难想象了。但是，节度使制从一开始就有意使之在高度独立的情况下发挥作用，而且基本上体现了一种军事分权体制。在一些重要方面，它是与严密的中央控制的原则不相容的。虽然在一开始，它在帝国内地的扩大使用单纯是一种军事上的权宜之计，但这一制度被准许长期有效，并为地方在以后的两个世纪提供了全面的行政和军事的基础。
河北勤王军的行动是对叛乱者的一大打击。这些起事从755年末到756年后期几乎持续了一年，它们使安禄山停止西进，并且本来完全可以在早期把叛乱镇压下去。安禄山通过河北已迅速推进，很少系统地采取牢牢控制该道的措施。他显然相信，他留在幽州（今北京）和留在平卢镇境内的满洲边境的守军能控制这一区域；此外，他有充分理由对及早取得胜利抱有信心。但是在他通过河北后一个月稍过，河北勤王运动风起云涌并且迅速从东面的德州（在今河南的德州[原文如此——译者]）和西面的镇州（正定）向外蔓延。有的地方，起事由一些安禄山认为不必予以替换的刺史领导，而另一些地方，领导起事的则是把安任命的刺史杀掉或赶走的较低级的官员和地方领袖。河北多一半的州起来反对叛乱者；虽然它们之间很少协调行动（它们各自的兵力也很弱），但它们的确保持了密切联系，这样就有助于发展运动。勤王者的目标不仅是不让叛乱者控制他们本人的州县，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切断安禄山在洛阳的主力军和幽州叛乱基地之间的联系。他们当然知道，如果没有中央政府军的援助，不论时间长短，他们抵御叛军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存在的。①
勤王运动的运气变化很大。756年初期，随着叛乱者第一次软弱无力的镇压活动的失败，大量正规军从安禄山在河南和北方的军队中抽调出来，迅速重新占领许多地方。但是李光弼和郭子仪率领的正规政府军从河东（今山西）经太行山几个关隘抵达河北，从而又激起了新的起事浪潮。接着在春初，平卢的一些部队出人意外地倒向政府，叛军的地位又趋恶化。②这就迫使河北的叛军后备军驻守幽州。勤王军在击退叛军的同时，于756年中期已经控制了横跨河北直至沿海的地带，完全收复这一区域的可能似乎出现。但是朝廷的大部分人却不能敏锐地看到更大的战略可能性，反而全神贯注于通往京师的各要道的形势，因为政府军正在潼关与叛军主力相持不下。最强大的政府军在那里不与叛军交锋。政治考虑支配着这些朝廷大臣的观点。他们担心，如果政府经过连续几个月的努力而显然不能彻底粉碎叛乱，就会大大地动摇人民的信心。还存在朝廷官员和潼关统军将领之间的严重战略分歧，从中人们同样可以看出在文官和武将之间、朝廷和边将之间的那些首先导致叛乱的对立和不同利益。
结果，以杨国忠——他对安禄山的敌意无疑促使叛乱爆发——为首代表朝廷文官利益的一方占了上风。756年阴历六月，朝廷下令，命军队全面出击，这在政治上是权宜之计，但在军事上是草率从事的莽撞行动。①结果政府一方大败：参加进攻的18万官军大部分遭到伏击，被分割和消灭。政府因缺乏完整的后备军，不能在叛军和京师之间的地带再进行防御。不到几天，玄宗及其朝廷出逃，长安被叛乱者占领。玄宗前往四川避难，在一个经常加以戏剧化的插曲中，杨国忠与他的堂妹杨贵妃在途中被不满的部队所杀。同时，皇太子，即未来的肃宗，撤往西北的灵武，以期在那里集结支援力量。
在许多人看来，老皇帝的领导此时威信扫地，所以皇太子在下一个月的僭位掌权普遍被人接受。在肃宗流亡朝廷召集的部队中，有在河北作战的部队；征召的行动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促使河北勤王军抵抗的崩溃。勤王运动的活动中心一一丧失，这样就实际上结束了唐朝在那里的权力。东北边缘平卢的勤王守军被孤立，最后在762年，他们通过海路撤至山东。潼关的一场灾难性的战斗必须被视为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它使叛乱者时来运转，使王朝几乎崩溃，并使战争无限期地延长下去。
但是从长期看，关键的因素证明是全国大部分地区继续留恋唐统治皇室。这种忠诚在下一年中受到严重的考验，当时肃宗的朝廷遭受一系列严重的失败，只有一些小的胜利稍稍有所弥补。一切努力都集中于收复长安这一唯一的目标。756年秋，然后又在757年春，勤王军对占领长安的叛军发动进攻，但都被击退，损失惨重。在南方，叛军穿过秦岭，直趋汉水边的襄阳，虽然他们朝东南向淮河的推进在宋州（今商丘）被持续到757年秋的英勇的抵抗所阻。②
再往南，动乱也出现了。在潼关败后面临政权可能垮台的情况下，玄宗已把帝国的几大地区交由诸王子控制，极力企图依靠皇族的忠诚来维系王朝。他的一个儿子李璘例外地已至长江中游镇守，在757年初期举兵叛乱。也许他预期自已会成功地领导唐朝中兴，所以溯江而下夺取富饶的长江下游地区；但他被迅速打败和杀死。同时在边境，外邻开始利用中国的内乱来侵吞当时仍由唐朝控制的地方。主要的受益者为吐蕃和南诏；前者侵入陇右（甘肃），限制了唐朝与中亚的交往，后者在四川进行蚕食。但是甚至在极南方（包括安南），非汉族部落也起来叛乱，迫使中国当局撤离。
虽然朝廷虚弱无能，但暂时占有军事优势并控制河北、黄河、远至长安的大部分渭水流域和大部分河南（中国最最富饶和人口众多的区域）的叛乱者却没有另立取代唐朝的稳定的政体。虽然由于材料很少，人们不可能估量他们的政策，但显然他们取得的支持很少，并一直被视为是些粗鲁的边境军人而已，除了进行军事征服外，根本无权统治。也许安禄山在一开始未能取得全面胜利的事实足以使他的希望趋于破灭；斗争一旦拖延下去，王朝就能够利用剩余的巨大力量和支持，其中大部分是无形的。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唐朝至755年的统治的成功。但叛乱者的眼光短浅的政治头脑一定也起了作用。另一个因素是叛乱者领导内部的离心离德，随着安禄山在757年初的遇刺，分裂达到了最严重的程度。①其子安庆绪继承指挥可能恢复了洛阳大本营的和谐，但此事却疏远了在河北继续带兵的安禄山一代的将领，其中最著名的是史思明。事实证明，当时河北和洛阳两派已经公开化了的争吵几乎是致命的。最后，值得注意的是，叛乱者在洛阳建都后，始终只对长安表示一种消极的兴趣，即不让唐朝得到它而已。除了他们的东北渊源外，他们是否也认识到渭水流域越来越不适宜充当政治中心？
随着757年秋政府军发动的进攻取得胜利，事态似乎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转变始于英勇善战的回纥雇佣军率先大举进攻以后在阴历九月收复长安，这是他们在叛乱期间两次证明是决定性贡献中的第一次。经过了一系列的胜利，进攻在阴历十月收复洛阳时结束。叛军不得不放弃邻近地区（其中包括他们最近已经占上风的河南南部和东部），退到黄河以北。叛军大本营被迫撤回河北西南的相州（安阳）。政府肯定作了有成效的军事努力，但它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河北的叛军不能为其西面的军队提供足够的支持。这些失败以及两京的丧失在当时公开地把叛乱者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相州的安庆绪和幽州的史思明。到758年初期，叛乱者的前途显得如此渺茫，以致史思明本人宣布向皇帝投诚。朝廷由于不能最后消灭他，不得不满足于他名义上的投降，所以就封他为原官。
在收复洛阳后不久，朝廷实际上停止了主动的军事行动。它的资源暂时耗尽。朝廷的政治家们认识到，叛乱者此时虽被牵制在河北，但仍十分强大，不能一举消灭。总之，普遍的期望是：最坏的逆境已经结束，唐皇室已被保存下来，现在可以进行必要的重建工作了。758年颁布的大赦令宽恕了除少数有名首领以外的所有叛军。①这是有意识地愈合国内分裂的企图，但它也为促使叛军内部倒戈以削弱敌人力量的战术目的服务。
在758年的大部分时期内，政府表现的有限的军事主动性令人费解（除了它自身继续虚弱这一理由外）。秋季发动的新进攻把叛乱者赶出黄河，但安庆绪率领的叛军主力部队成功地撤至壁垒森严的相州大本营以确保自身安全。政府军采用一种极为谨慎的战略，不在乎取得对河北其他地区的控制，而只把该城围困起来。围城持续了整个冬季；到759年春，围城者和困守者同样筋疲力尽。同时，朝廷对北方的叛将史思明的不适当的处理（可能是史思明军事上的老对头李光弼的过错）又促使他背离朝廷。他再次叛乱，率军南下。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他袭扰围困相州安庆绪的政府军，最后在阴历三月与他们进行对阵战。虽然据说他与政府军的力量对比不到一比十，但他的军队仍把所谓“九节度使”的勤王军彻底击溃，迫使他们一路撤至洛阳。史思明于是进而消灭安庆绪及其支持者，为自己取得了叛乱的大燕朝的皇位。①在当时，惊慌失措的朝臣把占压倒优势的政府军的惨败归咎于缺乏一个受权的最高统帅以指挥和协调几支军队的将领的行动，虽然这不能完全解释这次战败，但是在以后的几十年内，因各个节度使在联合作战中各自为战而引起灾难性后果之事，则是不乏其例的。
这样，刚在一年多以前似乎几乎完蛋的叛乱又进入了另一个阶段，它的结束遥遥无期。759年秋洛阳和汴州陷落，政府命运进一步恶化。从此以后，时而一方主动出击，时而另一方主动进攻，但双方都未取得任何明显的胜利。长时期的对峙一直持续到761年初期。也许就在这一叛乱阶段，出现了对现存政治和社会秩序最有害的后果。虽然朝廷幸亏没有其他危险的僭号者出现，但它本身却不能恢复元气。汴渠源头几个关键地区的丧失和汴渠本身的失修，排除了从长江各地取得大量收入和运输军事物资的可能。因此，朝廷能取得收入和支援的地区依然是十分有限的，面对这些地区，政府不得不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措施。②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争，叛乱者盘踞的河北地区一定非常困窘；但自756年以来已没有大的战斗，此时它可能已从最初叛乱造成的困境中恢复过来，并且又变得比较富饶了。
从长期看，具有同样严重后果的是，对地方的控制越来越多地从中央当局手中丧失。这些年的记载充满了哗变和小叛乱之事，它们几乎都出于个人的野心和对抗，而不是为了宏图伟业。政府一再因这类与主要叛乱活动或叛乱政权毫无关系的动乱而分散精力和受到牵制而不能实现它的主要目标。759年晚期，接着又在760年初期，在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叛乱。760年后期，长江下游又有一次大起事，761年和762年的四川也有起事，但这远远不是所有的动乱。地方权力斗争、暗杀和公开蔑视秩序的事例甚至更多。
这类目无法纪的行为常常使人难以分清敌友。例如，长江下游地区诸城市遭受的唯一一次严重战祸发生在760至761年冬季镇压刘展叛乱的时期。前来镇压叛乱者的政府军在扬州和楚州这两个富饶无比的商业城市胡作非为，大肆掠夺和杀戮而不受惩处。数千名外国商人被杀。①762年，由征苛刻的税的企图引起的民众起义也遍及长江下游地区。袁晁领导的叛军据说总数即近20万，他们蹂躏了浙江的大部分，直到763年阴历四月才最后被镇压下去。
在中央政府的眼中，比这些叛乱甚至更加严重的现象是地方将领日益不请示京师就擅自行动的倾向。这些地方当局从朝廷往往已得不到指导和真正的帮助，而只能自己临时设法满足地方的需要，例如在财政方面就是这样。但在其他方面，它们干脆对朝廷的指令置之不理。总之，由于战争艰难地进行而冲突又无结束的迹象，对王朝政权的一种信任危机显然发展了，它转而又妨碍政府作出粉碎叛乱的决定性的努力。
叛乱者当然一定继续希望帝国权力全面崩溃。至少，史思明的将领们期待达成一项妥协的解决办法，容许他们保持自己的地位和地方的权力范围。但无论如何，消耗战既拖垮了中央政府，也拖垮了叛乱者。可能为了寻求新的供应来源，史思明在761年初期又对勤王军的领地发起进攻。事实上，是叛乱者而不是政府军差一点有了决定性的突破。761年4月在洛阳附近的又一次大战中，他们击溃了政府军，并且威胁要沿黄河向西发动另一次进攻。但史思明不久被其部下所杀。①这对叛乱者来说是一个大灾难。他的死亡使发动新攻势的前景趋于破灭，并且也使叛乱长期所抱的胜利希望烟消云散。如同安庆绪，我们的史料对史朝义也不注意，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叛乱者在他的领导下有一段时期依然是强大的。直到进入762年相当长一段时期，境况才不利于他，并且又像安庆绪那样，他最后被他的一些高级军事将领的背叛所解决。现在正在为第四个首领效劳的这些人发现，保全个人性命的要求优先于效忠的要求。
762年阴历三月新帝代宗在长安登基，但他的继位对冲突的进程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可是他登基后随即颁布大赦，以重申肃宗的宽大政策，这对结束叛乱起了直接的作用。②叛乱的结束是突然来临的。可以确定战争最后阶段的日期从762年的初期或中期开始，但不论在那一年的初期力量对比可能发生了何种变化，政府的大捷和大量失地的收复都只是秋季攻势的结果。阴历九月，派往回纥可汗的使者发现，史朝义已在试图说服回纥人进行反唐的干预。唐帝就派曾以女儿嫁给可汗为妻的仆固怀恩前往回纥朝廷；仆固在那里说服可汗参加对史朝义的协同进攻。对朝廷来说，再次向回纥寻求军事援助的行动肯定是它经过六年连续的战争和内乱后在虚弱和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采取的一个措施。①
决战以阴历十一月叛乱者在洛阳城外的惨败告终。洛阳又被收复，然后同样遭到勤王军和回纥人的蹂躏和掠夺。史朝义在这次战斗中人马大量丧失使他处于严重的劣势。这次战败对他主要的战地将领的影响同样是重要的，因为尽管叛乱者在河北仍拥有重兵，但这时将领们相信他们的事业已经失败。他们一一背叛史朝义而向皇帝投顺。史朝义接连败北，最后被赶往河北的北面。当763年初期他抵达安禄山原来在范阳的根据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