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历史学对684至705年这一时期的态度可以用宋代史学家袁枢作为最鲜明的代表，他称它为“武韦之祸”。②前面已经提到这种说法的某些理由，很少近代的史学家会不同意这种说法适用于韦后的时代。但作为对武后统治时的描述，这就有欠公道了。

    首先，它忽视了她篡位前的成就的意义。武后掌权的中国，王朝通常不过延续两三代；通过应用并扩大控制和集权的手段，她成功地形成了有生命力的和长期持久的统一。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她尊重合法继承的威信；她的夺取皇位，从流血和破坏的角度来衡量，在所有的改朝换代中是最不激烈的一次。它把国家从更糟的境遇中拯救出来，当然，这点是可以争辩的。

    其次，袁枢的观点有严重的偏见。几乎与所有的传统历史学家的观点一样，它因与士大夫的看法和价值观完全一样而大为逊色。①对他来说，历史是说教的，他的目的是要使未来的统治者相信，武后对大臣们的专断是“灾难性”的。但是没有确切的证据能证明，在她统治的最后几年之前，政府受到她统治作风的危害。太宗官僚集团中特有的集体精神被破坏，但即使对这一批评也应抱保留态度。上层的官员被严厉地抑制，他们的特权也受到限制；但在低级官员中，他们的社会背景和地域背景比以往远为广泛，而且晋升的面也更大。在整个唐代，各种考试只提供了全部官僚集团中约10％的人，但只根据这一基数而低估它们的重要性则是错误的。它们——特别是进士考试——的威望是很高的，功名的取得正迅速变成取得最高官职的标准资格。②标志之一是，有功名的宰相的比率从高祖时的7％上升至太宗时的23％，上升至高宗和武后时的35％，上升至武周朝的40％。此外，科举制可作为一种重要象征。对一切有资格参加的人来说，特别对提供大部分中试者的低级贵族来说，它就是提高社会和经济地位的关键。①对高级贵族来说，它是保持他们地位的最重要的手段。它推动了这两个集团的官僚化和城市化，因此它在削弱它们以前那些地方的、离心倾向的特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最后，考试普遍地促进了文学和教育。准备考试的人远远多于通过考试的人，有资格当官的人远远多于当官的人，在686至689年期间，当时的魏玄同估计，有资格当官的人的十分之一成功地取得了官职。②这样，就留下了大批可用于地方一级教育和行政方面的尚无官守的候补者。

    武后统治的许多非儒家特征也有助于造成她在历史中的坏名声。经典的儒家哲学包括许多反对妇女参政的禁令和同样多的反对妇女篡位的禁令。武后之所以受谴责，不但是出于这些原因，而且还由于她溺爱佛教，延长服母丧的时间使之同于服父丧的时间以提高妇女的地位，和派男“新娘”前往突厥。她的扩张主义的对外政策同样是非儒家的。当时针对她的军事冒险所作的劝谏几乎无不提到经典中反对耗费国库民力的告诫，或是把所谓的“浮逃户”这类问题归咎于远征。这种意见有对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程度的夸大。近世的研究指出，为了逃避税役而躲避登记的家庭在武后时期只限于少数边缘地区，到以后几朝才扩大到中国内地。③另外，远征的军费必须比照不很明显的长期效益来衡量。国内经济的促进、技术和艺术的交流、贸易的增长和引导剩余精力向外发展等成就只是这些比照的几个方面。

    最后，必须记住，传统历史学家的种种评价很少注意群众的境况。在武后时期，府兵制负担较轻和远离外来入侵路线的农村地区是安定和繁荣的。①农村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