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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朝(690—705年)(2/2)

来俊臣去对付这些密谋者。正好来俊臣一直在等待这一机会,于是大搞扩大化,株连无辜。受害者“凡三十六家,皆海内名士……皆族诛之,亲党连坐流窜者千余人”。①朝廷又被猜疑和恐惧的气氛所笼罩。

    约在这时,同父异母弟兄张易之和张昌宗这两个重要人物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内容。这两个美貌青年“皆傅粉施朱,衣锦绣袍”,②靠与太平公主和被认为与武后本人通奸而得宠,从而平步青云。③虽然武后年约七十,但据史籍记载,她善自涂泽,以致“左右不觉其衰”。可能在这时使她长出新齿和新眉的自然精力和春药,增加了朝廷中关于他们关系性质的谣传的可信性。④张氏弟兄的权势迅速超越了一切;据说甚至武氏的子弟也“争执鞭辔”。⑤697年初期,武周朝廷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来俊臣和二张都为了自己的目的威胁其他官员;武后在考虑已用了870吨青铜的九鼎的镀金问题;而同时契丹则无阻拦地进入现在的北京地区。

    这时朝廷被默啜的新要求所震惊而要考虑现实了,他的要求是:割让单于大都护府和遣返以前在帝国内六个州定居的突厥人。在随之而来的朝廷的一次大辩论中,武后开始时倾向于李峤和田归道的“强硬路线”,但契丹的威胁迫使她支持绥靖派。①她勉强送给默啜大量贿赂,并答应皇族联姻,以期至少暂时使他得到满足。随着夏季的即将来临,她派两支大军(其中一支兵力20万)征讨契丹,这时形势发生了变化。只有很少中国人参加了叛乱;契丹的首领因一次外交的错误而与默啜疏远,而且他的基地也已断送给突厥人。这个消息传到了已与中国人交战的叛军那里;当非契丹族部落民哗变时,士气低落的军队崩溃了。那些在溃退中免遭杀戮的人逃到吐蕃人那里避难。契丹叛乱终于被平息,但这是在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和河北大部分遭到破坏的情况下取得的。

    武后的成功又使政治气氛缓和下来。来俊臣第一个消失,他的下台是自食其果。他权欲熏心,竟同时指控李氏和武氏两个皇室成员都在搞阴谋。太平公主的狡诈几乎不亚于她母亲,她领导被控者进行反指控,并且进行得如此妥善,以致武后最后被迫同意将来俊臣处决。整个京师为他的死而庆贺,甚至在暴民将他的尸体撕成碎块时,官员们就开始上报他的种种不公正的行为。武后终于相信,首先她承认自己已经受骗,诚恳地答应结束恐怖统治。这次她决意这样做,以狄仁杰和吉顼为首的大臣们迅速行动,立刻提出继位这一微妙问题。698年阴历三月,中宗及其韦后从他们的流放地被召至洛阳。武后已决定帝国将再次由李氏家族来继承。

    这一决定使武氏利益集团深为失望。据说武承嗣不久因懊恼而死,但不是在他目睹其子武延秀去与默啜之女结婚这一不光采的场面之前。正统的官员们惶惶不安地抗议,其中一个最直言不讳的官员说道,“自古未有中国亲王娶夷狄女者”。这个批评者张柬之被贬至遥远的边境区,直至704年才回来领导一次复辟政变。对武后来说,派侄孙前往突厥的行动证明是一次严重的失策。精明的默啜当时已认清武后无意答应他的几个主要要求,于是利用这个亲王的来临作为借口,以便用武力来实现这些要求。他以侮蔑性的公函对朝廷猛烈攻击,抱怨所收礼物的质量低劣,他嘲笑与武氏联姻的想法,因为他认为武氏是小姓,不如自己的门第。他最后说:“我突厥世受李氏恩,闻李氏尽灭,唯两儿在,我今将兵辅立之。”①698年秋,他率军沿契丹正西面的一条路线,穿过耗尽元气的河北入侵中国。武后设法唤起全帝国进行另一次大行动,征募了一支三部分组成的、估计达45万人的军队。当这次大军也不足以阻止机动的夷狄时,唯一的解决办法似乎只有征募更多的人。这次人民抵制了。连续的征兵总共只招到1000人,武后最后被迫打出王牌。在一片引人注意的吹擂声中,中宗被宣布为太子和河北几支军队的统帅。史籍可能夸大其词地记载说,五万人立刻响应这一号召,在同年阴历九月末,狄仁杰能够率领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开赴战场。随着军队的到达,默啜撤退了;他带着40万大军忙于为自己扩大在长城以北的草原上的势力。司马光黯然指出,“西北诸夷皆附之,甚有轻中国之心。”②在十年内,他控制了从满洲边境直至伊犁河流域的整个亚洲腹地。

    这正是死里逃生,但武后除了在河北和河南建立专门的常备军外,没有采取防止危机再发生的措施。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最明显的是,朝廷一致力求结束代价高昂的远征和干涉主义的对外政策,同时一致支持狄仁杰的“以夷制夷”的政策。其次,武后在699年初期的一场大病后,似乎满足于吃老本和享乐了。最后,边境的威胁开始迅速减少。当年夏季,吐蕃的幼王终于行使他的王权,对论族及其支持者进行打击并打败了他们,杀死了数千人。虽然内讧削弱了吐蕃人的力量,但他们在次年仍对中国大举进攻。这证明是一场灾难。唐休璟将军在六次大战中打败了他们,使他们溃不成军。武后然后命郭元振掌管陇右道的凉州这一战略中心,他与继任的唐休璟在那里干练地治理了十年,扩大和加固了中国的领土,赢得了吐蕃人的尊敬,并给这一地区带来了很大的繁荣。702年,吐蕃人恢复对中国的朝贡,并要求和亲。不久,吐蕃与它属下的民族的内部纠纷、幼王的死亡和七岁的统治者的登基,确保了又一个安定的时期。

    直到702年春季,中国才听到有关致力于建立对西突厥人统治的默啜的消息,当时他率领一支大军沿传统的突厥入侵路线侵入北都(即太原)的周围。正当组织反攻时,他又撤军;次年夏季,他要求将他女儿嫁给皇太子的一个儿子。这个要求当然被拒绝;但有迹象表明,对一个地位不重要的公主的婚姻是作了某种安排的。703年,中国人在托克玛克(碎叶)沦于西突厥人之手后被迫再度改组安西都护府。但默啜在鸣沙(今宁夏南部的中卫附近)最后一次大胜中国人后,不再在中国制造麻烦。他不断忙于对付其附属部落的起义,直到716年他在远征北拔野古人时死去为止。

    武周朝廷的最后几年被张氏兄弟所左右,也被官僚集团企图推翻他们的种种活动所支配。特别在700年狄仁杰死后,武后是如此迷恋她的两个面首,对他们真是有求必应。以前十分罕见的包庇和腐化当时变得很普遍,武后的名望也随之下降。699年,她为二张设置新的机构控鹤府,以使他们的地位合法化——鹤是道家仙人常用的交通工具。虽然设置的公开目的是提供有才华的文件草稿和文学作品汇编,但它很快就堕落为类似男性后宫的场所——如果朱敬则的奏疏可信的话。①到700年年中,它已变成了一个制造闹宴、赌博、酗酒、反常勾当和荒诞行径的丑闻的地方,又是以后几个世纪富有想象力的小说家们取得素材的富矿。武后尽管健康状况日趋不佳,却经常出席,虽然她越来越在京师外约60英里的三阳宫寻求更省力的娱乐。

    她没有采取约束这些宠幸小人的行动,甚至当关于他们卖官鬻爵的行径、浮华炫耀的生活作风以及灾难性的干政的怨言不绝于耳时也是如此。在受到整个官僚集团痛恨的情况下,二张竟然还疏远了武氏和李氏家族;对前者,他们主张让李氏成员继位,对后者,他们告发了中宗的两个子女,即他的长女和他与韦后所生的独生子,两人因批评二张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这也使二张失去了在他们的女皇保护人死后生存下来的唯一机会。与两个具有最高地位的家族中的一个联合也许可以拯救他们;但他们反而愚蠢地把自己孤立起来。

    这一家庭悲剧发生后不久,在701年冬季,武后返回长安,准备在那里住两年。史籍都未说明原因;也许这是出于健康的缘故。这更可能是象征性的迁移,打算表示帝国不久将重归于唐室。她在长安颁发文告,以终止所有反对她的叛乱者的危险处境,并且为有一个成员犯罪的家庭恢复已被剥夺的政治权利。迁移的最后一个目的可能是要减轻在洛阳积聚的反对她所宠幸的人的压力。最后一点,她失败了。

    二张的主要敌人是一个名魏元忠的直言不讳的元老政治家,在他多事的生涯中,他已经遭受多次关押和流放。他或是通过二张的奴仆,或是通过一个弟弟,或是直接向武后抱怨,曾经几次打击二张,并已随朝廷前往长安。二张正确地怀疑他的用心,当703年年中他们的女皇保护人患重病时,他们决定先对他进行打击。5000440_0325_0①他们无中生有地指控他主张武后退位;同年阴历九月,唐代最有名的一次审讯开始了。整个朝廷全力证明魏元忠无罪,但只有当后来成为玄宗最杰出的大臣之一的张说改变作伪证的主意时,指控才表明是绝对虚假的。

    但是武后决定压制正义和为她宠爱的人挽回面子,为此她把魏元忠和张说二人都发配到南方,这就使她威信扫地。这一如此不符合她性格的行动可能决定了她的命运。高级官员看到了二张权势炙手可热的程度,同时也认识到打倒他们的必要性,否则他们自己的命运就会被或真或假的临终遗诏所决定。有的官员走得更远。如果不能把专擅武后宠爱的两个可鄙的宠物打倒,那么武后本人必须下台。阴历十月初期,朝廷返回洛阳。

    在这时,武后最后显示了她的干劲,她通过放弃建造一座昂贵的佛像、撤换一批贪官和在岭南发生严重抗议后提高道的行政级别的为时已晚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她的衰退中的威望。但她的所作所为都不能掩盖二张的问题。她经常生病,只有二张能进入她的内寝,同时粗暴地打发一些失望的大臣们离开。在秋季,张昌宗在一次对他家族的几个次要成员受贿的指控中受到牵连,尽管他明显地有罪,却只处以轻微的罚金。朝廷再次为之震动;部分地为了进行安抚,武后把既忠于唐、又有声望又干练的张柬之提升为宰相。张此时已80岁,他的漫长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半失宠的情况下在京师外度过的,并且他策划倒武后的活动已进行了相当的时间。只有他最亲密的几个心腹才知道他的计划已进行得很顺利,而大部分官员继续把攻击予头针对二张,试图以合法手段把他们消灭。704年阴历十二月,他们指控张昌宗犯有叛国重罪,当连武后“控制”的法庭也不能开脱他时,她就采取了特恕的办法。反对派这时才认识到武力是唯一的出路。在705年正月后期,他们行动了。主要的密谋者张柬之、崔玄、敬晖、桓彦范和袁恕已把身不由己的中宗哄劝出东宫,并带了五百名御林军进入玄武门。①他们在庭院内遇见张氏弟兄,把他们就地处决。在他们进入皇宫前,披头散发和狂怒的武后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她迅速了解局势后,就以轻蔑的字眼对颤抖的儿子和其他密谋者讲话。然后她返回卧床,她半个世纪的权力到此结束。

    ① 《全唐文》,卷17第10页。 ②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1946年),第14页;重印于《陈寅恪先生论集》(台北,1971年),第120页以下。 ① 近来中国历史学家中发生了一次论战,从中反映了吴泽、袁英光和齐陈骏之间的分歧,砺波护的《隋之貌阅及唐初之食实封》(载《东方学报》〔京都〕,37〔1966年〕,第154—156页)对之进行了讨论。 ② 全汉升的《唐宋帝国与运河》(上海,1946年)详细讨论了这一问题。 ③ 《册府元龟》,卷486第33页。 ④ 《资治通鉴》,卷205第6478页。 ⑤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5页。 ⑥ 《资治通鉴》,卷204第6472页;菲茨杰拉德:《武后》,第137—138页。 ① 《旧唐书》,卷183第4727—4729页。武后在665和666年间已把其异母同胞弟兄及其子放逐。当时,其姐妹之子贺兰敏之被指定为其父封地的正式继承人。他在670年失宠和死去后,武后的异母弟兄武元爽之子武承嗣从岭南流放地召回代替贺兰敏之,为她父亲继续武家香烟。 ② 见《旧唐书》,卷183第4729页;《唐会要》,卷90第1639—1640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5第6491页。这件事很不寻常,因为受害者侯思止是来俊臣的一名亲密助手。 ④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3—6484页。 ① 见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4页以后。 ② 研究宰相制的最详尽的著作是周道济的《汉唐宰相制度》(台北,1963年)。 ① 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台北, 1974年),卷19第415—417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4页;《旧唐书》,卷87第285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第6544页。 ② 《资治通鉴》,卷211第6487—6488页。关于安西都护府,见大谷正直:《安西四镇的建立及其变迁》,载《白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1925年);伊濑仙太郎:《中国西域经营史研究》(东京,1955年),第190—204页及以后。 ① 这些礼仪在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33—134页)中作了描述。 ② 见镰田茂雄:《中国华严思想史研究》,第122页;S.温斯坦:《唐佛教形成时期帝王的庇护》,载芮沃寿和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1973年),第297—306页。 ③ 《文献通考》,卷29第272页。 ④ 《臣轨》见于《丛书集成》卷893。 ① 见唐长孺:《关于武则天统治末年的浮逃户》,载《历史研究》, 6(1961年),第90—95页;内藤乾吉:《西域发见的唐代官文书研究》,载《西域文化研究》,3(1960年),转载于他的《中国法制史考证》(东京,1963年),第223—345页。 ① 见崔瑞德:《对商业课税的一种儒家观点:703年的崔融奏疏》,载《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报》,36.2(1973年),第429—445页。 ② 关于默啜,见勒内·吉罗:《突厥帝国:骨咄罗、黜啜和默棘连诸汗(680—734年)的统治》(巴黎,1960年),特别是第49页以后;勒纳·格罗塞:《草原帝国》(巴黎, 1948年),第155—158页;诺亚米·沃尔福德的英译本,第107—110页。 ③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9页。 ④ 《旧唐书》,卷199下第5350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5第6505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5第6510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第6513页。 ② 《旧唐书》,卷78第7页。 ③ 关于张氏兄弟的传记,见《旧唐书》,卷78第2706—2708页;《新唐书》,卷104第4014—4016页。 ④ 《资治通鉴》,卷205第6487页;卷206第6539页。武后与张氏弟兄之间关系的确切性质在同时代的史料中叙述也不完全明确。但《旧唐书》(卷78第2706—2707页)所引朱敬则的奏议清楚地说明这种关系是公开的丑闻。 ⑤ 《旧唐书》,卷78第2706页;《资治通鉴》,卷206第6514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第6516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0—6531页。 ②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5页。 ① 《资治通鉴》,卷206第6538、6546—6547页;《旧唐书》,卷78第2706—2707页。其名称可能来自武后的信念,即张昌宗是再生的王子晋(即王子乔),后者是道教的神仙,据说他骑白鹤升天。 ① 对魏元忠审讯的主要记述载《资治通鉴》,卷207第6563页以后。菲茨杰拉德的《武后》(第174—177页)有英译文。更详细的情况见各参与者的传记。 ① 这支可追溯至唐朝初期的部队在622年已被名为御林军;见《唐六典》,卷25第20页;戴何都:《<新唐书>百官志、兵志译注》,第556、833—835页。它的成员一般与皇帝有某种私人关系;从他们的社会排他性看,卫士们似乎已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政治觉悟。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39页以后,再版本第143页以后)提出在玄宗以前他们为什么是每次政变的决定性因素的种种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