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中国隋唐史 - 正文武后的兴起

孙无忌不和的中书舍人李义府正要被流放到四川担任小官；为了使自己免于流放，他狡猾地伺机奏请皇帝贬黜王皇后而以武曌代替她。李义府因此得到赦免并在中书省得到提升，武曌的其他支持者也公开站出来支持她当皇后。他们之中有礼部尚书许敬宗（592—672年）。

    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另两位刚升为大臣的中书令来济和门下侍中韩瑗也持同样态度；来济和韩瑗都已在653年升为宰相。在其他自高宗继位初期就当上宰相的人中，只有尚书省仆射于志宁不反对废后。唯一鼓励皇帝废后的资深大臣是李世，他认为立何人为后是皇帝的家庭问题，外人没必要过问。老臣李世曾在高祖和太宗两朝任司空，643年以来即为宰相，他对百姓，特别是对东北平原的军人有巨大影响，他的介入无疑使朝廷的力量对比偏向武曌一边。①

    这一转折点使高宗兴奋，他命令许敬宗当朝宣称：“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②皇帝为了强调他对武曌的反对者的不满，他远谪褚遂良为今日湖南某州的都督。

    655年阴历十月，朝廷下诏指控王皇后和萧淑妃阴谋毒杀皇帝。因此她们被贬为平民，其家庭成员被剥夺了一切职衔，并被流放到瘴疠之地的岭南。当月十九日，武曌正式被立为后，③第二年元旦，她的位置因己子李弘（652—675年）取代了由王皇后提议立为太子的李忠而得到最后的巩固。④为了宣布王朝政策已发生重大变化，朝廷改元“显庆”。

    关于高宗时期朝廷分成支持与反对武曌的两派，已有人提出几种解释。近代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对立的派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按照他的理论，李唐家族从6世纪初期兴起之时便与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即所谓“关陇集团”）建立婚姻纽带，这些家族自西魏以来已在北方成为统治阶级的核心。“关陇集团”内部的复杂的婚姻关系已组成了一个忠于皇室的关系网；当高宗试图废掉这个贵族集团成员之一的王皇后而代之以该集团以外的武曌时，这个关系网就显露出来了。按照陈寅恪的观点，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和来济之反对武曌，是由于他们都是关陇集团成员。而武曌的支持者像李世等人，则都出身于其他地区。他们大多来自东北平原，很多人进入官场是通过科举制度，而不是凭借贵族的世袭特权。他们是陈寅恪称之为“山东集团”的成员。按照这种论点，王皇后和武曌之间的争夺就不仅仅是宫廷内部之争，而是反映了两个政治精英集团（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之间夺取最高权力的政治斗争。①

    后来许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从已树立牢固势力的贵族统治阶级与5世纪末实行均田制后产生的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权力争夺的角度，来看待有关立武曌为后的冲突。他们坚持，到高宗时期，通过均田制和巧取豪夺两种手段，已有大量的土地易主，以致产生了一个要求能进入官僚阶层的独立的地主阶级。唯一能使他们达到目的的手段是科举制度，虽然应考者人数过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宣称，武曌的低贱出身导致她反对贵族而去支持新兴地主阶级和商人的掌权要求。这些人当然反过来也支持武曌。②

    上面说过，关于武曌真正出身的证据使这两种论点非常值得怀疑，因为这两种论点的依据都是对当时社会过分简单化的认识。不论是拥武派或是反武派的成分，都不像它们所假设的那样纯而又纯。事实上，双方成员的籍贯和社会背景相当复杂多样。例如，武曌的支持者李义府出身于极西的四川地区，既不是东北，也不是山东。同样，王皇后的支持者来济是中举的士子，而武曌的党羽李世则出身于门阀世族。①

    事实上，这种地区因素很可能远不如纯粹个人的或政治上的合作那么重要。除了李世，武曌的支持者在高宗的政府里只是中级官员，而王皇后的支持者却都盘踞要津，拥有实权。从这个角度看，关于拥立武曌的斗争可以看成是那些已掌权的、要保持政治现状以维护既得利益的人与那些把拥立武曌当作自己升迁手段的人之间的斗争。武曌是否打算提高某个权利集团的利益是十分可疑的，更不可能按照某个经济上的阶级的利益行事，因为很清楚，她认为自己本来就是最高层贵族的成员。倒不如这样认为，她利用了一群有野心的中级官员的不满情绪和抱负来帮助她取得权力，后来则报答了他们的支持。只要这些个别人对她不再有用处，她就会马上弃之如敝屣，贬黜他们，甚至毫不犹豫地处死他们。

    ① 《资治通鉴》，卷199第6259—6260页；《旧唐书》，卷69第2524页；《新唐书》，卷94第3837页。 ① 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京都，1970年），第307页；《全唐文》，卷249第7—8页；李峤：《攀龙台碑》，载《全唐文》，卷249第7—8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5第6134—6135页；《全唐文》，卷249第1—17页；《文苑英华》，卷875第1页以后。关于武曌与高宗的关系见R.W.L.吉索：《唐代武则天皇后之生平及时代》，未发表博士论文，牛津，1975年。 ① 《全唐文》，卷199第1—2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9第6284页。 ③ 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313—335页。 ④ 李树桐：《唐史考辨》（台北，1965年），第311—313页；郭沫若：《武则天》（北京，1962年），第123页。 ① 《资治通鉴》，卷199第6285、6288页。 ① 陈寅恪：《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载《岭南学报》，12（1956年），第7—8页。 ② 《资治通鉴》，卷199第6292页。 ③ 《唐会要》，卷3第27页；《全唐文》，卷11第25页。 ④ 《唐会要》，卷4第41页；《旧唐书》，卷86第2824、2828页；《唐大诏令集》，卷27第93页；卷28第98页；《文苑英华》，卷443第8页；《全唐文》，卷12第2页。 ① 陈寅恪：《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载《历史研究》， 1（1954年），第35—51页。 ② 胡如雷：《论武曌的社会基础》，载《历史研究》，1（1955年），第85—96页；横田繁：《武后政权成立的前提》，载《东洋史研究》，14.4（1956年），第25—46页。 ① 松井秀一：《围绕拥立武后的问题》，载《北大史学》，11（1966年），第1—6页；松井秀一：《唐代前期的贵族》，载《历史教育》， 14.5（1966年），第41—42页。

武后的兴起（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