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针对它们的籍贯——不管怎么说，这样家族中的大多数已经逐渐形成一批京畿的社会精英——而是针对它们的自高自大，排斥别人和自以为他们的氏族高于皇族等表现。没有确凿的事实说明太宗对这个小小的——虽然是极有势力和影响的——集团的反感竟然发展到针对以此地区为其传统势力基地的所有人们的程度。

    最后，事实不仅清楚地表明，以前的西北贵族在太宗时代已经失去了他们在朝廷的绝对优势，高级官僚来自全国各地；而且它还清楚地表明，高官的籍贯和地区性集团在制定政策时都没有起重要作用。在许多问题上意见的尖锐对立都不是由于有关高官们的籍贯不同；的确，在某些与东部诸道有关的问题上，东北部出身的大官的主张反而不利于他们的故乡。但也很显然，太宗非常了解这种地区性集团的严重性。他委任高官的方式表现了对这个问题的警觉；他似乎有意避免实行针对任何特定地区的政策。

    但是，这种地区利益看来并没有给任何长久的政治分化提供基础，也没有产生地区性派系。③在太宗在位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任何政治问题曾把朝廷分裂成长期的派系集团；相反，这时期的政治界线并不泾渭分明，政治上的效忠很不固定，而且基本上是因人而异的。只是在643年随着继位问题产生的尖锐分歧才使宗派主义表面化了。但即使如此，直到太宗晚年它依然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没有严重干扰政治的进程。

    ① 浦立本：《安禄山之乱的背景》（伦敦，1955年），第75—78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重庆，1944年），第19页以下；谷霁光：《安史乱前之河北道》，载《燕京学报》，19（1936年），第197—209页。 ② 见下文；杜洽：《唐代府兵考》，载《史学年报》，31（1939年），第142—158页；菊池英夫：《关于唐折冲府分布问题的一个解释》，载《东洋史研究》，27.2（1968年）。 ③ 见布目潮风：《隋唐史研究》，第114—115页之表。 ① 《资治通鉴》，卷191第6004页。 ② H.J.韦克斯勒：《初唐政府中的宗派主义》，收于芮沃寿和崔瑞德合编：《对唐代的透视》（纽黑文， 1973年），第87—120页。 ③ 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情况，见上引文章。